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众对PUA的热情高涨，同时期美国导演詹姆斯·托贝克（James Toback）自导自演了一部自传性的电影《把妹艺术家》（The Pick Up Artist），该片也推动了PUA亚文化的传播。

1994年，受Speed Seduction的影响，由Lewis De Payne（刘易斯·德·佩恩）创办的 ASF (Alt Seduction Fast)成立。这个以网上电子邮件来传播的媒体，就是后来的网上PUA平台Fast Seduction的前身。老师和学生通过电子邮件交流PUA技术，并逐渐创建了独立的网页、论坛、博客，从此PUA网络社群由此形成。由于初始社群的不完善，在ASF的群众基础上，Formhandle推出了一个修改版的PUA论坛。这网站就是后来培养出无数现代PUA的论坛 – Fast Seduction。其中一些人和罗斯·杰佛里斯一样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体系，并把自己的成果总结在网上分享并附以大量猎艳案例，网友们尊称这类人为“猎艳大师”。其中著名的有：魔术师艾瑞克·冯·马可维克（Erik von Markovik），又称谜男（Mystery）建立的“谜男方法”（Mystery Method，MM流）、大卫·狄安格罗（Ddevoted DeAngelo）的“骄傲风趣流”（Cocky & Funny）、泰勒·德登（Tyler Durden）的“社交力学”（Real Social Dynamic）等。

随后，各地涌现出各种“泡妞巢穴”（Seduction Liars），这些“泡妞巢穴”通过网络炒作，哄抬出各大PUA精通者并收徒授课，导致其迅速进入商业化运作模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市场。随着尼尔·施特劳斯（Neil Strauss）2005年出版的《把妹达人》（The Game: Penetrating the Secret Society of Pickup Artists）登上畅销书排行榜，PUA从一个小众文化现象转变为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话题。2007年和2008年VH1电视台播出的两季真人秀节目《The Pick-Up Artist》更是让PUA概念广为人知。但随着《把妹达人》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女性主义的兴起，相应的反女性主义情绪也开始高涨，在此背景下，PUA相关教义开始逐渐脱离原意，男性将其周围的女性视为猎物，并使用PUA技巧去搭讪女性，并将与女性成功上床视为成功，PUA物化女性与性别歧视的倾向就此显露。

当美国的这些“猎艳大师”开始火爆全球后，PUA也于2007年前后传入了中国。当时正值美国的PUA运动处于商业化发展阶段，因而其传入中国伊始就被推向了商业化。在中国，PUA“情感导师”将搭讪技巧变成一套可以快速复制的标准化程序，这套程序细致到特定场景下的“话术惯例”，从自我包装、邂逅、相识，再到发生关系。伴随着PUA的商业化进程，PUA在我国逐渐呈现出阴暗化、诈骗化的趋势。早期，网络媒体迅速包装出一系列“知名”的PUA，利用网络积累的人气，发展出了诸如“五步陷阱法”等理论，开设了PUA线下课程，成为了一门情感咨询的生意，甚至发展成完整的产业。

截止2018年5月，某国内知名的PUA行业网站就拥有182万名用户。而根据国内首家研究不良PUA的公益组织的创始人孔唯唯介绍，国内PUA受众人数已余近千万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PUA受众群体还将不断壮大。同时PUA文化开始呈现低龄化趋势，一项关于“中国PUA认知概况与婚恋价值观”的研究显示， PUA文化的主要受众为本科学历群体（占比高达64.4%）。基于不良PUA的社会危害性、受众广泛性与低龄化等特征，加之其依托于网络的裂变式传播，“不良PUA”已成为媒体广泛报道的重要社会议题。2019年5月，全国首例发布违法违规PUA信息案件被查处，引发了公众关于PUA传播的合理性探讨。同年12月，《南方周末》对北大女生包丽自杀事件进行曝光，网上舆论一片哗然。

