曾听吴先生提起，从小就很尊敬老师，也一直很希望子女们有人可以当老师，对于有女婿林凯南医师在台大医院务并任教台大医学院，感到非常高兴。因此，吴先生一向非常关心教育。多年来，捐助台大从事医学研究、学术研讨、学生社团活 动，不计其数，而台湾大学学术发展基金会的创立，也是在吴先生的赞助下完成的，他说，这样做是因为“台大是台湾最大的学府，培养的人才最多，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最大。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所以为国家培养人才出一点力，我认为是应该的”。

1996年，吴先生夫妇庆祝八十大寿及钻石婚。有一天，吴先生的几位公子昭男、贞良、亮宏、春甫、英辰及女婿林凯南医师，由吴丰山先生陪同，到台湾大学来见我，表达为祝贺吴先生八十大寿，希望捐建建筑物予台大供学校师生同仁使用之意，这项突如其来的奉献，令我至为兴奋与感动，立即交付总务处进行 规划、规划期间，吴丰山先生数度主动来电探询台大的决定，及至规划草图完成 后，吴尊贤先生还出面宴请台大几位相关同仁。席间，吴先生说：“从过去跟孙震校长接触的经验，知道学界的人都羞于开口向人要钱，因此交代周遭的人，要主动联系，不要让对方有所为难。”吴先生如此谦虚的态度，以及对学术界的尊重 ，令台大同仁们印象深刻，也极为感佩，而此种慷慨付出又事事体贴、处处为人着想的作法，更表现出吴先生助人行善、仁爱慈悲的伟大胸怀。

台大已将吴先生捐建的大楼规划做为同仁、师生联谊、团体聚会、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并命名为“尊贤馆”，以示对吴先生的感谢与尊敬。其实，对台大的捐 助仅仅是吴先生助人行善回馈社会，许许多多善行中的一部份，透过文教公益基 金会推动的慈善工作，除了前述“劝世文句”之外，尚有捐款救灾、举办爱心奖、赞助学术研究、提供青年奖学金、赞助社团活动等等，对改善社会风气、净化人心、提升生活质量，具有广泛而深远之影响。

台湾近几十年来，工商进步、经济发达，造就了不少成功的企业家，但是能够在事业成功之后，真正做到“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把自己的幸福分给那些需要的人，使我们个人有限的幸福，能够扩展到最大的范围，产生最大的影响”的并不太多。而吴尊贤先生则是最当之无愧的一位，我认为这样的企业家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向你报告，依中国的岁数，我已经八十二岁了。 嗯！哈哈哈！”一句非常亲切、口语的开场话。感觉上就像是隔壁家“欧吉桑”对子侄辈的一番俏皮话。你说这是有乡土味、或是随和都好，但他在无形中就拉近了与之对话者的距离，使人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对长辈的孺慕之情，讲话也开始忘了矜持。这就是我眼中见到的环球水泥、坤庆纺织等企业创办人，现任万通银行董事长与吴尊贤文教公益基金会创办人——吴尊贤先生。企业界惯常称吴先生为“台南帮大老”。

在70多岁时，交卸了众多企业的经营棒子之后，吴尊贤先生开始投注更多心力在社会公益与文教工作。透过在1981年成立的吴尊贤文教公益基金会，吴先生奖助了许许多多的优秀社会菁英，为端正社会风气作出了极有意义的贡献。而吴先生对于台大的关心和厚爱，更是台大人不能不感佩的一件事。十几年来，吴先生透过所属基金会的运作，经常捐助学术奖助基金给台大。自前台大孙震校长提出“台大校园发展基金会”构想以来，吴尊贤文教公益基金会捐助台大的款项，已累计达四千多万元。

吴尊贤敲定了二月二十二日（周六）前去访谈，当天上午九时匆匆地赶到忠孝东路、基隆路口一栋气宇轩昂的大厦，搭电梯直抵九楼的吴尊贤文教公益基金会。在基金会人员引领下，我在基金会的办公室访问了吴尊贤先生。吴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怎么与想象中完全不同。来进行访谈前，我曾阅读过一些相关数据，本来以为他老人家的身体不好，访谈时间最好不要太长。但是，眼前这位红光满面、颀长健硕的长者，看起来绝不像是一个受糖尿病困扰达四十多载的人；事实上，吴老先生身体之硬朗、背脊挺直的程度，令人看不出是已达八旬高龄的人。第一次跟他见面的人，或许还会以为他只有六十多岁哪！

见面握手第一句话，吴尊贤先生即以台语探询：“兜位郎？”那种寒暄方式，就好像是一位长辈在问你“呷饱没？”，给人一种乡土亲切感。待笔者告诉他是客家人时，他为了不增加笔者听力上的负担，很体贴地尽量以国语交谈。吴先生数十年来事业经营成功，宁不说与其待人热诚、个性直接、不拐弯抹角、与人充份合作的信心攸关！

