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4 12:30
吴达元原籍广东中山人,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1930年赴法国留学。1934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52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兼系副主任。著有《法国文学史》、《法语语法》,译有《博马舍戏剧二种》,参加主编《欧洲文学史》等。传略编入《广东省当代名人录》。
1912 年-1914 年:家塾
1914 年-1917年:私塾
1917年夏-1921年夏:上海广肇义学(小学),读完小学
1921夏-1925年夏: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后改名为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交通大学附中);(1925年毕业),读完中学
1924年:参加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童子军会,获“黑夜寻路”比赛第三名
1925夏-1926年夏:上海交通大学,工科一年级
1926夏-1929年夏 :北平清华大学外文系二、三、四年级
1929夏-1930年夏: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院一年级
1930夏-1931年夏: 法国底雄大学,学习、研究法国语言文学
1931夏-1932年夏: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
1932夏-1934年夏:法国里昂大学,研究法国文学,获文学院硕士
1934夏-1936年夏:清华大学外文系专任讲师、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随清华大学迁校
1937年-1938春:衡山南岳临时大学文学院 1938春-1938年夏:随清华大学迁云南蒙自
1938年夏-1946年5月: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
1938年秋-1940年夏:曾任西南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教育学院英语系系主任
1940年秋-1941年夏:云南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
1941年春-1941年夏:昆明广播电台,法语广播(三个月)
1943年-1946年夏:云南昆明中法大学法语系兼职教授
1946年6月-1946年8月:广州中山大学讲学,北返途中兼课
1946年10月-1952:迁回北平,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1947年秋-1948夏:(1947年9月 – 48年7月) 赴美剑桥(清华大学休假一年),休假
1948年:任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委员
1950年初-1951年秋:任清华大学工会副主席、文教部副部长
1951年: 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访问海南老根据地,任副团长
1952年: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任同声翻译
1952-1976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曾任法语教研室主任、西语系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兼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6年春:任北京大学工会组织部部长
1956年第一学期北京外国语学院,讲授法国文学史(从开始到1789年)
1957年第一学期:北京外国语学院,讲授法国文学史(从开始到1789年)
1962年:帮助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费加罗的婚礼”(苏凡、肖曲指导),周恩来总理亲自观看了该剧彩排并做指示
1965春:甲状腺癌手术
1976年3月24日:因甲状腺癌扩散不幸逝世
吴达元教授(1905年10月31日~1976年3月24日),广东中山人1929年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第一级毕业。1929年清华大学研究院一年级。1930年赴法国留学研究法国语言文学。30~31年在底雄大学学习、研究法国语言文学,31~32年在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32~34年在里昂大学研究法国文学,获文学院硕士学位。1934年夏回国,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专任讲师,1936年晋升为教授。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随清华大学迁校到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返回北平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任北京大学教授。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教育学院英语系以及清华大学外文系都曾担任过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系主任。1951年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南方根据地访问团,任副团长之一兼任海南分团团长。1952年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任同声翻译。抗日战争期间在艰苦的条件下写作并于1946年出版了《法国文学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包马晒著的《费嘉乐的结婚(又名,狂欢的一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解放后翻译了博马舍著的《塞维勒的理发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重译了博马舍著的《费加罗的婚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并帮助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1962年排练、演出了该剧。1959年出版了《法语语法》(商务印书馆)。后来和杨周翰教授、赵萝蕤教授一起主编了《欧洲文学史》(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上册,1979年下册)。他在法国语言文学还有诸多论文和译著。1965年查出患有甲状腺癌,做了切除手术并进行了放射性治疗。他对疾病非常乐观,住院或治疗期间经常给病友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是怎样和癌症作斗争的。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癌症复发并扩散,不幸于1976年3月24日逝世。 吴达元教授在法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上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在研究、写作、翻译和教学等方面从来都是严谨、一丝不苟的。他对自己一贯严格要求,为人忠诚,待人和善、乐于助人。他的一生为人类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学术、文化和精神财富。
