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上旬，周成龙、匡龙海率领皖赣独立师在至德、姚黄分别打姚成贵、黄光美两个大土豪，铲除了姚黄一带的反革命势力，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护，并在此立下脚跟。周成龙等则积极为创建高山根据地而紧张地进行准备，他们积极串联发展党员，先后在黄村、姚村、青峰岭等地建立基层党组织。接着，周成龙在姚黄谢贵林家主持召开了祁门、秋浦、贵池、东流四县30余人的党员骨干会议，决定成立祁贵秋中心县委和恢复贵秋东中心县委。4月，周成龙同活跃于高山地区坚持斗争的各路武装力量的负责人在高山石门洪家举行会议，商议在高山地区创建和发展根据地。6月，闽浙赣省委保卫局长滕国荣来到高山根据地协助成立了中共江南特区委员会，大家一致推选周成龙为书记，王丰庆担任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黄天贵为宣传部长，余文光为白区工作部长。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特委对地方组织进行了调整，取消了贵秋东和祁贵秋中心县委，成立了贵秋、贵东、贵祁三个县委会。接着特委又统一了军事指挥，将活动在皖赣边区的长江游击大队、皖赣游击大队，皖赣红军独立师部分人员570多名，整编为江南红军独立团，由杨艳溪任团长，王庆丰任政委，杨春标任参谋长。1935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在周成龙和特委县委的精心组织下，在江南红军独立团的配合下，贵秋东地区举行第三次大暴动——中秋大暴动。高山、黄龙坑、洪家堰、北山欧纵横七八里地区的农民迅速推翻了当地的反动政权，解除了反动武装。随着暴动的胜利，各级农民政权相继建立。

在周成龙和江南特委的正确领导下，群众革命情绪迅速高涨。特区内青年团、妇女会、儿童团、互济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相继恢复了活动，高山根据地日益兴旺。

高山革命根据地是主力红军长征以后，敌人进行疯狂“清剿”的严峻岁月里艰苦创建的。敌人对根据地的摧毁和苏区人民奋起保卫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周成龙运用原赣东北反“清剿”的经验开展武装斗争，注意结合当地实际，率领江面独立团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猖狂的进攻。其中由周成龙亲自指挥和参加的金塔伏击战便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出色战例。

早在1935年，国民党军已在高山根据地周围的重要村镇、山头、路口修筑了碉堡工事，力图形成包围圈。特委采用积极防御的方针，经常派主力红军由王丰庆、杨艳溪带到外线作战。狡猾的敌人常乘机深入根据地骚扰，并迅速在高山的腹地金塔修筑了碉堡工事。金塔离特委机关所在地莲花庵只有一里多路。敌人妄想在四周包围的情况下来个中间突破，打中要害，一举摧毁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清剿”，根据地内军民纷纷向特委请战，要求捣毁敌人的碉堡，誓死保卫根据地。这时，周成龙和特委其他同志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指出红军主力外出，根据地内的武装力量不足，而且枪支弹药奇缺，如冒险出去打攻击战摧毁碉堡，是十分困难的；另外，根据地内的敌人虽然凶顽，但也有其弱点：由于它深入根据地，给养困难，弹药粮食都得派人从莘田街运来。鉴于以上情况，周成龙和特委决定：避实就虚，抓住敌人弱点与其周旋，伺机打击敌人，待红军主力回师，再拔掉这颗“钉子”。

按照部署，特委派出部分同志配合贵北、贵东两县游击队百余人，带着鸟枪土铳，鞭炮和红旗在据点对面山头佯攻。周成龙、黄天贵等特委领导率红军四五十人，埋伏在金塔以西约三里路的山头上，准备伏击莘田来敌。

这是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2时许，莘田之敌30多人，挑着米、面、子弹匆匆向金塔而来。等敌全部进入包围圈后，周成龙一声令下，红军居高临下突然发起猛攻。敌人受到这突如其来的伏击，顿时晕头转向乱成一团，有的想前奔金塔据点，有的欲夺路逃回莘田。这场伏击在周成龙的亲自指挥下，左右夹攻，前后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毙敌20多人，俘虏九名，缴枪20余支，并获粮食、子弹等战利品，而红军竟无一伤亡。