“我没有什么！我老实向你报告。我只是很勤、很俭。勤俭诚信是成功很重要的事。我自己是非常平凡的人，只是非常的敬业，工作时间相当长，无论什么事，我都希望能做好，勤俭诚信做人，稳健踏实做事，与股东及同事共存共荣，互相照顾，如此而已！”说起话来，不时舞动手势，说到兴起时还会抬起脚来。吴尊贤先生简短一段话点出了他的处事经营哲学。他强调敬业踏实，凡事接下手来做，都是全力以赴。例如，吴先生提到，当1988年政府发表将开放新银行的设立时，台南帮成员公推他出来筹组万通银行，他当时虽已退休多年，但还是义不容辞的出来主持其事。“答应了就拼命去做，真是拼命啊！有记录的会议三十多次，我没有一次迟到早退过。要办嘛！就要办到零缺点。办得好，我减寿都可以！”

由于这一种干劲，吴尊贤先生很容易博取事业合伙人的信任，企业集团也就愈来愈大。除了勤俭诚信的做人原则外，吴先生认为，运气也是成就他庞大企业体的要素之一。“像SONY、陈茂榜先生这么多朋友他不去找，就来找我，结果赚了钱，我也就享受到了。而福特六和、中国信托也都是他们来找我的。”虽然他谦逊地表示，这是他运气好、受到了朋友的关爱，但无庸讳言，其做人、做事的成功，绝对是他的合伙事业得以克竟其功最大的因素。

吴尊贤先生与台大有非常深的渊源。“不单是学校方面，在医疗方面我受到台大的照顾都很多。”吴先生的次子吴贞良毕业于台大化工系，三子亮宏毕业于台大经济系，女婿林凯南则为台大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此外，目前尚有二位孙子在台大就读，亲戚朋友中也有多位曾经、或正受教于台大。而吴先生本人则自四十多岁时罹患糖尿病以来，就一直是台大医院常客。

“我受台大医院大夫及工作人员很多很大的照顾，心中非常的感谢。”提起这段病史，吴尊贤先生仍不改其认真行事的本性，语态轻松的表示，他每天作习正常。就算有应酬，也是每天九点钟就寝，早上五点起床在屋内走路运动，打针。他与医生配合度之高，还曾博得台大医院戴东原院长夸奖，说要颁发“模范病人”奖状给他。

吴尊贤先生捐款给台大，说来也有段趣闻。“台大是台湾最大的学府，培养的人才最多，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最大。国家建设非常需要人才，所以，为国家培养人才出一点力，我认为是应该的。”吴尊贤先生透露，早在孙震校长有意成立“台大校园发展基金会”准备邀集十位企业家，共同募集一亿元资金时，就曾对其提及此构想，也获慨允。“可是嘛！孙校长为人太客气了，一直想找齐十位捐助者，结果这一拖就是二年多，我年年编预算等他，一直到李国鼎先生获得英国剑桥大学荣誉院士，我在国宾饭店设宴庆祝。孙校长在搭电梯离开时才又开口问我要这个基金会的钱。我说，唉呀！这个钱等你好久了。第二天，我就把支票送过去了。”这段谈话充分体现出，吴尊贤先生重然诺、性情中人的个性。天下竟然有这等“追着给钱”的大好人！

天性平和、修为到家、与人为善、乐天知命，大概是吴尊贤先生老来最大的福泽。据吴先生周围的人表示，吴老先生这些年来无论高不高兴，脸上都是笑笑的。凡事达观，大概是其心境保持乐观、身体保持健康的主要原因。辛劳了大半生，吴尊贤先生这些年来，最关心的是基金会的运作，因此，差不多每天都会到基金会，继续为推动社会公益，改善社会风气而努力。

《吴尊贤回忆录——一位慈善企业家的成功哲学》摘录部分

第1章 我的家庭

我拥有两对祖父母，两对外祖父母，和两对父母亲，与一般人比较起来，受了更多的照顾，真是一大幸事。

出生

我生于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亥时），出生地是日据时代的台南州北门郡学甲庄中洲五三四番地新头港仔（俗称东埔）。民国三十四年，台湾光复重归祖国怀抱后，改为台南县学甲乡头港村新头港仔十四号。1968年2月2日学甲乡升格为学甲镇，改为头港里新头港仔十四号。祖籍是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二十三都水头乡。

过房给伯父抚养

我的生父克读公，号东湖渔人，出生于旧头港仔，后随我的祖父母及伯祖父母等举家迁居于新头港仔，生母吴陈氏勤出生于学甲。我排行第二，胞兄修齐，胞弟俊杰、俊升，胞妹素娥、金枣。

