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14 15:40
周华章（1917-1968），江苏江阴人，1938年从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3月赴美留学，1952年6月获得芝加哥大学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中国最早的数量经济学博士。1953年1月周华章回到国内，任职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57年，他首次提出了“运筹学”的中文用词。
周华章191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工商业者家庭，祖籍为江苏江阴。1928年，周华章进入同济大学附属中学，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因病缺课，后经袁复礼教授推荐转入地学系气象学专业。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 周华章南下进入长沙临时大学。学校迁移云南昆明, 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周华章参加了步行3000里赴滇的那支200人组成的团队，团长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指派的黄师岳（中将参议）。队伍中有闻一多、曾昭抡等教授。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昆明， 受到蒋梦麟 、梅贻琦等校领导的热烈欢迎。1938年夏，周华章毕业, 写信给黄师岳军官，黄将他介绍到陆军第一军，军长是陶峙岳（1949年起义，开国上将），周华章受到陶军长的器重，担任技术教官，一度还在陶军长身边负责文秘和接待工作。
1941年，他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改行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周华章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第三届学生，当时，该研究所在统计学方面实力比较突出，有研究中国经济的优良传统，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如何廉（该所创始人）、方显廷、陈序经、张纯明等人均在该所任教，可谓群贤毕至，名师荟萃。他们精深的学术思想，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形成了南开经济研究所与众不同的研究特色和学习氛围。南开经济研究所由于承担了国外基金资助的中国工业化问题的项目研究，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受过严格的数量经济研究方法训练的陈振汉率先对国外工业区位理论作了引进和研究，这个重要的领域自然地引起了具有良好数学功底的周华章的注意。这从他1944年的一篇文章《经济史研究之前瞻》中就可以明显看到。陈振汉教授发表的三篇工业经济文章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代表性，但仍旧没有使用到数量分析方法。而周华章此时正酝酿真正借助数学工具，对工业区位基本理论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现实的可能性进行深入探讨。其中《工业区位理论的修正说》一文中更是大胆对这门学科分支的祖师爷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这真正是初生牛犊不畏虎的体现，打响了中国学者在数量经济理论研究战线的第一炮。
周华章读书期间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工业区位理论的修正说》(1944)、《定工业区位的实际方法》(1945)便可见他在数量经济学方面的天赋。取得学位后，他到成都志成高级商业专科学校任统计学教员。1944-1945年，任重庆同济大学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员。1945年5月至11月，任军令部边务研究所经济学教官。抗战胜利，周华章回到上海，1946年4-8月，周华章在中国贸易企业公司任职。 1946年8月-1948年8月，他在中国工商学会任研究部主任，负责编写《每周经济动态》的经济指数。
1949年7月至1952年8月，周华章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到芝大不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尔沙克教授(Jacob Marschak,1898-1977)就已经注意到这位沉静稳重、好学深思的东方青年学者，为了进一步的考察和培养，他指派周华章协助自己编写了《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 National Income and Price Level》(就业、国民收入及价格水准理论题解)。1951年，周华章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The Influence of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and Factor Movemen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A Mathematical Treatment》(周本人译为《区际与国际货物与生产因素对国民所得分配之影响———一个数学的探讨》)。当年,芝加哥大学以左倾闻名全美，被当局视为“最危险的学校”，前任教授兰格出任波兰驻美大使也使经济系成为焦点。美国共产党在校外开设了书店，周华章是这里的常客。由于订阅美共报纸，参加“中国科协驻美分会”的活动，传播其《留美通讯》内部刊物，在报告会上介绍“新中国的成就”，周华章受到移民局的警告。据美国友人斯科顿(Skordon)来信告知，周华章已被有关部门建立“存案”。周华章对“麦卡锡主义”淫威下的这些做法十分愤慨。他的好友，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兄弟叶笃正，在芝加哥大学气象系取得博士学位，1950年10月冲破障碍偕夫人冯慧回国，给他很大鼓舞。
中国经济学界尚未全盘“苏化”，陈序经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的经济系和广州国际经济研究所(罗承熙所长)分别来函，敦聘周华章博士就任研究教授。经过多次申请，当局对非理工类中国学生的阻挠有所松动，1953年初，周华章与芝加哥大学同学查良铮硕士、周与良博士夫妇等同船回国。一年后，他被安排到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担任高等数学的教师。回到祖国的周华章热血沸腾，迫不及待的盼望着发挥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出力。1956年3月18日,周华章给时任中宣部科学处、理论教育处处长的于光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他报效祖国的迫切心情，“……虽然技术经济学与数理统计与概率论都有关系，因此后述二者我也有相当了解，但我的专业是前者，特别是前者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及计划经济的关系。我想了解有没有更能发挥我的潜力的工作岗位?如果有，我不计地点(边疆也可以)，不计待遇名义，不过希望与家属一起去。我对工作并无成见，主要以发挥潜力为主。如果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没有这种工作，能否在暑假中找到一个机会让我试用技术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一些问题，看看效果如何。”
1956年4月，周华章晋升教授，还担任院务委员会委员，部门工会主席，并任教研组政治学习班班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钱学森、许国志等教授从国外归来，开始全面介绍运筹学，并结合中国的特点在国内推广应用。OR传入中国后，曾一度译为“作业研究”、 “运用研究”。在钱学森、于光远的直接部署下,将周华章从上海调到北京，与许国志一同为清华大学运筹学专业制定了教学大纲和课程计划，并抽调几十名学生组成了“运筹一”、“运筹二”两个教学班，并且参与了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1956年，清华大学周华章教授建议将OR译为“运筹学”，立即得到中国有关专家的认可。这个译意，恰当地反映了该词源于军事谋划又军民通用的特点，并赋予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含义。后来他们的工作还影响到华罗庚、关肇直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那里也将原来的几个研究方向进行重组，包括吴文俊、越民义、王元、万哲先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都投入到运筹学研究中来。
1968年9月30日，周华章含冤去世。直到“四人帮”和代理人迟、谢倒台，经他夫人章臣懿的强烈要求，当时的清华大学新领导班子受理复查，1978年5月9日，推倒诬陷他为“间谍”、“反革命”、“反动权威”等罪名，作出了“周华章同志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结论。
周华章发表的著作有《运筹学在建筑工业中的应用 》; 《工业技术应用数理统计学（上册）、（下册）》; 发表的文章有《谈谈运筹科学及其在交通运输问题中的应用》;《工业产品质量控制 》及（续）;《小子样统计推断理论简述》;《工业技术实验设计（一）（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