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邻，以喻界畔也)。此圣者也。

(《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也，游居博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钤经》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则人之杰也。”

(《人物志》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思信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清节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图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为伎俩，张敝、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

《家语》曰：“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之谓矣。

译文 作者 佚名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辩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能这样做，那作帝王的就能使良己既显得耳聪目明，又显得安闲良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的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 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眩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厚，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元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才是圣人。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贡高我慢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愤世疾俗者的作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推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作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好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朝廷里的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元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吹嘘呼吸，吞吐空气，做一些黑熊吊颈、飞鸟展翅的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 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尤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谈无极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英雄豪杰怎样怎样。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名的专讲谋略的《玉铃经》（亦即《素书》）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 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烛照下属，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嫌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贫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

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帅，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子产、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弘大量，喜欢推崇一些人，讥刺河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做这种工作叫“儒学”。汉代儒生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孔子家语》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的品质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头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对人才的品行之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