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1933年里，除了改写了《毁灭》《铁流》《没钱的犹太人》这三部长篇名著之外，周文还创作了《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等大量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这一年，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短篇小说《雪地》，发在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9月号上。这是一篇以他在西康

那些年中，周文除了文学写作，依然做着一些重要的不能为人所知的事情。比如秘密营救丁玲出狱并安排护送到延安，受鲁迅先生委托购买火腿、香烟、围巾，带到西安，转送延安的中共中央，又从西安夹带密件、经费回上海，在鲁迅先生和冯雪峰、胡风之间做交通员，联络斯诺去延安采访，采买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护长征中受伤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在上海，敌人的眼皮子下面，让王稼祥在一栋小楼里隐藏了三个月，一边疗伤，一边等待赴苏的机会，周文则在掩护陪伴王稼祥的那一段时间里，完成了长篇小说《烟苗季》，同时还成了一位疗伤换药的外科护士。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时间里从冯雪峰那里得到消息，立即参与先生的一应后事，治丧，守灵，下葬，是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之一。当许广平母子处境危险的时候，又安排他们与郑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数年，尽力保护她的安全。其后鲁迅的每一个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纪念活动的主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写了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

1937年抗战爆发。同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周文放下了小说创作，写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杂文、评论、诗歌。此时，因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共产国际授意下，左联已经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势，也不可能再开展更大的文化活动。周文主动要求到四川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成都文艺界得知周文回来，为他举行茶话会、欢迎会。他们希望周文帮助他们，领导他们。周文为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朋友写稿、看稿、编刊物，和他们个别接近，去认识他们。周文还结识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潜、罗念生、谢文炳、陈翔鹤等。周文将二十余位知名作家、教授等上层知识文化界人士，组成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推动他们出版文艺刊物，又将七八十位文艺界青年组织为成都文艺工作团，周文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艺术委员会负责文艺组，又结识了成都的许多救亡活动分子，很快在成都打开了工作局面。胡风等人在汉口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文与他常有联系，借冯玉祥、老舍来蓉之机，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时间，这座悠闲的古城热闹起来，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近百个文艺刊物。

直到此时，周文依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经刘伯量介绍，他到设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任助理员。后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员，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市长杨全宇是刘伯量的同学，对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机会来做他的工作。后来，在南京曾与周文一起创办过文艺刊物的刘盛亚从德国回来，终于通过父亲筹到款项，与周文一起创办了《文艺后防》。

1939年，设于抗战前线二战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任周文去做教授。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带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

1940年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剑阁，翻秦岭，下咸阳，走到西安附近，传来民大生变、阎锡山和共产党闹摩擦的消息。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队伍到达延安。

周文到延安延安后安安心心坐下来写作的周文，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安排，迅即到边区党委报到，研究社址、经费，物色编辑人员，通过中组部调进胡绩伟任《边区群众报》主编，张思俊、白彦博任通讯科正副科长，林今朋、庄启栋任丛书木刻科科长，赵守一任编辑科科长，还调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规、朱明、杨蜚生等各类工作人员。很快，连报社的办公窑洞也打好了--是丁玲主持设计的。

周文从踏上延安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便进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运转时期，开始了他长达十二年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及意识形态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个职务是大众读物社社长，兼任《大众文艺》主编，同时还任职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新文字协会、延安反侵略分会一些社团组织。此后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晋绥抗战日报社和晋绥大众报社社长，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兼中直常委纪检会委员……许多时候身兼数职。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时期。

1946年，周文奉调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兼主笔。那一段时间，共产党一南一北两大报纸（另一个是延安的《解放日报》）留下了中共新闻史和思想史上最绚丽的身影。

1946年9月，周文奉召返回晋绥。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在北京召开。周文接到晋绥分局党委书记李井泉通知，让他带队前往参加。1949年6月，柯仲平、周文率西北团进京。

周文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联络处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了晋绥文艺工作的报告，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任组织部负责人。

会后，周文回到晋绥，收到中央通知，让他准备参加接管四川西康。正在他等待出发命令的时刻，接到周恩来一纸电文，调周文到中央政府国务院写作组工作。他去见周总理，希望去学习一个时期马列主义理论再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安排他到马列学院担任秘书长，并告诉周文，马列学院已有个副秘书长，担任行政事务工作，他可以抽出时间边工作边学习。

其后近两个月，周文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却无法过关、无法解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检讨书，到一个一个学员班去念去征求意见……

在最后的时刻，他去找副院长陈伯达申诉。陈伯达的冷漠与偏向，给了周文最后一击。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组部亲自主持会议，马列学院党委会全体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参加，对周文进行批判。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5点，周文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准通过。6月30日午后，也就是经历了通宵批判之后，周文从城里回到西郊的马列学院。

1952年7月1日，周文猝然离世。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

《雪地》《在白森镇》《烟苗季》《救亡者》《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