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9年后，华茶公司在美销路渐衰，唐季珊及时将业务转向茶叶销售正旺盛的非洲大陆，因此华茶虽因“一·二八”淞沪战争厂房被毁，但仍能继续经营。华茶公司逐步发展成为仅次于锦隆、怡和洋行的茶叶出口大户。

民国24年、民国25年，出口量分别占上海茶叶出口总额的11.28%和8.74%。

唐季珊当时在东南亚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富商。他是做茶叶生意的。由于他很有钱，所以电影公司都拉他入股。所以他当时就是阮玲玉电影制片厂，就是联华公司的一个很大的股东。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很多上海富豪前往香港避难，并不富有的阮玲玉也带着养女小玉与张达民去了香港，在那里遇到了比自己年长14岁的已婚广东同乡、茶业巨商唐季珊。所以阮玲玉就在一个局面上见到了唐季珊，她生命当中的第二个男人。当时见面的时分，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局面上的应酬而已，过后阮玲玉也没有把见到唐季珊的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唐季珊见到阮玲玉以后，的确把阮玲玉放在了心上。而这个时候唐季珊身边也有一个美女，她就是阮玲玉的前辈，也是在中国默片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女明星叫张织云。

张织云的气质和阮玲玉十分相像，她们的气质里面都有一种悲剧的成分，都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压制着的那种悲痛的感觉。当时这位大明星已经息影了，她曾经和唐季珊住在一起。为什么她和唐季珊也是同居关系呢？因为唐季珊在广东老家是有一个老婆的。那么唐季珊为什么不和他这个老婆离婚呢？因为这个老婆的娘家是很有钱的，唐季珊事业做得那么大，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富商，因为他起步的第一桶金是源自于娘家，所以他是不能够和自己的原配老婆离婚的。不能够和老婆离婚，于是就在外面拈花惹草。

唐季珊晓得阮玲玉喜欢跳舞，于是他接触她的第一个方式就是约请阮玲玉不时地跳舞，去高级的场所跳舞，去最奢华的场所跳舞。跳舞是很近的接触，于是这样一来一去，阮玲玉慢慢地就和唐季珊有了感情。张达民和唐季珊一比，唐季珊显然就十分地成熟了，有事业，一个中年男子，又十分懂得女人，一个男人他不是爱女人，他只是懂女人，哪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这个男人绝对是她的毒药。而不幸的是阮玲玉正好也是遇上了一个不是爱女人，只是懂女人的唐季珊。

阮玲玉和唐季珊好的时候，张织云的心里也是不舒适的。张织云写了一封信给阮玲玉，她对阮玲玉说：你看到我本人，你就能够看到你，说唐季珊不是一个好男人。但是那个时候阮玲玉是听不进去这些话的，她以为张织云是在嫉妒她，是想把她和唐季珊拆开来，所以她是不要听的，她一句都听不进去。她还是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人们能够看到的一张照片，是当时唐季珊在上海的新闸路买的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楼，这个小洋楼到如今都十分漂亮，阮玲玉就是在这栋小洋楼里二楼自杀的，唐季珊送给阮玲玉的一份最贵重的礼物，其实也是送给阮玲玉的一个坟墓。

就在阮玲玉和唐季珊开始新的同居生活时，张达民出现了。当张达民看到阮玲玉身边的唐季珊时，他那无赖、黑暗的嫉妒心理令阮玲玉暂时宁静的生活再次掀起了风云。

而这次风云直接把阮玲玉推向了死亡。那个时候张达民已经潦倒了，他看到在自己潦倒的时候，和他同居了8年的女人阮玲玉竟然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并且那个男人要比他更有钱、更有实力。他心中那种复杂的感情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复杂的觉得当中，恨和嫉妒占了主要的部分，控制了他整个的心情。于是这个时候张达民人性恶的一面就表现出来了，他用了一种十分无赖的方式来纠缠阮玲玉。

人们说张达民的身上既有公子哥儿的那种潇洒浪荡，也有小市民的那种锱铢必较，亦有上海拆白党的那种无赖，这三种东西合在一个男人身上，那这个男人真的就是恶棍了，十恶不赦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想，反正你阮玲玉有软肋在我的手上，我不要白不要。他就来敲诈钱财，并且他这一次敲诈的数额很高，要五千。当时的阮玲玉就想息事宁人，就想给他了。唐季珊在边上冷嘲热讽地说：“你要给他钱可以，我是不给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给下去的话，是没完没了的，他是一个无赖。”于是阮玲玉就看到唐季珊的脸色很不好，于是她就狠了一下心，好，我一分钱都不给。