1. 拜伦和拉马丁(论文),清华学报,1935或1936年。2. Pascal and Cornerlle(论文),清华大学30周年校庆。
3. 包马晒:“费嘉乐的结婚”(翻译并有序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译稿还在四川“文史杂志”分期登载。
4. 法国文学史(上、下两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1993年由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第四编,
5. “高乃依”、“拉辛”、“莫里哀”(三篇论文),“民族文学”杂志,
6. 都德:“老人”(译文),“自由论坛”,1945年左右。
7. 纪念朱自清先生,“论调”,1948年,
8. 关于法国文学问题的文章,“益世报”文学副刊,1949年左右。
9. 美帝给与法国的“恩惠”- 依佛·法奇“共和国在危难中”读后记,光明日报。抗美援朝文学特辑,1951年1月15日。
10. 依佛·法奇,“法兰西共和国在危难中”(翻译并作序),世界知识社,1957年。
11. 阿拉贡,“芳邻”(翻译),和徐继曾合译,1951年。
12. 阿拉贡,“多列士和法国”(翻译),“翻译月刊”,第4卷第4期,1951年。
13. “弗朗索瓦·拉伯雷简述”(短文),《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哥白尼、拉伯雷、马蒂》(小册子),1953 年。
14. 孟德斯鸠(纪念世界名人的短文),“新观察”杂志,1955年第9期。
15. 博马舍:“塞维勒的理发师”(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16. 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解放前出版的包马晒:“费嘉乐的结婚”的修改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
17. “塞维勒的理发师”的人物形象(论文),西方语文,第一卷第3期,1957年11月。
18. 西语教学一定要党的领导,西方语文,第一卷第3期,1957年11月。
19. “费加罗的婚礼”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 2 期。
20. 法语语法(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59年。(建国十周年献礼)
21. 为“莫里哀喜剧选”写的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22. 罗曼·罗兰:“向过去告别”(翻译),“世界文学”,1961年第4期。
23. 文学和语言的关系(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2期。
24. 博马舍戏剧二种(翻译并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2001年再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25. 卢梭:“新爱洛绮斯”(长篇选译),“世界文学”,1962年第9期。
26. 狄德罗:“这不是故事”(翻译),“世界文学”,1963年第10期。
27. 欧洲文学史(上册)(教科书),(主编: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
28. 纪念孟德斯鸠(短文),中国青年报,1965年5月5日。
29. 法国人民的第一部爱国诗篇“罗兰之歌”,60年代。
30. 法语语法(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
31. 欧洲文学史(下册)(教科书),(主编: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吴达元先生的语法课可称得上是教课艺术的精品,条理清晰,讲述精当,循序渐进,层层深入,枯燥繁琐的语法规则,也能叫人听起来兴味盎然。每堂课的主要内容凝练鲜明,给人深刻而突出的印象,而一待讲授告一段落,又带领同学们进行练习,将所学的内容趁热打铁,还经常把一个个学生叫起来,进行强化训练,最后再简要作出总结。不用捋起袖子看手表,更不用一上讲堂就把表摘下来放在桌子上,语言一落,下课铃就响了,每堂课的时间,他都掌握得如此精确,几乎分秒不差,若无熟能生巧的功夫,岂能达到这么神的境界。 吴达元先生不仅讲得好,而且也写得好。一手黑板字甚为漂亮,工整利落,井然有序,对学生抄录做笔记大为方便,一堂课下来,一黑板的粉笔字就像正式印制好的那样排列整齐。他这种干净明晰、有条不紊的风格与严谨明确、一丝不苟的法兰西语法实在是相得益彰。他那漂亮的法文书法,特别是他草书“R”这个字母时,笔法别致而优美,不是写成“几”形而是写成“r”形,像一叶小芽,如果跟其他字母联在一起,一笔呵成,真是潇洒之至。这一笔法太漂亮了,那时就成为了模仿的对象。
吴先生除了以教课好而闻名外,还有洋派大教授的名声,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着装方式,基本上是洋派的。头发梳得整齐而光亮,偏左的一条发缝笔直而一丝不乱,戴一副金丝眼镜,平日总是穿西装,而且特别严整、配套,内有马甲,领带打得极有功力,皮鞋锃亮,整个衣着装束没有丝毫休闲随便的影子。“人如其文”,整齐、洁净、利索、规范,就像他爽净、利索的语法课一样,也像最为有规有矩的法文语法,与北大不少名教授的不修边幅形成一道截然不同的风景线。他的这种风格,看来是体现了他“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理念了,而在心羡西方文明的学生们看来,这是一种根深蒂固、已成习惯的名副其实的教养,甚至可以说是法兰西的文雅与风度。在那个历史时期,所有的人都关在国门之内,外国的一切,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他们从吴达元身上却似乎看到了巴黎,似乎闻到了法兰西的气息……,这大概可以说是“身教”,至少是带来了些许鲜明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