随着各大媒体对PUA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公众在网络社交空间对“PUA”的广泛传播，PUA议题在近年出现泛化，开始从两性领域的“情感PUA”扩展到“万物皆可PUA”：“职场PUA”“亲情PUA”“友情PUA”“自我PUA”“饭圈PUA”，这一系列扩展后的“PUA”概念，引起了社会对于各种人际关系中不平等、操纵与心理控制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后，PUA在美国发展壮大成非常多的流派。影响比较大的有罗斯·杰弗里斯（Ross Jeffries）的 “极速引诱学”（Speed Seduction System）、魔术师谜男（Mystery）创造的“谜男方法”（Mystery Method，MM 流）、大卫·狄安格罗（Ddevoted DeAngelo）的“骄傲风趣流”（Cocky & Funny），以及泰勒·德登（Tyler Durden）的“社交力学”（Real Social Dynamic）（也被称为“万人迷流”）。PUA传入中国后，发展出了“五步陷阱法”、“泡良流”两个主要流派。

罗斯·杰弗里斯（Ross Jeffries）主要运用NLP理论提出的心理技巧，达到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女性着迷的目的。NLP理论认为神经反应、语言，以及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着一些显著的联系，人们可以通过一些程式化的语言和行为，引起神经系统的变化，从而解决诸如沟通、人格形象塑造、应用心理学等领域的问题。这些具有神奇功效的语言和行为，可以“程式化（Modeled）”，且这种技巧并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人人都能够通过学习而掌握的一门技术。该流派的本意是要造福类似睡眠障碍、抑郁症、神经质、工作压力等心理问题的患者，结果这个学派的成果被借鉴到PUA文化中。罗斯·杰弗里斯通过研究发现一些特定的开场白和沟通中间的桥段，会让女孩感到放松、新奇、友好，或者性感等，从而使其产生好感。

谜男（Mistery）把整个恋爱过程清晰地分成数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包括几种常见有效的技巧。这套 PUA 思想的精髓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被追求者目前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二是熟练地运用在每一个情感阶段应该使用的技巧。在恋爱过程中，只需要对照该方法判断好目前所处的阶段，并使用相应的技巧即可。

大卫·狄安格罗（Ddevoted DeAngelo）观察到自己的一个朋友和女人聊天时不停地开女人玩笑，甚至嘲笑女人，但那个女人却很喜欢他。于是大卫开始不断的尝试网络聊天的方式找到了男人让女孩子最容易产生反应的特质：Cocky & Funny，就是骄傲和风趣，这两种行为背后的本质，就是自信和幽默。骄傲是自信的表现方式，风趣是幽默的表现方式。这个现象启发他提出“骄傲风趣流”，认为女人喜欢自信、甚至自大一点的男人，但只有自大就显得粗鲁，容易冒犯女性，让女性觉得不舒服，如果在自大的同时加入幽默的元素，女人就不会觉得过分。

创始人是前哲学系学生泰勒·德登（Tyler Durden）和一名来自中国的软件工程师“PAPA”，这个社团传授全面社会交往技巧，是对各种门派的一种小综合，注重实战演练，目标是培养万人迷。

五步陷阱法是PUA传入中国后，一位名叫“死囚漫步”的PUA玩家总结出来的。五步陷阱为“好奇—探索—着迷—摧毁—情感虐待”， 通过心理控制，让对方感情崩溃，失去理性。

好奇陷阱：PUA实施者在与目标接触后，以虚拟自身人设的方式达到吸引目标的效果。与此同时，他们在与目标接触后，就对目标进行分析，预备好目标所感兴趣的属性和项目，等待目标进入下一步探索。

探索陷阱：探索陷阱在实操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颠覆形象、情感共鸣、制造特殊性。PUA实施者颠覆之前建立起来的人设，展现与初期树立的强势形象截然不同的弱势形象，以此来引起目标的情感共鸣。同时他们会利用一系列手段，使目标产生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独特性。

