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

——不充分调动所有资源，而是把复杂系统的问题变成线、点的问题，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粗暴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则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也必然是肤浅的。如果粗暴到完全抛弃传统，而又割不尽糟粕，则西方进来的也多为糟粕。

——目前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诚信的缺失，譬如有人甚至卖劣质的婴儿奶粉。发展市场经济可以以廉价商品开道，但不能危害人的生命。一味发展经济而不能进行健康的调控，就会形成市场社会，即社会上的一切关系都要让位于竞争的市场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

——学术界精深的研究，可以提升知识界智慧的水平，知识界智慧水平可以塑造文化界的人文素质，相得益彰。当然实际的情况往往恰恰相反，文化界有时候会有些媚俗的意味，影响到知识界，而知识界的肤浅使得学术界变得浮躁，使深刻的学术工作不能在安定的环境下进行。

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新动向

受访人——林同奇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和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

——有些国人一个劲儿地骂自己的祖宗，这在世界上很少见。最近我老想到这个问题我跟张灏、林毓生他们两位或许算是谈友，他们退休了，都住在美国，我们不时在电话里聊。他们两位都有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承，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民主资源比较敏感，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简单地反对。

——宇宙如果没有价值含量，那天人合一有什么意义啊？合一的“合”如果是拥抱一块大石头，那有什么意义啊？中国的天人合一显然是预设了宇宙是有价值含量的，你拥抱它，可以从它那里得到很多力量和安慰。

——走向语言的途中，思想是一团浑浊，你要真正知道它是什么话，那是很难的。我们肚子里头有很多东西，甚至相互之间有很多张力和冲突，潜存着各种可能性，我的思想就在这些冲突和可能中化为语言。但我一说出来，它就死了。你说这些就是我的思想吗？是，但也不是。因为我还需要补充、修订啊，我的思想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创新

受访人——薛龙（RonaId SuIeski）

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美国萨福克大学罗森伯格东亚研究所所长兼历史学系教授

——中国正变得慢慢脱离负面的影响。积极的因素正在成长，消极的因素正逐渐消失我常常鼓励我的美国朋友到中国去任教，去感受这种变化。

——法律本身不是进步。进步是要有能力成为体系的一部分，有个法官，有个律师替你辩护，有审讯，有公众，并能公之于报端，那才是法治，那才是进步。进步绝非仅仅体现在书本上新增加的法律条文。

——而中国文化，我个人觉得更接近美国文化：同样宽松、开放、多样并且多变。虽然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很多差别，但是相比较日本而言，中国文化更为接近美国文化。

区域研究与中国文化

受访人——柯文（PauI A.C0hen）

曾任麻省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文化是关于故事的文化，这些故事蕴涵在中国文化之中，而且许多人阅读了这些故事，并互相交流、传播。科学研究记忆揭示，必须给记忆建立关联性。否则无法记忆。勾践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当时没有出版物，人们记住这一故事只能通过手抄本，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流传这一故事。美国并没有这一现象，因为美国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中国文化有更广泛的范围，它可以到达任何地方。目前，中国文化遍及全世界，如开中国餐馆、吃中国食物、说汉语、过中国的节日等等。，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政治概念，但这一概念并不总是和其内部相一致。

——有些人认为中国在过去是一个父权社会，男女结婚后，女方住到男方家里去，但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情况并非如此，而是男方住到女方家里去。这对“中国是父权社会”的观点是一个挑战。传统上认为中国妇女必须嫁给单身男性，而在中国南方有一些抵制婚姻的女性，她们生活独立，并不结婚，因此，如何用统一的概念界定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透过满族史看民族文化的通与变

受访人——欧立德（Mark C.EIIiott）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与内陆亚洲史教授，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在汉学中，满语研究的历史很悠久。现在，许多研究清史的学生开始利用满语文献，当然，也并不只是满语文献，还包括蒙古语、藏语和察合台语文献。我很高兴我能够待在这样一个位置，拥有这么好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很好的学习语言的天赋。因此，我能够把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虽然我不主张使用“汉化”这个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满族的同化，在某种程度上“汉化”确实发生了。如果满族人完全汉化了，满汉没有区别了，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些反满的宣传？为什么还会有满语这样的语言？人们又为什么要关注他们呢？人们在260多年后谈及这些所谓的北方蛮人时还会表现出激动的情绪，这个事实提醒了我，满汉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19世纪的满族人与18世纪初期的满族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满族人，其他人也仍然认为他们是满族人，只不过是他们的满族特性发生了变化。尽管这种满族特性发生了变化，但是事情还在继续发展，即使在清朝灭亡以后，他们仍是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今天被称作满族。

