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及“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老子·七十九章》）说明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庄子的“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庄子·在宥第十一》）和“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庄子·达生第十九》）再次诠释了道家以“和”、“合”为世界之基。管仲学派本老子之宗，沿道家之说而论和合。

在《管子》一书里将“和”、“合”并举，对“和合”做了系统的表述：“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和，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集校·幼官》）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管子集校·兵法》），这里的“和合”主要是对人事的处理，被赋予了精神力量，含有很强的道德意味。

墨家的“锯子”墨子也将“和”、“合”连用，形成“合和”，他说:“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认为之所以有社会的动乱正是因为没有“和合”，故“和合”主要体现于处理社会关系层面。

《尚书》中的“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诗经》中的“既且和平，依我馨声”（《诗经·商颂》）以及《易经》中的“保合大和，乃利贞。”（《易经·乾卦·彖》）都谈及到了“和”或者“合”，都彰显出了古人对其的理解和赞许，说明“和”、“合”在先秦就已经有了获得普遍认同的可能和趋于实现。所以和合学的诠释文本主要是《国语》，辅以《管子》、《墨子》，“‘和合’语出《国语》、《管子》、《墨子》，其依傍的解释文本亦异。

和合学作为一种新的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形态 ,不仅有自身的核心范畴主导概念 和范畴系统 ,自身的内涵和品格 ,以及自身依以诠释的经典文本 ,而且有自身的方法和表述这种方法的相应概念及形式。张先生力图于使和合哲学获取自我生长的土壤和自立成熟的依据，因此从理论渊源、思想内涵、知识体系、诠释方法及现实等路向以探和合、论和合、证和合，从而对和合学本身进行了回溯和求证，对和合学的建构和途径进行探寻并赋予和合以现实意义。

张先生说：“和合二字虽是自家体贴出来，但实实在在地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活生生的灵魂。”人类进入21世纪，由于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冲突而造成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而产生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而构成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冲突而产生精神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而造成价值危机。和合学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以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和合学系统中，首先论证了和合学的定义、和合学“三界六层”、“八维四偶”的逻辑体系、整体结构、和合精神的追寻、和合源流的考察，以及21世纪人类文化的战略构想。其次则旨在启动和合学原理，从和合学之“体”转化为和合学之“用”，使和合学贴近社会、贴近百姓日用。本卷从文化战略构想到文化战略预测，展开和合学体系结构的“八维”论述，即：形上和合与和合自然科学、道德和合与和合伦理学、人文和合与和合人类学、工具和合与和技术科学、形下和合与和合经济学、艺术和合与和合美学、社会和合与和合管理学、目标和合与和合决策学，从而通达和合之道。

和合学之所以能开出新儒学的新生命，是因为和合学本身是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新观点的新核心话题和新方法。

1、和合学新之所新，是从三个维度“和合起来”的。通过解构“古今之变”，疏明人文价值时间的和合本性，转生传统，把往古、现今、未来和合成一条不断度越的思议升华之道；通过解构“中西之争”，疏通生存空间的和合特征，融摄全球，使“和立”、“和达”与“和爱”和合成一条不息通达的生命流行之路；通过解构“象理之辨”，疏明人文精神的和合逻辑结构，守护激情之源，搏击想象之翼，使和合之道与和乐之体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终极关切。和合学对古今、中西、象理三大思辨的和合解构，依次清理了文明碎片、种族偏囿和理智傲慢，梳理出人文精神世界的和合价值时空、和合生存空间与和合逻辑本源，为建构和合哲学理论思维体系奠基。地基的清理和疏明，是为了建构和合学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的大厦，是为了疏明和化解儒学在这三个维度中理智的困囿、价值的冲突和逻辑的迷惘。这种疏明和化解，是和合学的创新，是儒学新生命的起始。

2、和合学新之所新，是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理论思维核心话题的转生。从先秦的“道德之意”，两汉的“天人之际”，魏晋的“有无之辨”，隋唐的“性情之原”，宋元明清的“理气心性之辨”，到“和合之辨”。和合学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精神动力，重燃火焰。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郑恒公为王室司徒，与史伯论远古帝王成就“天地之功”时，史伯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弟。商契能够了解民情，因伦施教，百姓和合，皆得保养。和合的文化价值不仅是由伦理道德导致百姓和谐相处，而且在回答天地人从哪里来的哲学理论的根本问题：“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如何“和实生物”？“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由五行既相互冲突矛盾，又互相互济相生，构成天地万物人类。它是多元杂合相生，而非一元决定论。就此而言，和合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绍承。和合在现代意义上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的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是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并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度越冲突、融合的学说。以和合学这种新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的新观点来观照儒学思想，儒学便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光彩的理性、珍贵的价值，予人新桃换旧符之感。