我的养父克章公（以下称父亲）是我生父克读公的胞兄，养母吴蔡氏笑（以下称母亲）出生于学甲乡顶溪洲北之崩埤。父母连生四女而无男儿。在我出生之时，母亲亦有孕在身，因此我的祖父母及生父母、父母等商量，决定如母亲所生者仍是女孩的话，则要将我过房给父母亲（也就是伯我的父母亲）抚养。结果母亲第五胎所生者仍是女孩，所以我就过房给父母亲，而将母亲的第五胎女儿吴氏限送给学甲乡过港仔的人为养女，因此自我懂事以后，常感觉对不起她（吴氏限）。父母亲在我过房后再生二女，所生之女儿计七人，依序为长女桃、次女禅、三女杞、四女出生后夭折、五女限、六女梅、七女月里。

我的养祖父吴泉公（以下称祖父），养祖母吴郭氏美（以下称祖母），生有四男二女，依序男为克章公、克读公、章信公、章兴公，女为对、即克章公享年七十一岁、克读公享年五十九岁，均在台南市仙逝。章信公于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立之国语学校师范部毕业后，在学甲公学校执教时生病，虽然家人求神托佛及延医诊治，终归无效，而在新头港仔病逝。当时我尚在稚年，对他了解不多，年事稍长后，常听生父母、父母亲及村里长辈、学校老师称赞他是一位真正的天才儿童，他们说：“章信公读书过目不忘，算术不教自通，书画均佳，在校均名列第一，且对长辈及亲友极为尊敬和友善。他的早逝实在是吴家一大损失，也是国家社会的损失。”

屘叔章兴公在族里排行第九，所以我们称他九叔，连外人也称他九叔公，是他们兄弟中尚健在的一位。他个性极为达观，四十多岁即不再干预实务，将所有的事都交给儿子文财、文雄、文德三人去管理，他们均学有专长，颇有成就。如今九叔公虽已届八十七岁高龄，身体依旧非常硬朗，能吃、能睡、能走动，还能到世界各地去观光，可谓享尽人间清福。

三姑母名对（在其姊妹排行老大，但在族里排行第三，所以我们称她三姑），如今也已有九十九岁的高龄，但健康情形仍很好，记性亦佳，到现在还能记得很多亲友的电话号码。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大概是在六十多岁时信教的，信教以后才开始学习罗马字的闽南语白话文，因她非常聪明，所以很快就会念这种文字的圣经圣诗、写信等等。她也是林商号合板公司创办人林自西先生和坤庆纺织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金台先生的岳母。其子蔡耀辉先生、蔡松城先生在工商界也都很有成就。是以她现在是无忧无虑的享受人生，也值得我们为她祝福。

为儿媳改信教的四姑母

四姑母名即（亲姊妹中排行第二，但在族里排行第四），婚后不久，丈夫就去世，留给她一个遗腹子，以后很多人劝她再嫁，她都不肯，决心守寡，抚养其子庄新楼表兄成人，庄家大小对她都非常尊敬。她们家里人口众多，大家生活在一起，难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每次一发生问题，只要四姑母出面劝解，就能化干戈为玉帛，真不简单。四姑母只有表兄庄新楼先生一个儿子。后来，表兄的三伯父庄谅先生特将他的三男庄升如先生送给她抚养。因此，四姑母就拥有了二个儿子，我也增加了一个表弟。她对庄升如先生也确实视如己出的爱之、育之。由于她教子有方，两个儿子都很有成就，邻里都极称赞她的妇德，当时北门郡守更曾经颁赐“贞节褒章”给她。

四姑母与三姑母同样都非常聪明，年轻时健康情形也不错，但由于婚后不久丧夫的打击，健康受损，五十多岁时就体弱多病。她本来与家里的人都是既信佛亦信道的，去世前二、三个月某一天，她叫儿子和媳妇到床前说：“我经再三考虑的结果，决定改信基督教，去世后希望你们能按基督教的仪式处理后事。”其儿媳当然照办，并即去教会请牧师前来为她洗礼。据说在四姑母宣布此事之后，有人问她：“你为什么做此决定？”她回答：“我多年来体弱多病，儿媳们日夜侍奉汤药，已使他们受尽辛苦，如按照家族惯例，我死后家人一定要替我做几旬、做司公，以及其它种种法事，要忙碌不少日子，我想儿媳们已经筋疲力竭，恐怕会吃不消。他们在我生前受苦，我不忍心看他们在我死后再受苦，我知道基督教对于办理丧事比我们家族惯例省事得多，所以我决定这么做。希望不要将此事告诉我的儿媳，以免他们难过。”

四姑母这个决定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相当的不容易。对四姑母这种勇气，我非常敬佩，也认为相当的伟大。谨祝福四姑母在天之灵永息，因为她的儿孙都不辱教诲，卓然有成。

新楼表兄因与我同年，儿时常在一起游戏，又曾经是学甲公学校高等科的同班同学。后来我们组织新和兴电子公司时，我任董事长，他任总经理共事多年，在其它事业方面也都有共同投资关系。

