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林语堂虽然指出中国人存在着不少的精神弱点，但更是认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他说：“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虽然在政治上他们有时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们是广大的人类文明的中心，实为不辩明白之事实”，“中国人之心灵不可谓为缺乏创造力”，“久已熟习于文宇学之探讨”，“而诗的培养尤足训练他们养成优越的文学表现技巧和审美能力。中国的绘画已达到西洋所未逮的艺术程度，书法则沿着独自的路径而徐进，达到吾所信为韵律美上变化精工之最高程度”。这样一些看法，充满着热爱中华民族的感情，热情地赞颂了中国人民具有高度的智慧，尤其在文化艺术上有杰出的创造才能。

其二，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林语堂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批评封建家族制度有许多的弊害。诸如剥夺了个人自主的权利使人丧失了订婚权和夫妻的自由生活，失去了“事业心和发明天才”，甚至连“远游与运动”亦不可能，因为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过，他对孔子的“名分学说”和道德伦理却作了一定的肯定。认为孔子是希望“倘使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动适合自己的地位，则社会秩序更能有把握的维持”。“他也曾允许某种程度的超家族的仁爱。他把家庭内的道德训练作为普通道德训练的基础，他计划想以普通的训练，实现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要很适宜于和谐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可是，他又认为孔子将政治与道德“混合”了，过于看重了道德的作用，其结果必然“对于国家则为危害”。在他看来，要建立和维持一个正常而合理的社会，仅是讲道德是远远不够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林语堂对孔子理想的“贤能政府”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至于盼望德行统治的政府与仁义的统治阶级之出现，那是多么属于幻想”，其实际情形却是“常为举世无双的一大腐败罪恶”。那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敌不住摆在眼前的引诱，因而大多数忍不住舞弊起来”。因而，他赞赏韩非子的“法治”主张，指出韩非子“始终摈弃道德之俗论”，“坚决主张设立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权贵，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面前，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势力与私人间的关系，应该予以打倒而代以法律”。由此，他又进一步表示，“深信吾人停止谈论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则吾人之能建立中国之廉洁政府亦将愈早”，“中国所需要者，是以非增进道德而为增加牢狱以待政客”，“中国所需要者，既不为仁，亦不为义，又非为荣誉，却为单纯的赏罚，即需要勇气来枪决扫荡这班不仁不义不顾廉耻的官僚。唯一保持官吏廉洁的方法即为加以逮捕而用枪弹来警戒他们”。他的这些看法，是有眼光有见地的，并切合社会实际需要的。

在《妇女生活》中，林语堂则颇为具体地叙述了中国妇女生活的演变情形，具有中国妇女生活简史的价值。他指出，中国妇女历来处于从属地位，从未有过应有的权利。孔子有关“女性低劣”的基本意识种下了男尊女卑、女人从属男人的“根苗”。妇女被束缚的程度，“随着孔子学说之进展而与日俱深”。汉代确立了女性的所谓德性，如服从、贞节、“三从四德”，但寡妇仍可再嫁而不受限制。魏晋之际，形成了女子嫁充妾媵之风和父母溺毙女婴的恶习，女子变成男子的玩物。到了宋代，守寡贞节的道德，成为社会公认的一种法典。而且一般而言，向来妇女在家庭中还受到丈夫和婆婆的压迫与虐待，以及受到起于唐代的缠足制度的摧残。此外，中国人把“贤妻良母”看作为理想的女性，对女儿的管束异常严谨，使她们的仪态温文端庄，重视处女的贞操，学会针线刺绣。只有士绅之家的女儿才有读书写字的机会，并出了不少的女才子。但一般人却以为才学过多对于妇女是危险的，故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至于自由恋爱，公开求婚，对于中国妇女是无缘的，“爱”往往与涕泪、惨愁、孤寂相糅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只有妓女算是唯一自由的女性，她们使许多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包括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有鉴于这些，林语堂认为无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还是滥施恋爱，受痛苦的都是女性，只有正常的婚姻才是妇女“唯一保障”。

可是，自民国以来，经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后，中国妇女已开始享有男女平等、读书、工作、参政等权利，有的女性还成为摩登姑娘。人们对于女性美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喜欢矫揉造作的所谓娴静温雅变为喜爱较为适合人类天性的活泼健美。

因此，林语堂颇为感慨地表示，希望“孔教学说所予妇女界之人为的限制和过分划分的性的区别，必须让其地位适合人类天性的观念而不复回复”。

其三，对传统的文化思想作了评介。林语堂在《人生之理想》中，对儒、道、释作了宏观的评价。他认为，孔子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孔子学说是一种对待人生与宇宙的思想，以“”为中心，以中庸之道为核心思想，要求人们为人处事合乎人情的“常轨”。孔子以礼义为教，以顺俗为旨，重视人类的教育与礼法。孔子学说的人生观是积极的，他的哲学的本质是都市哲学，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此外，在其他章节中，林语堂还指出孔子不是一个好的政治思想家，否定他对道德作用的过分推崇，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等说教。

