⑺苍梧：即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传为舜埋葬之地。这里借指唐文宗所葬的章陵。翠华：以翠羽为饰之族，皇帝仪仗。舜逝于苍梧之野，故云“哭”，此以舜比文宗。司马相如《上林赋》：“建翠华之旗，树灵笼之鼓。”李善注：“翠华，以翠羽为葆也。”

纵览历史，凡是贤明的国家，成功源于勤俭，衰败起于奢华。

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为什么那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

想要远行，却没遇见千里马，力单势孤，难以拔动蜀山猛蛇。

有几人曾听过舜帝的南风歌？只有在苍梧对翠华盖哭泣份儿。

这首诗作于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文宗去世之后。据新、旧《唐书·文宗纪》及《通鉴》卷二四三载：文宗深知穆宗、敬宗两朝之弊，即位后励精图治，去奢从俭。曾两次谋诛宦官，均遭到失败而“受制于家奴”，最终郁悒而死。期望有成而“运去”“力穷”，勤俭求治亦无力回天，作者既伤悼文宗，又深虑唐王朝命势将颓，于是悲凉而哭，流露出无望的感伤情怀。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此诗疑为文宗而发也。史称文宗恭俭性成，衣必三浣，盖守成令主也。迨乎受制家奴，自比周赧、汉献。义山追感其事，故言俭成奢败，国家常理，帝之俭德，岂有珀枕珠车之；事，今乃与亡国同耻，深可叹也。义山及第于开成，《南薰》之曲固尝闯之矣，其能已于苍梧之哭耶？此诗全是故君之悲，玩末二句可见。特不欲显言，故托其词于咏史耳。

清·胡以梅《唐诗贯珠串释》：览史而知前贤之家国，成则由勤俭，破则由骄奢也。何必以琥珀为枕、珍珠为车，此皆奢之足以破国者······诗虽咏史，亦隐刺当世，有谓而发。殆敬宗侈肆时作耶？

清·陆昆曾《李义山诗解》：余尝谓览古凭吊之作，必与时会相感发，咏史亦然。长孺此解，已先得我心。但“青海马”句引宣宗时事，未免牵合。盖诗自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青海马，乃任重致远之材也。当日文宗以宦者权宠太盛，欲仗训、注二人，以消积蛊，不谓谋之不减，血流殿陛，致使阉人愈横，朝廷受制，诗言“运去不逢”，惜文宗不得任重致远之人以托之耳，与日后之西戎款关何涉？

清·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⑴此篇为文宗而发。前半借文宗之恭俭如此，而同归败乱。“青海马”比时无豪杰可仗，蜀山蛇比中人，犹言城狐社鼠也。力穷难拔，谓不惟无补，而且益祸耳。注家泥“青海”字，谬引河徨，然则蜀山又何指耶？落句伤国既无人，身受生成之德，亦不能为主分忧也。

⑵感时之切，托之咏史。长孺补谓其为文宗而作，近之矣。

清·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此为文宗发也。史称帝斥奢崇俭，终身不改，诗中深惜其运值凌夷，特托咏史发之。青海马，惜驾驭者无英雄；蜀山蛇，恨盘结者增气焰。义山以开成二年登第，释褐秘书，所谓“曾预南薰曲”也。

清·屈复《玉溪生诗意》：一二总起，三四单承奢，五六单言败，七八以盛世难逢结。

清·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此篇朱长孺谓为文宗而发，其说良是，但发明有未尽者。起二语本由余对穆公之词而归重于文宗之恭俭性成。三四因文宗之俭有如史称衣必三者，故凡琥珀之枕、照乘之珠诸奢华事皆绝无之，此则有俭无奢，当成无败矣。无如运会不逮，心力有穷。凡生平与李训、郑注所画太平之策，一曰复河徨，终未及复······一曰除宦官，而宦官终不能除，逮至甘露之后，自愤其受制家奴，遂毕世难拔蜀山蛇矣。是则文宗之难成而几于败者，岂不克勤俭之主哉！观其问周墀何如主，挥以尧舜对，而帝叹周赧、汉献尚且不如，然则南薰之升平无闻，苍梧之英灵已远，深为可太息也。义山登第在文宗开成二年，当其时受知之士具在也，故日“几人曾预”此遭际，而痛翠华之不返者，当不独一己也。

清·冯浩《玉溪生诗笺注》：合采朱氏、姚氏之解，已明爽矣。文宗儒雅好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独讽柳公权“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两句，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结联统美其好文，方得大体，不可专指义山得第之年恩赐诗题也。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公元837年进士及第。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被人排挤，潦倒终身。诗歌成就很高，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讽，“无题”诗很有名。擅长律、绝，富于文采，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过多，意旨隐晦之病。有《李义山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