着迷陷阱：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以暗示话术高压诱导PUA受害者，加速两性关系进度，直到受害者向实施者表白爱意、坦露心迹。后期继续营造自立自强但内心却渴望关注和温暖的虚假形象，以此来情感刺激PUA受害者，从而诱导目标主动对其进行人格讨好、物质乞求，以此试探PUA受害者的经济实力和对自己的着迷程度。

摧毁陷阱：PUA实施者开始对目标态度忽冷忽热。他们先以情感需求向目标乞求不同程度的物质支持和价值投资，迅速拉近双方距离。下一步其故意制造与之前伤心经历类似的场景，以各种理由，对目标进行不合情理的指责，占据关系的制高点。随后利用对方希望挽回关系的心理，先发制人设局引入加以情感逼迫，在目标难辨是非黑白时将责任推卸于对方，并用冷酷的态度拒绝目标的道歉，然后用将本次错误由对方的不重视关系上升到影响自己生活无法再继续关系的层面，决绝地用冷言冷语结束关系，只接受目标低姿态求和。

情感虐待陷阱：当受害者经历完摧毁陷阱的自尊摧毁后，一些PUA实施者会使用情感虐待自杀陷阱。此时受害者正处于自我意识模糊、理性思考能力较低的状态，PUA实施者便抓住机会向其认错，加以安慰，以达成回心转意、重新进入恋爱关系。恢复恋爱关系后，为了更深层次地控制PUA受害者，摧毁其自我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PUA实施者对目标实施周期性极端情绪交替进行的策略，讨好和折磨程度均逐渐加深，这种极端行为让目标盲目相信为爱自残才是真爱的表现，最终使目标尝试自杀。

PUA在中国发展出来的另一个流派，一般叫做“泡良流”。所谓泡良，就是指只对良家妇女下手。和一般的PUA行为关注目标相貌不同，泡良流关注的是学养、家教等其他社会因素。泡良流使用者在征服一个学历高于自己、家境好于自己、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女性之后获得一种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快感即：一次成功的泡良，充分证明即使男性在所有社会价值上处于全面劣势，也能够在两性关系中取得彻底的优势。他们不热衷理论而热衷实践，以拆散良家妇女的家庭然后自己全身而退为乐。

PUA的本质在于其在亲密关系中利用资源建立和维持权力不平等的状态，通过长期性的话语与行为策略实现对伴侣的情感控制。这种现象不仅违背了健康的人际关系原则，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权力分配以及个体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复杂动态变化。

权力指的是影响他人行为并且抵制他人影响自己的一种能力，有权力的人通过提供或不提供资源对他人进行控制。在亲密关系中则指一方改变另一方的思想、情感和/或行为以使其与自己的偏爱相符合的能力或潜能，以及抵抗另一方施加影响企图的能力或潜能，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如身体主导权、事件决策权、交友权等等。

在PUA文化中，这种权力表现为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结构，主要体现在PUA施害者通过精心设计的策略和技巧，操纵了双方在关系中的资源交换。互依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生动地揭示了从健康互动关系演变为权力不平等的动态过程。根据其理论内容，个体间的交往与互动实质上是一个基于需求满足和资源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构建往往源于对有价值资源的有效控制，拥有并能够调控对方所渴望的事物使用权的一方，通常会在关系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从而获取更大的权力。进一步参照关系承诺的投资模型（investment model），该模型强调满意度、替代性以及投入度是影响个体在关系中依赖程度的三大关键因素。在健康的亲密关系中，当一方对关系的满意度较低、察觉到有质量较高的替代选择、或对当前关系的投入较少时，理论上他们将拥有更大的谈判权和决策空间。然而，在PUA关系中，这种平衡和谐的需求-资源互换模式被严重扭曲和打破。