升如表弟在我读学甲高等科一年级时，他是普通科四年级的同学。他高等科毕业后不久即到台南新和兴布行帮忙，以后就一直一起投资各项事业，共事数十年，差不多天天见面，所以我和这两位表兄弟实在是亲如兄弟。升如表弟夫妇在1968年8月曾经和我们夫妇同游欧、美、日等地达九十天之长。

可惜，升如表弟于1975年3月29日，因呼吸器官及肝脏病，逝于台大医院；新楼表兄则于1986年8月13日，因心脏衰竭，逝于林口长庚医院。他们之仙逝，都使我极为悲悼，久久不能平静。惟两位表兄弟的后裔都能努力向上，规矩做人，认真做事，很有成就，殊堪告慰，愿两位在天之灵安息吧！

我必须在此特别一提的是，我的祖父泉公因其胞兄昆仑公子女均无，所以将次男克读公出嗣给他为过房子，而克章公又只生七女而无男儿，故将我给克章公为过房子，对我的祖父泉公来说，是送一个儿子出去，要一个孙儿回来，也因此我拥有两对祖父母，两对外祖父母和两对父母亲，与一般人比较起来，受了更多的照顾，真是一大幸事。

祖父母

祖父吴泉公去世的时候，我仅四岁，所以对他的印象很浅，所知极为有限，只记得他身材瘦长、皮肤略白。据说他曾经学武，有相当好的功夫，也有些学问，所以曾经在盐水港的鱼行当账房。

祖母吴郭氏美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去世。从我出生到我去台南市当学徒的期间，都和祖母在一起生活，尤其是祖父去世后不久，我就一直跟她睡在一起，对她的印象很深。她非常疼我，我也很敬爱她。祖母人很文静，从来未曾看过她生气。但因身体不壮，又缠了“三寸金莲”，所以很少到田里工作，通常都是留在家里看家。不过由于祖父早逝，家中的大小事情都要她和我的父亲管理，所以她的任务也是相当的繁重。

民国二十年我十六岁那年，她病得很重，我请假回家照顾她，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她不能起床，所服用的西药很苦，都要用一种叫Oblate的薄膜包起来送进她的口里，再将温水倒入口中才能吞得下去。因为我包药细心，每次都没有将薄膜弄破，她非常的满意，这些工作都由我包办，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服侍祖母的机会。

经过医生的打针和服药，祖母的病况颇有起色，我就再到台南工作，大约经过一个月，有一天接到家里通知说祖母病况转坏，我再请假赶回家，一进她房里就蹲在她床前叫了一声：“阿妈！我回来了。”只见她睁开眼看着我，好像要说什么，但是有气无力说不出来，就这样很安静的离开这个世界，时为民国二十年六月六日。我是她的大孙，她临终时可能要对我说些什么，因为我回家太慢，以致无法听到她最后的吩咐，使我永远感到万分的遗憾。

父母恩亲

有关生父克读公，生母吴陈氏勤的生平，胞兄修齐在“纪念双亲逝世卅周年创立慈善奖学基金会缘起”中（详附录）已记述甚详，不再赘述。现在我简要的记叙父母亲（即养父母）的生平如下：

父亲克章公，出生于民前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他所受的教育没有生父克读公那样多，尤其是没有进过日式的公学校，所以日文完全不通。他以务农及经营小型养鱼池为业，聪明伶俐，性极俭朴慈善，事亲至孝，除抽烟外别无不良嗜好。工作非常认真，做事很谨慎又很有计划，任何事情都能够事先安排，依计划进行，少有错误。由于祖父早逝（时父亲年卅五岁），一家重任都由他和祖母承担，可谓相当辛苦。

父母亲对我的疼爱真是无微不至胜于己出，对我的学业并不苛求，但对我的健康则非常重视，实在是亲恩浩大无垠。父亲在夏季每天下田工作都比邻居早得多，他到了田里天刚亮，正好开始工作；十点多十一点钟天气炎热时，他又比邻居早一点带着家人回家；下午比较晚出门，做到天黑才回来。这样做可以减少受天气炎热的苦，依现在经营企业来说，是很好的经营管理。这种道理大家都知道，只是很多邻居早上贪睡，爬不起来。而父亲是天天如此，绝不误时。中午回家吃饭休息时，有很多邻居都不洗脚就上床躺着，将脚伸到床外，但是父亲很喜欢干净，每天中午回家一定先洗好脚才吃饭，这种事情说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在当时乡下用水非常不便的环境之下，做起来并不容易。

我们故乡的田地贫瘠，盐分又高，而且当时的水利很差，既乏灌溉设施，排水系统也不好，以致水稻播种以后常因干旱或浸水而枯萎，不得已要重新播种。最惨的是快到收成的时候，却遇台风来袭，稻作被打得一乾二净或受水浸发芽，一夜间前功尽弃。栽种蕃薯（地瓜），则有时遇霜冻萎，有时即收成时又遇梅雨不停而腐烂，有时虽已收成，但加工成蕃薯签后，如阴雨不停，不能晒干，或正在曝晒中遇雨淋湿，也是损失惨重。故乡农民之困苦确实是一言难尽。