金塔据点之敌在我佯攻之下，疑惑不定，本欲迎战，而当得知莘田之援遭劫，还以为红军主力已回根据地，便吓得紧缩守据点不敢冲出一步。直到天黑，连夜偷偷地全部撤退，仅留一个空空的“乌龟壳”。

周成龙领导的特委，在红军主力出战不利情况下，紧紧依靠根据地军民，出奇制胜，化险为夷，赶走金塔顽敌，在当地传为佳话。此举大大振奋了根据地人民对敌斗争的精神。

自江南特委机关迁到马坞施以后，敌人的攻击目标又集中到这里。1935年11月，江南独立团在王丰庆的指挥下与安徽保卫团接火，并与之开展了来往数回合的拉锯战。到12月底，敌人又重新部署进攻。特委针对这一情况，决定集中独立团兵力，在贵田源坑附近集中挖筑工事，伺机伏击来犯之敌。但由于率领队伍的个别领导未能执行特委命令，致使战斗失利，而且损失惨重，马坞施被敌占领。在此紧急关头，周成龙和王丰庆亲自率领队伍，掩护特委机关冲出重围。从此特委机关再次转移高山石门口。

还未等高山根据地军民有喘气的机会，敌人又派重兵分进合击，步步为营，妄想将退守在高山的江南特委和部分军民紧紧包围，然后加以消灭。周成龙和特委同志率领一部分红军，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左冲右突，坚持一个多月的高山保卫战。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精神，周成龙在长期失去与上级联系的情况下，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带着几十名战士辗转于高山，与敌周旋。每次战斗，他都出色地指挥战士们进退转移。为了及时摸清敌情，他常常是把大家安排好隐蔽处休息，而自己带两三个战士亲自侦察。他处事格外警惕、谨慎，十分珍惜为数不多的兵力，决不肯盲目硬拼。在那触目惊心的危境中，周成龙赢得了战士们高度信赖和由衷的赞颂，不少战士说：“周成龙分析能力真强!他算到敌人大约何时要搜山，要搜哪座山，并会安排我们到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隐蔽。跟着他保险……”真的，自高山保卫战开始以来，周成龙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尽管他眼睛熬红了，身体磨瘦了，可跟着他转的一部分红军几乎没受损失。

在日益频繁的高山保卫战中，整个红军的兵员、枪弹、粮食等都消耗严重。到后来每个战士每次只能领三五发子弹，而且常常忍饥挨饿投入战斗。周围不少村庄被敌人纵火焚毁，大批革命群众遭杀害，情况愈来愈严重。面对如此的严酷的斗争现实，周成龙和特委的同志在石门口对面山坡上召开了县以上的干部会议。

他在会上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通过讨论，特委作出了几项有关精简机构，化整为零，分头行动，伺机突围的决定；并研究了今后转移方向，坚持秘密活动，争取与外地斗争联络的行动计划。

按照会议决定，周成龙和特区苏维埃主席欧阳斌率领保卫队十几名战士在东坞溪坡、老山陈一带活动。

1936年3月，周成龙和欧阳斌率领的保卫队在一次战斗中被冲散。他俩及保卫队的几名骨干先后曾转移至泾县地区赤滩。但由于泾县地区的党组织也遭破坏，周成龙未能与组织接上关系。于是，他把身边的同志安排妥，决定只身去寻找党组织。此后他常逗留安庆，辗转南昌、武汉到处打听党组织，寻找自己的同志。

1937年10月，周成龙在郑州车站列车上幸遇汪金祥。他俩同乡，是赣东北革命斗争时期的好战友。久别重逢，异乡遇知音，他俩欣喜万分。原来汪金祥也正是赴延安党中央联系工作，于是周成龙便随汪同行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头，后由办事处安排乘车赴延安。

周成龙在延安与中央组织部联系上后，便将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连同自己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与同志们失散，与党组织一度推失去联系等情况都一一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

不久，周成龙经中央组织部介绍，进延安中央党校，并与汪金祥、方志纯等赣东北革命斗争时期的老战友同编在13班学习。1938年春，他们相继离校投入新的革命工作。

当方志纯于1946年重返延安，向中央有关部门打听周成龙下落时，才得知他已被康生等人错杀。据查考，时间为1939年。90年代初，方志纯回忆起周成龙的冤死，还深有感触地说：“周成龙是个好同志，他的错杀是很可惜的，要追认他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