PUA施害者掌握了大量关于人类心理和社会交往的知识与技巧，这些知识成为了他们手中的“资源”。他们会通过敏锐地识别并迎合目标对象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期望，为对方提供看似充足的感情资源作为诱饵，从而迅速建立起信任关系。然而，这一信任并非基于真正的互惠和共享，而是被施害者利用以逐步加强对目标对象的控制。随着关系的推进，施害者开始调整策略，表面上依然维持着对受害者的情感支持，但实质上却逐渐减少实质性的投入，并转而强化对其行为与决策的操控。同时，施害者还会设法限制受害者的社交网络，打击其自尊心，制造出一种只有自己才能满足对方情感需求的假象，进而强化了受害者对其的依赖性[4]。这不仅加深了权力的失衡状态，而且进一步巩固了PUA施害者在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和权力优势[6]。

因此，在整个PUA过程中，原本基于相互依赖理论的健康、平衡的人际互动模式被打破，施害者借助心理操纵手段颠覆了正常的资源交换规则，将双向互惠的关系篡改为单向的剥削与控制。如此一来，施害者便在亲密关系领域内成功建构并持续维护了一种由自己全盘掌控、他人只能被动服从的权利结构。

PUA施害者运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心理战术，如赞美、同情、威胁、孤立等手段逐步瓦解受害者的自我认知和独立思考能力。这种操控过程往往是循序渐进且不易察觉的，使得受害者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局面，难以自我觉察并及时挣脱。

认知失调指当个体的行为、观念与态度之间存在矛盾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人会本能地通过改变行为、态度或者引进新的认知元素淡化这种失调的体验。在PUA施害者的操纵下，受害者往往被灌输错误的认知和价值观如过度依赖对方，这与其原有观念产生冲突。然而，PUA施害者会利用一些操控手段使得受害者在违背自我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做出与自身信念不符的行为，加剧了认知失调。为缓解内在冲突产生的不适感，受害者会选择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和处境，倾向于维持现状，使其难以主动摆脱施害者的控制。

常用的“五步陷阱法”参考了行为主义提出的操作性条件作用。该理论指出，行为后果对个体行为的形成和持续具有重要影响。对施害者而言，每次成功运用PUA策略时得到的依赖加深、情感增强和服从性提升等正面反馈满足了其权力欲和被关注的需求，形成正强化，促使他们持续使用此类操控手段。受害者方面，来自施害者的赞美、关爱等行为产生愉悦感，误认为这是正常交往模式而不断接受被动角色；当试图摆脱时遭受冷落、威胁等负强化，为避免痛苦只好适应施害者的意愿，进一步巩固了不平等关系。因此，正负强化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使受害者深陷其中、施害者得以持续控制的恶性循环。

斯德哥尔摩效应揭示了在高压、恐惧与依赖共生的环境中，受害者可能出现心理防御机制的逆转——对加害者产生同情和忠诚感。在PUA操控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PUA施害者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心理战术，如情感轰炸、贬低与抬举循环、制造不确定性及切断社交支持网络等手段，令受害者逐渐陷入一种“情感囚笼”。尽管PUA行为可能带来伤害，但受害者却因长期暴露于这样的控制之下，而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情感联结——他们开始将施害者的偶尔善待视为关爱，错误地将痛苦归咎于自身，并对施害者产生深度依赖。由此，即使面临显著的不公待遇和心理虐待，受害者仍难以识别并挣脱这一有害关系，表现出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相似的困境。

低自尊者由于自我价值感较弱，往往对自我评价过于消极且依赖外部认可。这类人群易受环境影响的特点体现在：他们过度在意他人看法，尤其在亲密关系中，容易被他人的评价左右，过分寻求认同和接纳。PUA技巧恰恰利用了这一点，通过操控性语言、情绪勒索及逐步瓦解对方的自信来实现情感控制。低自尊个体在面对PUA使用者的赞美时可能如饥似渴地接受，而在遭受贬低或施加压力时，则更容易怀疑自我、妥协退让，这使得他们更难以识别并抵抗一系列操纵手段，从而落入情感控制的陷阱。