3、和合学新之所新，是基于对人是什么的新体认、新规定。在当代，人并非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定义的人是“符号的动物（animalsymbolicum）”而应该以“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取代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如此才能真正体认人为“天下贵”的价值，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和合学新路。和合学形上学追求的“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的这个“底”，就是“和合起来”的和合体，它具有虚性、空性、无性的品格，它不是追求一个惟一的刚性实体，不重蹈柏拉图以来西方实体本体的覆辙，也不重演宋明理学“本体学”（如理体学，心体学等）的故技。和合生生道体是永远“在途中”的度越之道，因其不断度越，与时偕行，故和合生生道体不是僵化的、固定的实体，而是唯变所适的生命智慧及其化育流行的智能创生虚体，是变动不居的流体，是自由澄明境界的和合体。它在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合可能世界的三界中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由于“在途中”的和合追求不设立价值中心，不承诺实体目标，因而“和合起来”的和合体不可能成为权力的把柄（因其流变不定）；不可能埋伏一元论专制的杀机（因其超越价值）；不可能藏匿邪恶的私欲（因其自由疏明）。这就避免了“独尊儒术”和理学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罢黜百家”和“以理杀人”的局面再现，而使“在途中”的儒学日新而日日新。

4、和合学新之所新，是诠释文本的转换。从表现形式上看，哲学的创新总是由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完成的，创新的新儒学也总是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如孔孟之道、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从生成结构上看，创新不是无中生有的面壁虚构和凭空杜撰，而是通过对一定诠释文本（hermeneutical text）的解读和转换来完成的，它是新儒学创新的文献标志。和合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既不是《春秋公羊传》，也不是“四书”，而是曾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三国时，韦昭在《国语解叙》中说：其书“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是与“经艺并陈”的重要文献，但在两汉经学时代，《国语》未被列入“五经”，避免了被经学章句所支离、为谶纬所傅会的厄运，而保持了文本的本来面貌，这就使我们后人能听到当时有识之士有关天、地、人的论争和答问，感受“礼崩乐坏”时期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深沉忧患和未来寻求，从中可以体味春秋时期“和合”话语的生生意蕴。和合学新之所新的标志，是以《国语》取代“四书”，实现新儒学生命的创新新生。

5、和合学新之所新，还在于唯变所适地随人文语境的演变，而能化解当今社会和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冲突和危机，并将其化解冲突和危机之道，升华为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概念、范畴，从而指导其化解冲突和危机之道。当前世界文明仍存在不文不明的病症种种，如人与自然的冲突，造成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形成社会危机、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带来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造成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形成价值危机。这是超越地域的而为全人类所共同的冲突和危机，是以往人文语境所不遇的。

在这种人文语境形势下，儒学应如何回应？儒学生命智慧如何创新？儒学理论思维形态应如何转生？儒学理论体系、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如何创新？和合学是使儒学获得新生命的一种尝试，是儒学在新人文语境中实现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尝试，是儒学理论体系、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创新的尝试。和合学在其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合可能世界的三界中，以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为儒学在当代生命智慧与创新而作出回应。为此，和合学提出儒学生命创新的五大原理：

一是尊重生命的和生原理。和生是保障、保护和养育各生命自我主体与他者生命自我主体的唯一途径。如自然、社会、人际、国家、民族、种族、党派、宗教，都是融突和合的自我与他者的生命体。和生最低限度，是尊重生命，允许各生命体有其生存的权利。种种伤害、折磨、杀戮生命体的行为活动都应该禁止。

二是和平共处的和处原理。尽管各生命体与他者生命体之间存在种种冲突和危机，但应以君子的胸怀气度，“和而不同”。把种种不同冲突和危机导向和平、和谐、和合。只有各生命体与他者生命体之间相互尊重生命，便能和平共处，享受生命的欢乐和幸福。

三是共立共荣的和立原理。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自己希望站得住或独立，也希望他者站得住或独立。在当今世界多元化格局中，以价值一律、一统范式来实现各个生命体与他者生命体的独立和繁荣，已不合时宜。生命体与他者生命体之间，应宽容地互相尊重其独立和繁荣，以获得共同独立，共同繁荣。

