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后，吴组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担任全国文学作者协会委员、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北京市文联委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红楼梦》研究会会长。解放初期参加过土地改革、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等社会活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1981年赴美讲学，出现“吴组缃热”。

吴组缃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他写的小说、散文大多取材于家乡。他的 《官官的补品》《箓竹山房》《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和《樊家铺》等短篇小说，在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反映泾县茂林一带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的现实，对黑暗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底层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他的作品不仅在语言、对话中采用了许多当地的方言，而且他描写的对象也能在茂林一带找到原型。他熟知当地人的喜怒哀乐，因而写的十分传神，可以说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他对茂林一带的方言有种“偏爱”，这是一种文化层次较高、含义深刻、比喻生动而又大众化和通俗型的语言。他写的长篇小说《山洪》，是反映新四军在皖南抗战的故事，可以用“茂林话”来通篇阅读。其中描写的人物、掌故、生活场景和儿歌，都是当地人所熟知的，读起来倍感亲切。

他对家乡充满深情，用自己的笔耕之资一万元人民币，捐给茂林小学作为奖学金，意在培养人才。他说：“我在北大教书，每年高考之后我去翻新生名册，希望有茂林的学生上北大念书。”他告诫家乡人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奋发进取精神，集中力量搞四化，关心教育，抓教育，培养人才，为四化做贡献。

吴组缃上中学时就结了婚，在清华大学上学时把家眷也带了来。他家住在西柳村，季羡林、李长之常去那里看他们。季羡林后来还说，现在听说中国留学生可以带夫人出国，名曰伴读，吴组缃的所为不正是“伴读”吗？真可谓“超前”了。那时，吴组缃有一个女孩，小名叫小鸠子。李长之《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的文章提到“现在在一起的孩子们中，我得益顶多的，又彼此知道姓名的，是小鸠子。也许是我锐感或过敏，这孩子和我颇有交情。孩子们的爸爸组缃，真是如我们几个朋友所加的‘徽号’，是一位感伤主义者，他看一件什么事物，无往而没有感伤的色彩。连他的声调也是感伤主义的，虽然在锐利的幽默中，甚而哪怕是讥笑的态度，也有怜悯的伤感的同情在。他的夫人和孩子刚来北平不久，他曾向我介绍过他的孩子，据说是非常想家，常模仿在家里的祖母想她的光景，而且还感到孤寂，因为那时还没有在一块玩的小孩子，孩子才多大呢，不过6岁。我心里想，组缃的话是不能不承认的，因为有他这样伤感的爸爸，孩子难以不伤感，而且纵然不伤感，由感伤主义者的爸爸看去，也会伤感了的”。

1993年下半年，季羡林到吴家去看吴组缃，小鸠子正好从四川回北京陪伴父亲。她当时也已60多岁，季羡林叫了声“小鸠子”！吴组缃笑着说：“现在已经是老鸠子了。”时间的流逝竟是如此迅速，季羡林也不禁“惊呼热衷肠”了。

某次授课时，吴组缃先生一上来就跟学生们说，“我这里有两个命题，你们怎么看？命题一：吴组缃是人；命题二：吴组缃是狗。”

对于此问题，学生不知道先生何意，都不敢吭声。先生说，第一个命题当然正确，但毫无意义。第二个命题肯定错误，但你就得想一想，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种命题？吴组缃为人究竟怎样？所以第二个命题虽然错误，但使人深思，让人进一步追究，所以还有点“意义”。这个故事是说北大老师讲课不受钦定的教学大纲约束。

西柳集（小说集） 1934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饭余集（小说散文集）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书店

鸭嘴涝（长篇小说） 1943年3月，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出版，1946年改名《山洪》，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再版

吴组缃小说散文集 195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说稗集（古典小说论评集） 1987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宿草集（小说集） 1988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拾荒集（散文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苑外集（文艺评论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宋元文学史稿（与沈天佑合著） 1989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组缃创作受茅盾的影响

吴组缃是茅盾之外左翼社会分析派小说的又一重要代表。虽然他并未参加左联，但他的创作深受茅盾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自觉地以茅盾《子夜》所揭示的社会分析观点指导自己的创作。他认为，茅盾的《子夜》不仅“用一个新兴社会科学者的严密正确 的态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如何没落着的”，更“用那种积极振起的精神宣示下层阶级的暴兴”。这即深化为吴组缃这一时期的创作理念。

第二，吴组缃认为，茅盾《子夜》的缺失在农村“经济情形”的表现，《子夜》中农村人物的描写，如土豪曾沧海的形象等很不成功。从其创作实践看，吴组缃主要选择了农村题材作为自己的创作内容，小说多以皖南山村为背景，农民、乡绅地主的贪婪与迂腐、贫苦农民的绝望与反抗······这些正是他吸取了茅盾创作中的这一失败的教训，取己之长，补己之短。

另外，他指出，茅盾的《子夜》“有意模仿旧小说的文字，务使它能为大众所接受”，但做得不成功。所以，在表现方式或文字层面，吴组缃的创作又是茅盾这一艺术探索道路的成功延伸。