伯纳德·韦纳（B.Weiner）提出影响个人成败的因素主要有四个：能力、努力、任务难度和运气，并提出了三维归因模型：（内/外因）、稳定性（稳定/不稳定）和可控性（可控/不可控），把四个因素按照三维进行了划分：能力属于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努力属于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的因素；任务难度属于外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运气属于外部的、不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陷入悲观内归因的人，会将失败、痛苦，归结于个人内部因素：我不够好、不够聪明。而将成功、喜悦归结于外界环境因素：运气好、任务简单。易受不良PUA侵害的个体往往过度内归因，将失败主要归于自身能力或努力不足，过分自责，这导致他们在面对不合理操控时更容易顺从并接受。

相较于安全型依恋，不安全型依恋表现出较低的人际信任感和较高的社交焦虑倾向。这类个体往往对亲密关系的认知存在偏差，内心充斥着较强的不安全感，常常担忧伴侣会离自己而去。因此，在亲密互动中，他们倾向于过度牺牲自我利益以迎合伴侣的需求，即使面对对方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或潜在的危害，为了维系关系，他们仍可能选择妥协与服从。这就导致了依恋焦虑高的个体在面对PUA施害者的操控时，更容易受到侵害。

持守传统性别角色定位，例如认为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应该掌握主动权，而女性应该在关系中保持一种更为从属的状态，并且视温顺、听话为优良品质的女性，相较于独立、自主的女性更容易成为PUA的受害者。

社会支持水平低的个体更容易受到PUA的影响，这类群体缺乏稳定的社会网络和来自亲朋好友的有效帮助。在遭遇PUA时，这类个体往往孤立无援，缺乏外界对关系行为合理性的反馈与判断，从而难以辨识和抵抗一系列操纵手段。

职场PUA是、指职场中上级对下级的无端打压，通过贬低和否定让下属逐渐失去自信以控制员工；或空画大饼，以责骂加偶尔表扬和承诺等方式让员工迷失自我唯领导是从。2021年，组织行为学家Dhanani等人总结了来自62个国家的500多篇研究论文发现，几乎每3个人中就有1个人经历过职场操控或者辱虐。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在2020年收集了8062份问卷，统计发现63.65%的白领报告自己经历过职场PUA，其中商业服务（咨询/财会/法律/广告/公关/认证/外包）行业成为第一重灾区，高达75.41%的职场白领自认经历过职场PUA；排在第二位的行业则是金融业，占比71.28%。

职场PUA的常见套路主要有：

（1）开空头支票，使员工丧失判断力

老板为了以最小成本得到最大的人力回报的目的，不断给员工描绘美好的愿景，然而却从不兑现承诺，只会“画大饼”，并以此为诱饵，让员工心甘情愿为公司做事。

（2）持续的否定和打压，伤害员工的个性和自尊

老板一味地否定员工的作品或方案，却从不提建设性的建议，员工在老板的反复否定和羞辱之后会丧失自信并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进行自我否定，继续被老板打压，最终陷入“习得性无助”的恶性循环。

（3）故意制造焦虑情绪，控制员工

老板利用信息不对称忽悠员工，通过夸大外部环境的糟糕、不确定性，以及员工自身的劣势，来衬托自家公司的稳定和安全，以此引发员工的焦虑和危机感，诱导员工继续待在自家公司接受盘剥和压榨。

（4）美化压榨，迷惑员工的心智

老板用一些心灵鸡汤话语洗脑员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压榨员工找个光明正大的借口，美其名曰“给你机会锻炼”“加班是看中你”等。

亲子PUA主要是指父母通过打压式教育、引发负罪感以及道德绑架对子女实行精神操控和心理控制，其目的是要孩子无条件服从。这种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已经严重地遏制了青少年自主性的发展，危害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近年来青少年因为与父母关系不和而导致的自杀事件逐年增多。PUA式亲子关系的具体表现如下：