水利和地理影响产业很大，水利好的地方，第一季水稻都在台风期来临前就能收成，第二季的收成都在台风期过后，免受台风之损害。故乡当时因水利太差，既无灌溉用水，排水设施也极不佳，以致农民工作量多而收获少，村里大部份人的生活都非常贫苦。我家除了耕田以外，还有些养鱼可以增加一点收入，但是养鱼池也与稻田一样，常因洪水冲坏堤岸而使鱼儿流失，实际上收益不多，不过聊胜于无，多少有些帮助，所以我家在村上还可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小贫之家。

说到台风，就想到每次到了台风季节，父亲凭经验、气候（那个时候没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可做台风警报），推定将有台风来袭。就马上在房子前后，将木桩打进地下，然后搬出大绳索将房子捆住，以防台风将房子吹倒或将房顶所盖的茅草吹掉，为这些防台工作忙得团团转，实在太辛苦了，不过也因为他能够未雨绸缪，所以每当台风来袭时，都能够将损害减低至最小程序。父亲末曾做过生意，如让他生意，我想一定是一位善于经营管理的好手。

九叔公章兴公比父亲小了十五岁，他成人以后对耕田工作没有兴趣，就到盐水镇去学制马车（农民用的四轮牛车，当时都称马车）。学会以后，得到父亲的同意，在盐水镇开了一家马车店，祖母有时候也住在马车店。因此暑假的时候，父亲也经常带我和胞兄修齐一起到马车店去住几天，陪陪祖母，看看制马车的师传工作，这几天才可说是真正快乐的暑假，因为在故乡的话，差不多每天都要到田里去工作，只能吃蕃薯签干，在马车店不但不要到田里工作，还可以吃到白米饭，实在太快乐了。

父亲从小一直是在故乡管理祖业，到了五十三岁，我们开了新和兴布行后三年，才将故乡的耕地和养鱼池全部出租给邻居，举家迁到台南居住。从此不管实务，过着清闲的日子，每天除了散步以外就是找朋友谈天，替乡下的亲戚朋友的小孩找工作，有时候也替他们做不收红包的媒人，经其介绍而得到工作的人很多，经他做媒成亲的也不少；例如候仙助和庄素月，吴金台和蔡创楣，吴振良和候月英，候钖荣和林人好，吴江进和陈玉秀，杨宗义和庄秀雀等皆是，每一对的家庭都很美满。同时父亲对贫困的人也常量力资助。其“助人为快乐之本”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精神，深受大家的称赞和敬重。

由于1950年台北新和兴行成立，由我负责经营，是以决定全家迁往台北，本来父母亲亦当一起迁居，但因父母亲认为当台北亲友甚少，台南则亲友很多比较不会无聊，而且当时长男（昭男）次男（贞良）均在台南一中念书，不能随便转学，父母亲认为应由他们留在台南照顾二个孙儿，所以没有一迁徙而继续住在台南广尊里。父亲的健康本来就很好，而且因我与内人结婚后接二连三的生下男孩，所以他的心情更见轻松，一再对亲友表示，对他的老境感到很满足，因此健康更加良好。不料到了七十岁的时候，突生咳嗽病，经几位医生诊治，仍未见效。他不喜欢住院，我就回台南一直陪着他，做些护士要做的工作，例如定时量体温、查看大小便的情形、咳嗽及吃东西的情等等，将它记录下来向医报告，做为诊治的参考，后来台南的蔡瑞洋大夫特别为我们由台北请来台大杨思标教授（曾任台大医学院院长及台大附属病院院长，是呼吸器官科的权威），到台南为父亲诊疗，蔡大夫要我将病况及一切情形向杨教授报告，杨教授听我报告后就问蔡大夫说：“他（指我）是我们同行？”蔡大夫半开玩笑替我吹牛说：“不是，但是比较差的大夫可能会被他考倒。”这是当时的插曲。杨教授离开父亲的病床后告诉我说：“可能是肺癌，痊愈大概不可能。只能尽加加以控制而已。”以后蔡大夫每天尽他之所能给父亲打针医治，医治一段时间，病况平平。

父亲到了七十一岁时，病况渐重，家里的人都尽最大的力量日夜轮流看护，也曾经输过几次血，可惜于事无补，亲戚朋友来探病者每日都很多，父亲很平静，一再对亲戚朋友说：“死，这条路每个人早晚都要走的，我自己感觉这一生，尤其是晚年，很幸福满足，一点都无牵挂，只望儿孙能平安规矩做人就好。”父亲这些话，想必是肺腑之言。又过不久，在他七十一岁的秋天，我们都在旁边，父亲没有说一句话，安详的离开了这个世间。我们内心非常悲痛，但是对父亲临终时视死如归的表现，实在是敬佩万分。时为1955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二日）下午九点，于台南市广尊里打铜街。1955年11月23日（农历十月十日），我们在台南市葬仪堂为父亲举行告别式，安葬于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旁，与生父母之墓为邻，后来因台南市政府在其墓前及墓后皆开辟道路，故于1986年3月29日（农历二月二十日）将遣骨移奉于父亲自己所建的新头港草湖山祖塔。