《一千八百担》是吴组缃短篇小说的上品。小说采用了类似《子夜》的截取生活横断面的结构方式，通过描写某乡镇宋氏祠堂的一个开会场面，以对家族义庄一千八百担积谷的处理为核心，暴露了封建大家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一幕，展现了农村经济的破败，阶级对立日趋激化的政治斗争形势。小说以“义谷”的处置因多方争持终无着落，饥饿的农民冲进祠堂，抢走积谷作结。这一主题逻辑之外，小说的鲜明特点在于作者精心编织的祠堂机会的戏剧性场景和结构。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两万余字的篇幅中细致、生动地展现了祠堂议事的纷繁、松弛、无聊而又无奈的场面。鱼龙混杂的大家族原本是衰败、空虚的一群，更经不起时代阶级斗争的风雨，一种封建宗法社会的末世景象跃然纸上。作者显示出了极为高超的描写与结构的技巧，对宗法社会的认识与剖析能力、人物刻画与对话的精巧等，在现代短篇小说艺术中都不可多得的。

《鸭嘴涝》描写了贫苦农民章三官不堪压迫走上了反抗之路，在抗日烽火中不断觉醒、成长，参加了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侵略者英勇战斗的故事。小说前半部生活气息浓郁，后半部则较多说教性、概念化的内容，影响了作品的整体水平。

《天下太平》恰似茅盾的《林家铺子》的续篇，更深入地展现了农村经济破产后下层人民的悲苦生活和被逼无奈而铤而走险的命运。但在故事的编排上，由于作者的有意铺排和渲染，就像鲁迅所说的，显得“过于巧合，在一刹那中，在一个人身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樊家铺》中通过线子嫂和其母亲矛盾的悲剧，展现了商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对立，以及经济困顿导致人性扭曲的农村悲惨现实。

《菉竹山房》是吴组缃小说中最富有诗意的作品。透过对菉竹山房的描写和窥房的奇遇，小说用清隽的笔调写出了被压抑的人性，也写出了封建旧文化的灰暗和阴森。其中，细致的细节描绘代替了抽象的心理剖析，显示了作者将传统文学技法运用于现代小说艺术的独到匠心。

吴组缃被称为一位智者。在弟子刘勇强眼里：“吴先生非常敏锐，很有智慧，聊起天来，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妙语连珠。”

他同时又被称为一位勇者。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吴先生的“尺度”也始终一以贯之。“他从不会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时而变。”北大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评价道，“他要一个导师应有的尊严。他尊重自己的尺度。”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入中文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但没读完研究生就离开了。他的传记记述到此往往语焉不详。就此，吴先生的弟子张健曾特意向他探究过其中原委。

据吴先生说，读研究生期间，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刘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过关。当时，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经人介绍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职。

吴组缃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锡德讲过一件小事：上世纪40年代，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吴组缃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

“文革”期间，吴组缃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最终也没有改口。

1985年，刘勇强考取吴组缃的博士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正好有一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但吴组缃看后，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写这个书名。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因此被很多人称为“诡辩派”的鼻祖。有些时候，吴组缃倒确实像是一个“诡辩家”：尊重自己的尺度，很多时候固然需要原则和勇气，但另一些时候，则需要机敏和智慧。

吴先生烟瘾很大，茶几上随时一字儿排开十数只形形色色的烟斗，以备轮番取用。子女多次劝他戒烟，但他总是不接受劝告，而且还发明了一套“以毒攻毒”的理论。张健就曾当场领教过“这个固执、可爱的老头”，振振有辞地对子女们阐述他的“以毒攻毒论”。

吴先生的儿子吴葆刚一直认为，“父亲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一次，他告诉父亲杂志上讲竹笋虽然好吃，但主要是纤维，并没什么营养。他父亲立刻反驳道：“熊猫只吃竹子，可是长得胖乎乎的，怎么能说这东西没有营养呢？”

“他时常会流露出一种纯真之心。”刘勇强回忆说。有次，他陪吴先生经过未名湖边，看见有个女孩儿用小石子向湖面上打水漂。于是吴先生很认真地说；“这怎么能行呢？如果人人都这样，岂不是要把湖填平了？”

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他这位老友：“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 现在，池塘边的木头椅还在，只是“戴儿童遮阳帽”、“欣赏湖光树影”的老人不见了。

在北京西山蓊郁的丛莽中，一座普通坟茔的墓碑上镌刻着两句铭语：“竟解中华百年之恨，得蒙人民一世之恩”。这是墓主——著名作家、学者、教授吴组缃先生对自己一生情事真诚的高度概括。吴老逝世已十年，“古来圣贤皆寂寞”，光阴流水，世事沧桑，对这位风骨卓然的世纪老人，旧人会记得，新一代可知道？

吴老生于1908年，1994年去世，他的经历前一半在旧中国，后一半在新中国。年轻时负笈清华大学，后以早熟的才气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解剖社会人生刻骨见血，态度严谨，被茅盾大师赞为文学“生力军”，并预言他“是一位前途无限的大作家”。记得当年求学读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一千八百担》，因为对作品深刻揭露的南方农村宗族统治复杂关系不很了解，加上小说完全用人物对话刻画性格，推进情节的高超手法，使缺乏鉴赏力的我没有读懂。后来读《天下太平》，我的心被震颤了，作家笔下底层农民惨苦境遇与绝望挣扎，尽管事过境迁，也叫人坚信西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贫穷是革命和罪孽之母”，从而相信旧中国农民造反是天经地义。

农民果然造了反，中国革命从农村星火燎原，并且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成功，新中国建立。吴组缃先生刚过“不惑”之年，赶上改天换地，兴奋欢跃自不待言。可是，历来以写农村写农民著称文坛的吴先生，此后却专心于教学与研究，没有再搞文学创作。据说他这个决定，也是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回顾前尘，盖棺论定，不能不赞叹这个决定的世事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