（1）打压式教育，摧毁自尊心

受我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大多数家庭的父母都对孩子进行打压式教育，理由是怕孩子骄傲。于是，在孩子取得进步时家长不但不会及时鼓励，还会反过来打压孩子。施行打压式教育的父母，在一次次家庭教育中用过度苛刻的标准去要求孩子，漠视他们的努力，将严厉、斥责、批评视为家庭教育的精华。诸如此类的嘲讽、谩骂已经让青少年不成熟的心灵不堪重负。

（2）以爱之名，过度控制

PUA中打压式的教育通常都以“爱”的名义对孩子施行，因为这样会让孩子无力反抗，以便让孩子无条件服从，让他们成为大人眼中听话的乖孩子。在日常的家庭教育生活中，很多父母经常以“我都是为了你好”的理由去干涉孩子的选择，如果孩子不服从大人的选择，就会被贴上“不听话”，甚至是“不孝顺”的标签，这常常会让孩子感到无所适从，于是被迫接受父母的选择。但这实质上是家长的一种自我满足，家长的这种单方面施与其实就是非爱行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以爱的名义对自己亲近的人进行非爱性地掠夺，即违背他人主观意愿，在精神与行为方面强制控制，迫使对方按照施控者的意愿去行为做事。

（3）夸大付出，道德绑架

在我国的家庭环境下，PUA式教育通常会对孩子实施苦情道德绑架。如，我这么辛苦为了什么呀，还不都是为了你；我每天早起，给你做早餐，送你上学，我容易吗；等等。这些话无疑都会让孩子因为内疚而无条件服从家长的安排。内疚是一种腐蚀性的情感，它会很快转化为自责，变成埋在孩子心里的一根刺，磨到孩子忽略自己的价值。最后，孩子的一生都会变成是在为父母的自我牺牲和不幸负责。

一个人如果长期被打击和否定，则可能将这种PUA的模式内化，不需要别人出手就会“自动”打击和否定自己，陷入“自我PUA”的泥淖。同时个体早期亲子关系的经历也会主导其内部工作模式的形成，从而影响成年个体在亲密关系中对伴侣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因此这些孩子成年后在其他关系中也更容易被PUA，因为他们往往自尊心很低、缺乏自信，由于幼时“听惯了”父母侮辱性、否定性的话语，他们往往无法快速地识别出他人PUA自己的言语，反而会觉得这些话“很常见”。

自我PUA指将PUA的模式内化，不需要别人出手就会“自动”打击和否定自己，是一种过度的、消极的自我批评和苛责。研究揭示了自我PUA中的自我批评和苛责主要分为两大类：

（1）比较型自我批评：表现为个体不自主地将自己的表现、能力和价值与他人相比较，并以此为基准贬低自身：“别人能做到，为何我不能？”这种心理状态使个体深陷在与他人的较量中，感受到持续的评判压力和不安，认为自己总是处于劣势，无法逃脱他人挑剔的目光。

（2）内化型自我批评：它源于内心的高标准和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如果再努力一点，结果就会更好。”此类型的自我PUA体现在个体以近乎完美的标准衡量现实中的自己，导致无尽的挫败感和自我否定：“无论怎样努力，我始终不够好。”这种内在的严苛评判使人生活在一种无法满足自设目标的痛苦之中。

友情“PUA”指在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换了对象，即朋友之间出现了不对等的关系，其中一方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并拥有与自己不匹配的好胜心，一旦发现另一方比他们自己优秀，他们就会通过打压对方的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得到平衡，在这一过程中不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更不会考虑到对方是否会受到伤害，许多尚未步入社会的学生因此变得抑郁、自卑，严重影响到心理健康。

意指让人逐渐丧失理智的一种疯狂追星行为。在饭圈中，PUA行为可能表现为：

（1）对不同意见者进行人身攻击、网络暴力，营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氛围，使粉丝产生孤立感和归属焦虑。

