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因为无法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呵，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这在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象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象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呵等呵，盼呵盼呵，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石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么?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呵!

1982年10月28日上午七时，他去了。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了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唯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他是积劳成疾，也是积郁成疾。他一天三段紧张地工作，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每有大型试验，他事先检查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他是三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他曾有远见地提出多种型号研究。有一项他任主任工程师的课题研制获国防工办和三机部科技一等奖。同时他也是623所党委委员，需要在会议桌上坦率而又让人能接受地说出自己对各种事情的意见。我常想，能够“双肩挑”，是我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是在“又红又专”的要求下长大的。当然，有的人永远也没有能达到要求，象我。大多数人则挑起过重的担子，在崎岖的、荆棘丛生的，有时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几年的批判斗争是有远期效果的。他们不只是生活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心里塞满想不通的事，谁又能经得起呢！

小弟入医院前，正负责组织航空工业部系统的一个课题组，他任主任工程师。他的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1981年夏天，西安一带出奇的热，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凉，只有“我们的老冯”坚持伏案看资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汇报工作，得知他经常胃痛，有时从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时会痛得大汗淋漓，挺一会儿，又接着做了。天啊！谁又知道这是癌症！我只淡淡地说该上医院看看；回想起来，我心里很内疚，我对不起老冯，也对不起您!”

这位不相识的好同志的话使我痛哭失声!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没有早想到癌症对我们家族的威胁，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也该定期检查。云山阻隔，我一直以为小弟是健康的。其实他早感不适，已去过他该去的医疗单位。区一级的说他胃下垂，县一级的说是肾游走。以小弟之为人，当然不会大惊小怪，惊动大家，后来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检查，才做手术。如果早一年有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小弟还可以再为祖国工作二十年！

往者已矣，小弟一生，从没有“埋怨”过谁，也没有“埋怨”过自己，这是他的美德之一。他在病中写的诗中有两句：“回首悠悠无恨事，丹心一片向将来。”他没有恨事。他虽无可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却有一个普通人的认真的、勤奋的一生。历史正是由这些人写成的。

小弟白面长身，美丰仪，喜文艺，娴诗词，且工书法篆刻。父亲在挽联中说他是“全才罕遇”，实非夸张。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这一辈子，也没有得以充分地发挥和施展。他病危弥留的时间很长，他那颗丹心，那颗让祖国飞起来的丹心，顽强地跳动，不肯停息。他不甘心！

这样壮志未酬的人，不只是他一个呵！

我哭小弟，哭他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 “肾游走”，我也哭蒋筑英抱病奔波，客殇成都，我也哭罗健夫不肯一个人坐一辆汽车！我还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我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

已经是迟开了，让这些迟开的花朵尽可能延长他们的光彩吧。

这些天，读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读到了《痛惜之余的愿望》，稍得安慰。我盼“愿望”能成为事实。我想需要“痛惜”的事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1982年11月

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十年浩劫以后，科教兴国的呼声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显示出重要。

可是，八十年代初，一批批五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过早夭亡的消息却时有所闻。于是，“人到中年”、“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话题开始引人注目。追溯中年知识分子过早夭亡的根源，原因有诸多方面：“十年浩劫”的摧残与折磨、超负荷的工作重担、艰苦的生活条件、“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以及自己对自己的无暇顾及，造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场面。

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作家宗璞在小弟去世后，怎么也不相信这个事实，同时又联想到一些中年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强忍痛悲，写下了这篇浸透泪水的悼念散文。

“小弟” 即冯钟越，飞机结构强度专家。长期从事飞机结构设计与强度研究工作。在新型歼击机结构强度计算与试验，航空结构分析系统（HAJIF）的开发研制和航空结构静、动、热强度试验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开头至第四节，作者痛惜正当盛年的小弟已经去世。

第二部分为第五节至第十四节，回忆小弟的童年、工作、治病、在京疗养以及他的经历与全家的盼望。

第三部分为第十五节至第二十一节，写小弟之死所引起的悲痛，父亲的挽联，小弟的奋不顾身及为人。

第四部分为第二十二节至末尾，作者从小弟之死，想起了类似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从而“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并希望这类事越来越少。

“我”的小弟冯钟越去了，摆放在面前的名片依然清晰，但物是而人非，才五十岁，正是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候啊，可是他去了。作为小姊的宗璞，痛失最年幼的小弟，痛失奔波三十年的小弟，痛失全家人依靠的小弟，怎能让她不焦急悲痛，不泪下如绠?而本文正是以一个“哭”字，游走于全文的。

“我”恸哭，为小弟“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而流泪”。小弟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年轻时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中年后，他又心甘情愿地留在了艰苦的黄土高原。但生活回赠于他的又是什么呢?是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的致命的肿瘤;他向生活索取的又是什么呢?是在滴水不进时，忽然想要吃虾。也许小弟并没有侍奉老父的重担，也没有尽到家庭的责任，但他确是全家的依靠与安慰;也许小弟没有可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但他把认真、勤奋乃至生命一点一滴地奉献给了祖国，鞠躬尽瘁也许是小弟的最好写照。

“我”恸哭，为小弟的病被误诊为“胃下垂”、“肾游走”而悲泣。冬天冰冷的山泉没有冻坏小弟的脸;动荡不安的年月也没有耗尽他担惊受怕的心。但一次又一次的误诊，以及个别医生不耐烦的治疗，让小弟过早地凋谢了。小弟是一朵迟开而早谢的花，经历了雪欺霜冻的年代，血肉之躯终难抵挡不可逆转的病情。小弟没有埋怨，没有恨事，因为他没有丧失生存的信心与愿望，这是小弟的宽容大度。各个方面的领导、朋友、同事关心他，帮助他，这是小弟长年奉献而赢来的尊重。但是我要大声疾呼：任何事业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是需要投身到穷乡僻壤中去的。物资的匮乏并不应该阻隔人心的关怀，而肩挑重担的人们是更有理由得到支持与重视的。

“我”恸哭，“我”不只为小弟而恸哭，“我”为所有如小弟一样的同辈人而恸哭。作者哭到这儿，小弟的形象越发饱满了，他已经是一代人的典型。作者由点及面，在叙议结合中，把文章推向了高潮，也由哀痛的心情转为了正视的目光，要多些愿望，要少些痛惜，我们活着的人要多一点珍惜与责任。

所以，冷静之后，“我”发出了“我不哭”的宣言。

宗璞（1928—），原名冯钟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当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