文化的传承需要世界眼光

受访人——田晓菲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

——我觉得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家有很多误解和偏见。有时候是美国人的误解和偏见，有时候是中国人自己的误解和偏见。比如一个最常见的偏见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在这门课里，我特别想传达的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复杂、不断变化、充满了矛盾的价值观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说法，是简单化的、片面的说法。

——只有把文学文本还原到它们产生的语境中，我们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我们对文本的了解，反过来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框架文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

——现在，大家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很买账，除此之外，好像看不到任何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在我的课上有一个学生，他的一个想法很有启发性。他说以前提到中国，他想到的只是现当代的中国，20世纪的中国，但是在一个学期里面学了中国3 000多年的历史之后，他意识到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纪，在3 000多年的历史中只是一眨眼的事情。

文学：活在百姓的精神诉求里

受访人——伊维德（wilt L.1dema）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系主任，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鲁迅、胡适，这些五四运动的权威都说，小说、戏曲是通俗文学，是老百姓的文学。、但这个不对。吴敬梓、曹雪芹、冯梦龙都是文人，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与一般的文人一样，他们写的东西都是为其同行而写的。很有意思，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写中国文学史，将古典小说、元曲这样的东西，当作很重要的东西，而且说这是老百姓才有的传统，不是死的文学，是活的文学。但是小说和元曲，都是文人要看的东西，大部分也是文人写的。

——要理解一个文本，需要了解它是什么时候写的，是谁写的，给谁写的，其功用何在。而且很多文学作品是为了反对其他的文学作品而写，所以需要理解这些背景和具体的情况。当然，也可以考虑到比较大的文化背景，但是这些可能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不大。

——白居易的诗歌比较容易翻译。杜甫作为诗人比白居易要好得多，但是他的诗很难翻译。这与诗人本身的思想和语言有关系。杜甫的儒家思想很浓厚，且一辈子很想做官这个观念荷兰诗人不能接受，很多诗人不想做官，也不想谈这个事情，因此杜甫的诗在荷兰会很难找到读者。

浪漫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另一种自觉

受访人——李欧梵（Leo Ou-fan Lee）

曾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兼任族裔委员会主席。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及讲座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院顾问委员

——中国的“现代性”（M0 krnity），不仅是以排斥过去的现时意识为主的信念，而且也是向西方求新的探索。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西方中产阶级现代性中司空见惯的观念：进步与进化的观念，实证主义对历史前进运动的信心，以为科技可能造福人类的信仰，广义的人文主义架构中自由与民主的理想。

——我的前半生都是浪漫的历史，都是“断代史”，得从“断代史”里面读出“通史”；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我把过去当做“作品”，那时的“我”，可能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作品”，你我可谈论的就是“作品”。

——对我来讲，人生的价值就是感情。理智可由学问中来，而感情是天生的，或是从不停自问、自省中提炼出来的。做人世故很容易，但我六七十岁了，却仍然很天真。只有把一切名利杂念打掉，不怕人笑，才能以真心待人！我身体力行浪漫主义，反对雕琢、形式化，主张发扬个性、皈依自然、奔泻一己的坦诚和情感。返璞归真的意义就在于此。

沉溺于中国古典文学之美

受访人——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主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

——学习文学，最重要的是学习怎样放慢阅读速度。细读的目的是放慢速度，注意到有趣的东西，这可以运用于所有的理论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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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考古：匡正书本上的历史

期待“中国版本”的考古学

早期人类：中国乃至东亚的证据

中西学术之间的通与塞

教育与学术之痛

音乐：流动的民风

附录一 本卷采访人、合作者简介

附录二 三十年河西 哈佛看中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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