（2）刻意制造舆论导向，要求粉丝必须按照特定方式应援、消费，甚至不惜代价。

（3）对于偶像的批评或争议，一律采取打压和屏蔽的态度，不允许粉丝自由发表观点。

（4）通过道德绑架、情感勒索等方式，让粉丝感到如果不按照指挥行动就是背叛，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1.精神层面

PUA行为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严重的心理创伤。通过操纵、欺骗和控制等手段，PUA实施者会破坏受害者的情感安全边界，导致他们在关系中经历反复的情绪波动，如恐惧、焦虑、抑郁以及羞愧感。这种长期的精神操控可能使受害者产生自我认知扭曲，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价值判断、人格特质以及在人际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产生错误认识，进而陷入自我怀疑与自责之中。

2.身体层面

除了精神层面的危害之外，受害者还会面临来自不良“PUA”的衍生危害——造成身体伤害，根据媒体的报道，部分受害者在被精神控制后会做出自残、自杀的行为，许多不良“PUA”的施害方也会对受害者实施诸如故意伤害、强奸、强制猥亵等伤害身体的行为。

1.社会关系异化

PUA的泛滥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正常的情感交流和人际互动方式受到挑战。原本应该基于尊重、平等和诚实的人际关系，在PUA的影响下转变为权力不对等、充满欺诈和操控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侵蚀了社会交往的基本伦理规范，也破坏了社会和谐稳定的基。

2.公共问题衍生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PUA的危害还涉及到了公共安全层面。由于PUA行为往往伴随着诈骗、胁迫甚至性侵犯等多种形式的犯罪行为，使得社会面临更多的安全隐患。此外，那些遭受PUA侵害的个体在精神健康受损后，可能会出现自杀倾向、社交障碍等问题，这些都加重了公共卫生系统的负担，并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同时，PUA相关的网络课程和组织的存在，对于维护网络安全和打击网络犯罪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法律界和社会各界越来越认识到，应对PUA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和打击，以保护公民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

不良PUA亚文化严重危害社会，应严厉打击不良亚文化，并加强青少年基础教育以防止侵蚀。此外，须强化对PUA产业监管，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有效应对PUA犯罪亚文化的负面影响。

抵制庸俗文化对PUA亚文化的影响至关重要，应严防外来不良文化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文化无形，防控难度大，需全社会树立健康价值观，并依法处理宣扬不良文化的团体和个人。尤其要着重在网络空间阻击不良文化传播，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应持续开展净网行动，打击不良网站，清理网络内容。同时，从正面倡导健康文化，增强青少年对基础教育的接受度，以性文化教育为例，提升青少年性意识，按年龄段制定学习方案，推广健康平等的两性关系、文明恋爱观。为此，国家可扩大性教育师资队伍，合理安排课程，编写适宜读物，使青少年认清PUA犯罪亚文化的危害并学会防范。

加强对PUA亚文化的行业管控和法律制度建设是遏制其向犯罪亚文化演变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制定严格的行业规范，明确PUA相关产业的资质、授课内容与模式；建立准入及动态监控机制，对违规机构依法整改或取缔；设立情感培训师职业资格认证，确保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素质和资质。针对PUA违法犯罪行为，现行刑法已能规制其中的诈骗、传播淫秽物品等具体罪行，也能处理教唆自杀、故意伤害等行为。对于行政违法层面，可通过治安拘留等方式进行规制。然而，PUA中的精神控制和情感虐待等行为在法律界定上尚不完善，尤其对于非共同生活的情侣关系，现有《反家暴法》难以涵盖。因此，扩大《反家暴法》保护范围至情侣间的精神暴力行为，以更全面地规制PUA中涉及的违法行为。总之，我国需不断完善法律规范，适应PUA新发展带来的挑战。

PUA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财产权等，在我国，虽然尚未出台专门针对PUA行为的法律法规，但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已为此类行为涉及的一些具体犯罪行为等提供了相应的法律规制基础。