父亲生前常以“勤可补拙，俭可养廉”及“勤有功、戏无益”等语勉我，且他自己亦身体力行，对我为人处事影响极大。

父亲不仅注重勤俭，而且对敬祖先之事既重视又热心，每年都要多次回乡祭拜。1952年秋，父亲将我们的故居改建，工事进行中他都要与母亲住在故乡监工并于1954年秋，将以前生父克读公所建而已陈旧的祖塔改建，使其更为宽大。同时，又多种了花木，并在塔前左边建一凉亭，让我们分散在各地的后代子孙每年春秋两季回乡祭祀时，有个休息谈天的地方。每年阳历三月廿九日青年节，十月廿五日光复节，就是我们春秋二祭的日子，是日散在各地的后裔都尽量回乡拜祭，中午一定在光览祖纪念馆聚餐，慎终追远，弥足珍贵。

母亲出生于民前二十五年五月十日，她虽未受过教育，但甚贤慧娴静，事亲至孝，对父亲极为顺从，父亲所决定的事绝不反对，所以家庭虽不富裕，但极和睦愉快。她也缠足，但是没有像祖母缠得那么小，而且身体非常健康而强壮，做田里的工作绝不输给大男人，对父亲的农耕工作帮助非常之大。她也极勤俭，除奉侍翁姑养育子女、操作家务及帮助父亲做田里的工作外，还要养猪、养鸡、养鸭，为了补贴家用，晚上还编大甲草帽，直到深更半夜，非常的辛苦，她勤劳的精神实在使人肃然起敬。

母亲自己非常的节俭，对我则相当宽大。例如我去学甲公学校读高等科时，中午没有办法带便当，虽然家里的人都很疼我。但因当时连祖母都不吃白米饭，我哪敢要求？母亲自然也就不敢主张，她都自掏腰包每天要给我五分钱吃中饭，但是我不敢要那么多，只要二分钱买一支甘蔗充饥解渴，因我知道家里经济不宽裕。我到台南工作以后，每次回家省亲要再离家时，母亲总要我多带一点钱在身上，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而不接受时，她就说：“古人说‘穷厝不穷路’！你应该带去，没用的话可以留起来。”意思是说：“在家可以穷，路上不能穷。”当时我因年幼，不大懂。后来年纪渐大，听到及自己体验到好多在路上无钱受窘受苦的故事，才更深深体会到母亲的用心良苦。

母亲和父亲一样，自从搬到台南居住以后，也就不再管事，家里的事情都交给内人去处理，只是逗逗孙儿，享享清福。父亲去世以后，昭男与贞良经插班考试通过转台北成功中学就读，母亲才搬到台北临沂街和我们同在。她生活非常简朴，一切衣着饮食绝不挑剔。中年以后，她的身体逐渐发胖（将近九十公斤），怕热不怕冷，要带她到外面去走走，只能在不热的时候。大热天，她就不愿意出门；冬天，大家喊冷，她反而认为是最舒服的气候。

母亲很少生病，在我记忆中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她还在故乡的时候，可能由于操劳过度（据说生下小孩后，没有有休息半天就到外面工作），有一段时间腰部常会酸痛，在乡下吃药并不见效。那个时候，我正在新和兴布行当外务员，每个月都要到外埠出差四次，我向许多客户打听治腰部酸痛的药方，有一天在屏东县东港镇跟来发布店主人万发伯谈生意，顺便请教他，因为我知道他对这方面似有研究，他说这个病最好能找到多年的老芙蓉头（越老越好）炖土龙吃，一定有效。我立刻请教他何处可买到老芙蓉头，他说要替我去向药材行的朋友打听一下。很幸运的，他找到了一棵据说有数十年的老芙蓉头，但价钱比较高，我跟他一起去看，那么大的芙蓉头我实在还没有看过，说价钱贵也并不是贵到无法买它的程度（价钱多少已忘记），就将它买了下来，并到台南县北门去买了两条土龙炖给母亲吃。隔两星期后我回家时，母亲告诉我说非常有效，病已经好了，我至为欣慰。

第二次是光复后，母亲搬到台南跟我们住在一起，她住在前栖，而楼上没有厕所，有一天早晨的六点钟，她下楼如厕，回楼上房间就口吐白沬，人事不省，左手脚都不能动，我们大吃一惊，马上请杨六合大夫以最好的药、最好的方法治疗，并请他告诉我们应注意的事项。杨大夫医德很好，平素也与我们很有往来，尤其是跟九叔父亲如兄弟，所以非常切热心为母亲诊治，每天都来诊察二次，并吩咐要绝对安静。发病的第二天，母亲稍有意识，开始呻吟，状甚痛苦，我们都非常难过。我在耳边问她什么地方痛？她说不出话，用手指着头，我一方面向杨大夫报告病情，一方面为安全起见，另请吴秋微大夫来诊，他说杨大夫之诊断正确，是脑溢血无误，并且跟杨大夫一样，说要绝安静。我与内人及舍妹等轮班廿四小时不停的看护，并且开始认真看些日文的家庭医书籍，以便了解看护病人的方法。