对于道教，林语堂认为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老子的学识是政治的放任主义与伦理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静无为的政府。他的《道德经》是自保的哲学，教人放任自然，消极抵抗，以守愚之为智，处弱之为强，所谓“不敢为天下先”，“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是以浑浑噩噩藏拙韬晦为人生战争利器的学理。老子还鼓吹“无知”为人类的最大福音，教人以无为之道，逃遁现实，返归自然，以延寿养生，因而形成消极的人生观，即“出世”思想。但是，他也指出，道教曾经有过较大的影响。不仅使中国文学产生了“企慕自然之情调”，而且使人们企图拿神学来解释宇宙之冥想。它的阴阳二元意识，早在战国时代已极流行。魏晋时，它的势力驾于孔教之上。到了唐代，它长期被当作国教。此外，他还指出，道教本身的范围不断有所扩大，包括医治、生理学、宇宙学、符咒、巫术、房中术、星相术、拳术。尤为突出的是，还创造了一种锻炼养生法，即所谓吐纳丹田之气。这“气”字是道教中最紧要而有用的字。“气为非可目睹而至易变化的玄妙的东西，它的用途可谓包罗万象，无往而不适，无往而不通，上自慧星的光芒，下而拳术呼吸，以至男女交媾……”对此，他评价为“中国人想揭露自然界秘密的一种尝试”。

至于佛教，林语堂认为是构成中国人的思想一部分的唯一主要的异国思想。中国的为官者，文人学士和平民百姓，大都受其影响，文化艺术乃至日常饮吃均染上了佛教色彩。以至佛教的寺院超过了孔庙和道教的“观”的数量。政界人土之所以重视佛教，是因为中国政治不能复兴中国，他们乃热望阿弥陀佛加以援手”。文人学士之所以喜欢玩弄佛学，是因为“每当政局紊乱或朝代更易之秋”，可以“削发逃禅，半为保全生命，半为对乱世的悲观”。民间之所以迷信佛教，是因为它“具有福音的潜势力，大慈大悲即为福音”，而它“深入民间最活跃最直接的影响为轮回转生之说”。可是，他指出佛教具有消极作用。它叫人“出家”，无非是为了解除精神痛苦，“是种对抗人生痛苦的报复，与自杀出于同一意味”。它也叫人“禁欲”，而其结果却造成有的和尚庙成了秘密的卖淫窟，和尚亦诱奸尼姑。如果说它有什么好处的话，只是给中国人以欣赏山景的好机会，因为大多数寺院都建筑在高山景美之处。

从以上所述来看，林语堂对儒、道、释总体精神的把握和评介，是较为切实的。对于西方读者了解它们，是不无助益的。

其四，对传统的文化艺术作了评价。林语堂在《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等章节中，认为中国古代文言散文很少优美之作，骈文尤为矫揉造作和脱离现实生活。唐诗长于运用塑形的拟想、绘画技巧、象征主义和隐喻手法。古代戏剧（主要指元曲）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其中有不少堪称为伟大的诗篇，是“贫苦阶级的精神食粮”。《红楼梦》“不愧为世界伟大作品之，足以代表中国小说写作艺术的水准高度”。可是古代小说大都存在结构散松、冗长、自足于讲述故事、缺乏欧美小说的主观特性等弱点。

对于中国的绘画和书法，林语堂更是倍加赞美。他说，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之花。它完全具有独立的精神气韵，纯然与西洋画不同。……显着有某种神韵的灵活的特性，更有一种笔触上的豪迈与活泼的情态。……它并不将一切意象绘之于画面，却剩下一部分须待观者的想象”。而中国书法，则是“在世界艺术史上确实无足以之匹敌者”。它既具有线条上的美质，像笔力、笔趣、蕴蓄、精密、遒劲、简洁、厚重、波磔、谨严、洒脱；又具有结构上的美质，如长短错综、左右相让、疏密相间、矫变飞动等等。

其五，闪烁着针砭时弊的锋芒。林语堂在书中，不时联系现实，针砭时宇弊，机锋闪烁，并不乏幽默感。譬如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他有力地抨击统治者徇私舞弊，敲诈钱财胡作非为，并认为官僚是“民主主义的天然敌人”，不失掉他们的“面子”，“中国将不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他更是点名指斥张宗昌等现代军阀“简直有一颗墨黑的良心”。他们口口声声要恢复名教礼教来提高他人的道德水准，而自己却“广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为强奸幼女之老手”。他还指出中国的政治之所以那么腐败，“完全在制度（法）”，“倘官僚贪污而无刑罚为之制裁，那么你要望他不贪污，实在是过于苛求人类的天性了”等等。

《吾国与吾民》一书，除了具有上述值得肯定的方面之外，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这首先表现在宣扬了所谓历史循环论，把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说成是以八百年为一周期的，甚至还说“故吾人可未卜先知此后二百年之局势：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国被异族所征服。真将一一重演乎？”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映。同时，对现代中国人民的不断觉醒缺乏认识，反而认为他们缺乏自信心，一盘散沙，畏惧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指少数中国人尚可，若是指大多数中国人就不符合实际，因为现代中国人民一直都在倔强地进行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此外，否定中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认为中国有衙门阶级与非衙门阶级，而不承认有更具体的阶级分野及其矛盾斗争等等。

《吾国与吾民》出版后好评众多，在1935年四个月之间印了七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林语堂在外国一举成名，该书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也同样受欢迎。

《吾国与吾民》出版后，两年之内再版了11次。凭借着该书在海外的影响，林语堂决定移居国外，并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英语著作创作生涯。

与历来的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而出世了。它的笔墨是那样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

《吾国与吾民》是用英文写作的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之作，对中国有真实、灵敏的理解。凡是对中国有兴趣的人，我向他们推荐这本书。——美国书评家伯发（Nathaniel Peffer）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角刊》书评

《吾国与吾民》在赛珍珠的支持下，于1935年9月由美国华尔希（赛珍珠的后夫）主持的约翰·黛公司出版。后经郝志东、沈益洪二人共同将全书翻译为中文，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有《京华烟云》《啼笑皆非》《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