四是共达共富的和达原理。孔子说：“己欲达而达人”。自己通达、发达了，也让他者通达、发达，走共同发达，共同富裕的道路。由于各个生命体与他者生命体之间发达水平差分，以及战争、动乱所造成的贫困，贫富差距的拉大，是各生命体以及世界、地区、国家动乱、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在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境下，便会滋长一种嫉妒、愤怒、仇恨心理，产生不满、反叛情绪，而导致暴力、动乱、恐怖等恶性事件的发生。世界各个生命体唯有共同发达，共同富裕，才能实现天和人和的大同世界的价值理想。

五是滋润心灵的和爱原理。和爱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的根基和动力，是实践四和的基础和活水。和爱是人类的生命智慧、智能创造的火焰和力量。它为生命体与他者生命体之间架起了平等对话、互动、交流的心灵桥梁，是各生命体之间互相谅解、理解、信任，消除误解、偏见、成见的价值基础。和爱像甘露，滋润人人。这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所，终极关切的所在。

儒学思想未来的命运，其发展的未来课题，和合学已做了一些相应的回应。儒学经和合学的转生，以达到人和天和、人乐天乐，天人共和乐的境界。人类在当代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的追求化解之道中，升华为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和合，其和平、合作的和合价值目标，不仅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学术、宗教、道德的价值诉求，而且为生命体与他者生命体之间的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合学在未来历史长河中，期盼其大化流行，生生不息。

著名社会活动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组委会主任程思远先生为了弘扬和普及中华和合文化，不顾年迈，撰写专文《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程思远副委员长指出：“‘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概念、文化概念。国外也讲和平、和谐；也讲联合、合作。但是，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联用，是中华民族的创造。”（程思远：《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为“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而作》，《人民日报》1997年6月28日），程思远副委员长主张，“弘扬中华和合文化，需要澄清国内国际的不正确认识，以保证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得到完整的继承和弘扬。”他指出：“国内一直有一种看法和说法，认为提和合就是抹煞矛盾，抹煞斗争。一提到‘和’或‘合’，就自然联想到不搞斗争，就将其与矛盾、斗争绝对对立起来。说得严重点，这是‘文革’遗毒的表现。事实上，和合文化不仅不抹煞矛盾和斗争，而且本身是矛盾学说和斗争学说的展现。”他认为正是由于有相异物质的存在，才有相互和合事物的产生。和合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矛盾的斗争和融通过程，这两者不是对立的。

著名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重视研究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合有符合、结合之义。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对当前开展的和合文化研究，张岱年先生作了充分肯定。他说：“近来许多同志宣扬‘和合’观念，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和合’一词起源很早。用两个字表示，称为‘和合’；用一个字表示，则称为‘和’。……许多不同的事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谓之和，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实生物’，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张岱年：《漫谈和合》）张岱年先生曾经对和合学体系大加赞赏，他说：“在此世纪交替之际，国内外学术界都在思考21世纪的文化战略问题。张立文同志经过深思熟虑，率先提出和合学，乃是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

著名思想史家、台湾学者钱穆对中华和合文化深有研究和心得。他并不否定文化冲突和文化变异，但他所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融和精神。他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162页）并指出：“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初版，第51页）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钱穆以他自己的眼光考察了历史和现实的中西方文化性格和国民性格，指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们人的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这都喜欢合。”（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再版本，第27页）