经过数日悉心医治，母亲的头痛已经稍愈，呻吟声也减少，大家都较安心下来。某天，我轮由下午四点看护到晚上十二时，将看护工作移交结舍妹后，为防万一有事照料方便，我就在隔壁的房间睡觉，到翌晨一点多钟，一位在楼下睡觉的刘姓同事匆匆忙忙走到我的床前，大声说：“火灾！”我睁眼向外一看，对面韩内科医院的玻璃窗上映出火光。这一惊非同小可，以为是我们的紧邻起火而反射到对面韩内科医院的玻璃窗上，第一就到伤大夫的吩咐－－母亲要绝对安静，那么碰到这种事情要怎么办，才能很安静的将母亲移到安全的地方呢？我马上跑到马路上一看，才知道并不是我们的紧邻闹火灾，而是距我们约廿多家的布店发生火灾，火光熊熊，实在可怕，但是尚离开一段距离，当即决定暂时不要移动，只在心中祈求大火早熄，不要延烧。幸好只烧二、三家，火势就被消防人员控制了。

火首是候调先生令兄候华先生之布店，而候调先生因与其紧邻也受损害，并在匆忙中将店内抢救出来之手提小金库交给一个人，后来那个人贪心，不将小金库送回，而候调先生是一位极出名宽厚仁慈的人，不便开口去要，只等待他自己送来，结果是不了了之。后来，候调先生生意做得非常好，他的儿子候钖荣、候信良、候吉星诸先生及媳妇等都很非顺，也很有成就，家庭非常圆满幸福，而那个人不但个人事业做得不顺利，据说他的后代也做得不好，可见不义之财是贪不得的。

我因为受了火灾的大惊，翌晨还是心神不能安定，台南市布适公会要来开一张支票，我写了三次都有错字，无法顺利完成，不得已改由胞弟俊杰开给他（当时胞兄修齐担任布公会理事兼管会计，公会之支票交在新和兴），可见受惊之厉害程度。母亲的病经杨大夫悉心医治及家人的看护日有起色，勉强已可说话，可是左手左脚还是不能动。当时医生曾私下告诉我说，左手左脚不容易复原，没想到过了一年多，已勉强能够步行，又过一年多竟完全恢复正常。我们都非常感谢上天的疪佑。

第三次是光复后的第二年，母亲发现下体出血，经台南妇产科诊察，认为是初期的子宫癌，台南无医疗设备，经请二姐夫王金长先生在台北打听的结果，台北迎妇产科有一种镭锭可以治疗，就北上住进迎妇产科（现在中山北路长春路彰化银行行址）接受治疗，治愈后到母亲七十四岁去世为止，一直未再发作，诚属幸运。

我们虽然平常都很注意母亲的血压，不料到了七十二岁又发生一次脑溢血，经治疗后头脑很清醒，说话也很自然，但是不能行动，连翻身都需要我们帮助她，吃东西也得躺在床上由我们喂她。她脾气很好，很好伺候，只是她身体将近九十公斤，所以要帮她翻身、洗澡、换衣服比较费力。她也不喜欢住院，不得已只好请南部的亲戚照嫂及庆源来帮忙照顾。这一次虽然大家还是非常用心的看护，可能是年纪已大，体力较衰，病了一年多，无法像五十多岁那一次恢复健康，不幸于1960年5月19日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在台北临沂街去世，享寿七十四岁。她和父亲一样，对来探病的亲戚常说：“我感觉非常满足我的一生，‘死’这条路任何人都一定要走的，我一点牵挂都没有，只希望子孙平安过日就好。”她虽也在毫无痛苦的宁静中逝去，但是我们大家也为她之离开万分悲伤。我们于阳历五月五日廿四日在台北市南京东路极乐殡仪馆为母亲举行告别式后即移灵台南市，于五月廿五日在台南法华寺前举行家祭及南部亲友上香，十一时卅分与父亲安葬在一起（母亲的遗骨，也与父亲的遗骨一样，于986年3月29日、农历二月廿日移奉于新头港草湖山祖塔）。行文至此，回想双亲养我育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宏恩如山之高、如海之深，使我对他们无限怀念之情涌上心头，不禁热泪盈眶，愿他们在天之灵永享平安。