在PUA的案例中，可能涉嫌侵犯受害人的名誉权、隐私权，更进一步可能构成侮辱、诽谤罪、诈骗罪、故意杀人罪。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均提供了相应的法律规制和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PUA行为往往侵犯了受害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尊严权，这与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相悖。

当PUA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时，如侮辱、诽谤、诈骗、故意杀人等，我国刑法将予以严厉打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实施这些犯罪的行为人，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可能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罚金等刑罚。

PUA行为往往涉及侵犯他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财产权等。当PUA行为构成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侵权行为时，受害者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

针对PUA的网络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禁止网络传播虚假信息、恶意诽谤等行为，对于PUA实施者通过网络平台散布误导性信息、进行精神控制等行为，将依法予以打击，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与公序良俗。

针对妇女和未成年人等特定群体，我国还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特殊保护。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的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肖像权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则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包括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

目前，PUA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深入探究PUA行为的入罪问题，即对其违法性的判定与法律责任的分析；二是关于PUA行为的心理现象考察，即PUA关系中的双方在心理层面上的具体表现和影响。

相关法律研究主要探讨如何将各种不良PUA导致的侵害行为纳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规制。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和行为分析，明确哪些行为应被纳入刑事法律范畴，为制定公正合理的裁判标准提供依据。此外有学者提出了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法治困境和问题，揭示PUA现象背后的法律挑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者们也开始关注PUA的心理现象。他们试图理解PUA关系中的双方在心理层面上的具体表现和影响，以及PUA背后的心理机制。例如，有些研究探讨了PUA实际上是“斯德哥尔摩效应”在起作用。此外，还有研究分析了受害方的心理特质，这些研究对于揭示PUA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预防潜在的风险，以及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心理援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心理学家们认为，了解PUA的心理机制对于预防和干预这种行为至关重要。通过研究PUA，可以开发有效的干预策略，帮助受害者摆脱PUA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提高公众对PUA的认识，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总的来说，无论是法律研究还是心理学研究，都在努力理解和解决PUA带来的问题。通过跨学科的合作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PUA现象，从而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2019年5月，江苏警方对一起在网络售卖PUA行为相关教程的行为进行了依法查处，此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也是我国第一例处罚网络发布PUA信息的案例。

经公安机关查明，违法行为人徐某（男，24岁，连云港人）通过开设网站，兜售PUA教程。该违法违规PUA教程以“自杀鼓励”“宠物养成”“疯狂榨取”为卖点，利用语言、文字、动作、视频、图像等方法，把女性直接称之为“猎物”“宠物”，或教唆伪装成成功人士诱惑涉世不深女性以骗取财物，或传授如何暴力征服让女性崩溃，或传授如何让女性失去理性，甚至不惜自杀等证据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目前，违法行为人徐某已被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5万元，相关网站及通讯群组被责令关闭，违法违规PUA教程被全部清理。

2019年10月9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女生包丽（化名）在北京市某宾馆服药自杀，送医救治期间被宣布“脑死亡”。相关聊天记录显示，包丽自杀前，其男友牟林翰曾向包丽提出过拍裸照、先怀孕再流产并留下病历单、做绝育手术等一系列要求，并受到在身上纹“牟林翰的狗”的侮辱，同时遭受语言侮辱和暴力虐待；包丽曾先后数次寻求自杀，但是却被牟林翰以自杀相威胁，未能摆脱二者的关系。

包丽自杀事件的曝光，引发舆论对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控制、PUA、字母圈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2019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取消牟林翰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2020年4月11日中午，包丽去世。7月9日，包丽母亲发布消息称包丽男友于2020年6月份因涉嫌“虐待罪”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据南方周末报道，该消息得到北京警方一位内部人士的证实。2023年6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牟林翰涉嫌犯虐待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依法公开宣判，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2023年7月25日，牟林翰虐待刑事附带民事上诉案公开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