著名思想家、东方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对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命题作了深入研究和新解，甚至认为“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仅是中国，而且亦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他指出，“天人合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季羡林：《21世纪文化瞻望———“天人合一”新解》）并揭示了在西方文化的主宰下，世界范围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控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面对危机，季先生提出挽救的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十分重视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和谐观念，并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当今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争取“和平共处”，必须实现“共同发展”。要达到此目的，就要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关系。同时也要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在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中，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和谐’观念的资源。”（汤一介：《世纪之交看中国哲学中的和谐观念》）汤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和谐观念由四个方面构成，“这就是说，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普遍和谐’的观念。”（同上）汤一介先生认为这四种和谐构成的“普遍和谐”观念，即是“太和”观念。所谓太和，《周易·乾·彖辞》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即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著名哲学家、《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执委会主任委员邢贲思教授站在全局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现实意义。他说：“面对我们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大联合、大团结，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局面，最近一批新闻单位和学术机构发起和开展了‘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这个工程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认为，深入开掘和研究中华和合文化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发挥其文化凝聚力，有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平；有助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有助于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价值评判标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邢贲思：《中华和合文化体现的整体系统观念及其现实意义》）邢贲思强调：“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和合’，并不否认事物的本来矛盾和进行必要的斗争。”他认为“和合”不是等同，更不是社会领域的“无冲突境界”，而是通过矛盾的克服，形成总体上的平衡、和谐、合作即和合状态。从这点上说，和合文化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矛盾并正确掌握斗争的尺度。我们推动事物的矛盾转化，正是为了促使新的事物即新的和合状态的产生。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科学理解和正确弘扬中华和合文化，加强对和合思想的研究和推广，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在思维方式上有助于纠正以往“斗争哲学”的偏差。和合文化不是不讲矛盾、斗争和冲突，而是既承认矛盾、冲突和差异，又解决矛盾、冲突，使诸多异质要素、各个不同的事物在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求同存异，形成总体上的平衡、和谐、合作，把斗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吸取各要素的优质成分，择优汰劣，促使新事物的产生，即由旧的和合体发展为新的和合体，由此而促进事物的不断发展。这种取代单纯“斗争哲学”的和合思维方式与新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实践相适应，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2．对内有利于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充满了竞争，有竞争就有矛盾冲突，就有成功者和落伍者，就带来差异、矛盾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影响安定团结。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在竞争中发展，整个社会逐渐走向经济与市场的一体化；竞争是为了发展，是为了繁荣，但也需要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共谋发展，把各方的利益都融和进去，而不可偏废。整个社会经过由相互冲突，到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的过程，合理满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这样就可以使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3．对外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当今国际社会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对当年的军事竞争变成了经济竞争；民族主义抬头，民族纠纷增加，面对这些差异和矛盾，亨廷顿提出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强调西方文明应防范儒学与伊斯兰两大文明的联合。这种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旨在以西方文明排斥其他文明，抹煞各种文化相互间的交流、吸取与融合，将文明的差异极端化，企图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为标准来规范当今社会及其未来发展方向。这与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走向极不协调，因而遭到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事实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国际社会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即冲突又相交流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难以避免，但不应诉诸武力，而应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冲突，摈弃冷战思维。在这方面，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

4．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实现中华民族及海外侨胞的大团结。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指引我们顺利解决了香港问题，完成了香港回归。中国的完全统一已为时不远。“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结合新的时代发展的形势，创造性地提出的伟大构想，与中华和合文化的“和而不同”思想也有某种契合的因素。“一国”可理解为“和”，“两制”即是“不同”。既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之差异，又以“和”来统一之，和合差异，而不抹煞个性。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国两制”与“和而不同”是相互沟通的。因此可以说，与中华和合文化相契合的“一国两制”构想，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宣传和论证中华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思想与“一国两制”相契合的关系，容易得到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的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及海外华人的大团结。

1.《中国和合文化导论》张立文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2.《和境 易学与中国文化》张立文主编，人民出版社，2005.

3. 《和合哲学论》张立文著，人民出版社，2004.

4.《和合与东亚意识》张立文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和合学（上下卷）》张立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和谐、和合的中华哲学资源》张立文著，《中国哲学年鉴》2007. 7.

7. 《关于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和合学》,《儒学与21世纪—孔子2454儒学会议论文集》,1996年

8. 《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中国哲学史》,1996年1-2期

9. 《关于和合美学体系的构想》,《文艺研究》,1996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

10.《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与对话》,《21世纪中国战略大策划(大国方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11. 《中华和合人文精神:化解人类冲突之道》,《长白论丛》,1997年第1期

12. 《儒学精华前言》,《儒学精华》,北京出版社1996年2月版

13. 《中华”和合”精神的现代价值》,《人民政协报》,1997年2月24日

14. 《和合学:新世纪的文化抉择—关于一种文化战略选择的访谈》,《开放时代》,1997年1月号

15. 《弘扬中华和谐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张立文著，《光明日报》2008.4.22.

16.《粟谷 大同平和思想 21世纪》(韩文)《粟谷正论》.1997,1,创刊号(韩国)

17. 《中国文化现状和未来的思考》,《深圳特区报》,1997年11月19日;《现代哲学》1998年第1期

18. 《和合学:传统与现实融突的化解—张立文教授访谈录》,《中国文化报》1998年2月28日

19. 《儒家和合文化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2期

20.《中华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