附注：父母亲及生父母的墓地在台南市法华寺前，半月池边，原为绿竹围，颇为幽静，但因1985年台南市政府依都市计划，在墓前墓后各开辟一条马路，环境变成吵杂，故我们于1986年2月23日将父母亲的灵骨捡起来，于同年三月廿九日（青年节）吴家子孙在故乡拜祭祖塔之日，奉纳于祖塔。我想父母亲一定会很喜欢我们这个安排，因为该祖塔是父亲生前亲手所建造的。基于同一个原因，生父母的灵骨也于同年四月廿日捡起，于四月廿二日迁奉该塔。父亲和生父是兄弟、母亲和生母是妯娌，生前在一起，去世后安葬在一起，今又一起迁奉于祖塔，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兄弟姐妹

我的同胞兄弟有四个：大哥修齐，我排行老二，三弟俊杰，四弟俊升。姐妹则计有九个：即同胞大妹素娥，二妹金枣，养父母所生七女，大姐桃，二姐禅，三姐杞，四姐生下来还没报户口就去世；大妹限，二妹梅，三妹月里。现在，大姊、二姊、三姊、四胏和养父母这边的二妹梅均已不在人世，只有四个妹妹是限、月里、素娥、金枣还在。除了三姊和四姊以外大家都早已结婚，生男育女，儿女都能规矩做人，认真做事，已经儿孙满堂，家里相当幸福。

大哥比我大三岁，不是我自己夸赞，他智慧高，思考力强而周密，辩才好、数学好、记性特好，这些都不是我所能及。我想，他如果去当律师或医师、会计师、教师，一定会很有成就，尤其是他的恒心，我确实望尘莫及。他为了健康，从廿多岁开始，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到台南公园运动。后来学太极拳、学外丹功、礼佛，都能继续不断的做下去。至今五十多年如一日，实在了不起。他做事积极、慎谋能断，所以在事业方面也很有成就，兼以慈悲为怀，做了不少对亲戚朋友及国家社会有意义的贡献，使我们同沾其荣，也万分的钦佩。

三弟比我小二岁，他智慧高，思考力极佳，记性好，数学特强，但因身体较弱，所以常有很好的想法未能及时推动，辩才中等，性极柔而静，从不与人争，在学成绩大哥与我都是列在班上二、三名上下，他则从一年到六年都是第一名，这一点我们都不及他。我想，他如能去当学者一定会相当的出色，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定会更大。他对健身运动虽也注意，但学太极拳、外丹功都没热心。不过他有一种我们都跟不上的，是对象棋和围棋都很有兴趣，象棋有两段的实力，围棋也不错。所以曾经担任过台南市围棋协会理事长，带队到韩国去比赛。他极随和善良且具爱心，过去对亲戚朋友及国家社会大亦有不少的奉献，殊感欣慰。

四弟俊升比我小十二岁，我肖龙、他也肖龙。他智慧好，思考好，记性好，辩才好，可惜他年轻时，过分信奉“真理愈辩愈明”这句话，所以有时会与人辩论，虽无伤大雅，到底还是损失精神及时间，这点是微疪。幸年纪渐长后大大改变，他有一个好处是辩论后不积怨，辩过就算了。他运动神经相当发达，网球、乒球都打得不错，对于学语言也有兴趣，他自修英文学得还不错，马来语也懂一点。还有就是，字写得相当好，是我们兄弟中写得最好的一个，所以英文和写字我们都远不及他，他对国画很有兴趣也曾涉足。但因工作忙无瑕深入，殊感可惜。我认为他如果从小就向艺术方面发展，凭他的智慧、灵巧的双手及精益求精、择善固执的精神，一定会有相当的成就，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将会更多。他也有一颗爱心，对亲戚朋友遇到困难时的济助向极热心，对国家社会也有不少的奉献，诚可喜事也。

我自己知道，我极为平凡，我的智慧、记性、思考力及其它很多方面都不及他们，只有打高尔夫球我比他们早打，又有兴趣，所以打高尔夫球的功夫比他们好一点，同时跟他们一样有一颗相当强烈的爱心而已。再有就是因为我过房给伯父，所以我比他们多一对父母，多一对祖父母，多一对外祖父母的爱，这是我的幸运，是他们不及我的地方，这就是命也。我到现在还常想，我如果能依照恩师末永猛校长之指示去考师范学校，又能顺利考进，念完师范学校后当小学老师，在经济方面可能比不上现在，但是生活可能更为美好，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会多些。

我们兄弟可能是因生父母亲的健康不太好，所以健康方面的先天均比较一般人为差。但因对后天的保养极为留意，又蒙苍天的庇佑，所以勉可维持朿相当的健康状态，真是谢天谢地。大家生活都还过得去，也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兄弟一共有儿女廿五个，孙儿女也有几十个，如连姊妹的儿女、孙儿女也都算进去，则已超过一百个人，可说是人丁兴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儿女们都能规距做人、认真做事，孙儿女们都能勤于学业，希望他们都能勤俭诚信、修身齐家、敬老尊贤、敦亲睦邻、守己安分，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