张达民没有想到，一向言听计从的阮玲玉竟然那么坚决地说一分钱不给，于是他就说，好，你不给我钱，我就把你的身世给揭显露来。张达民就到法院递了一张状子，说阮玲玉当时住在他们家的时候，偷走了他们家的东西，然后把这些偷来的东西全部送给了唐季珊，这样等于把唐季珊也告进了法庭，于是法院就受理了这个案件。

这个时候唐季珊为了自己的声誉，他也要打官司，他也到法院告了一张状，说张达民对他是声誉诬陷，那么如何来证明张达民对他是诬陷的呢？那就要阮玲玉出面在报纸上登一篇宣言，就是说你没有把张家的东西拿来送给我，我们彼此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阮玲玉是多么要面子的人，但是最后由于两个男人的无赖，两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荣誉，最后把阮玲玉给出卖掉了。

但是阮玲玉还是想和唐季珊在一起，所以她就容忍下来，就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公告说：自己和唐季珊同居，经济是自立的，来证明唐季珊的清白。

这个时候唐季珊在外面有了新的相好，这是阮玲玉出于一个女人的敏感，跟踪而去发现的，这个相好是谁？这个相好叫梁赛珍，当时是上海滩上著名的一个舞女，舞跳得好，人也长得好，所以也经常去拍电影的，等于是和阮玲玉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当阮玲玉发现唐季珊在外面等于是和自己的朋友梁赛珍有了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她要面子，她不说。

由于张达民的无赖和唐季珊的不忠，阮玲玉再次失去了感情的寄托。此时阮玲玉唯有把心中的悲痛和痛苦消融在所扮演的角色当中。这时一次偶尔的时机，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他是阮玲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唯一可抓的稻草，但最后阮玲玉还是放弃了，为此阮玲玉付出了血的代价。

这时候有一部电影找到了她，那就是叫《新女性》。这部《新女性》是由一位年轻的导演，后来也是十分著名的导演蔡楚生拍的。《渔光曲》就是蔡楚生拍的。当年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是取得国际大奖的。这是中国电影导演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就是蔡楚生。当时蔡楚生正好是要拍一部进步电影叫《新女性》，女主人公就让阮玲玉来演。演到最后一场戏自杀，并且自杀解救不过来的时候，阮玲玉躺在床上，她当时曾经把药吃下去了，但是她突然又觉得她不应该死，她觉得她死了，一切的罪恶也便随着她的死消逝了，所以这个时候她反倒有一种求生的愿望，这个时候剧中人在临死之前她对医生说：“救救我，我要活。”这个镜头拍得相当出色，在场的人都被阮玲玉的扮演的角色所感动，潸然泪下。她这个戏演得那么好，演技是其一，自己的阅历和剧中人的阅历何曾类似是最主要的。

这个时候导演蔡楚生就让工作人员都退场，他一个人坐在床边默默地陪着阮玲玉，等到阮玲玉的心情平复下来以后，阮玲玉就对蔡导演说：“我多么想成为这样的一个新女性，可以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可惜我太脆弱了，我没有她刚强。”其实当时的阮玲玉曾经预见到自己的终身也是蛮悲剧的。当她演艺事业到了最顶峰，人生步入25岁的时候，一切悲剧的伏笔都在她25岁的时候成为她悲剧的一个顶峰了。

蔡楚生和阮玲玉是同乡，他们的感情或者说他们的友谊是在片场建立起来的。蔡楚生导演他也是有自卑感的人，由于当时很多导演都是留洋回来的，都是科班出身，但蔡楚生是一个学徒出身。他曾经在商店里面当一个学徒，后来到电影厂做杂义工，他完全是自己自学，然后一步一步地成为导演，并且成为有才气的导演，成为著名导演。正由于是蔡楚生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使得阮玲玉和蔡楚生特别接近。他们都是广东人，两个人都有相同的喜好、相似出身的背景和生活习性。

阮玲玉是保姆的女儿，可以说到阮玲玉死都没有人晓得，也就是说张达民就算最后出了一本书《我和阮玲玉》，并且在书面上说句句是实话的书里，他都没有写阮玲玉是保姆的女儿，也就是说张达民在阮玲玉死了以后，他还是良知有所发现的，他还是为阮玲玉守住这个秘密的。唯一晓得阮玲玉这个秘密的人就是蔡楚生。

在一本叫《阮玲玉》的书里，我们在头十行里就能够看到，阮玲玉是仆人的女儿，那么这个信息最后是谁披露的呢？最后是1957年的时候蔡楚生在吊唁阮玲玉逝世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披露的。由于阮玲玉觉得，蔡楚生和自己一样，出身很低微，就和他很接近，所以就把自己是一个保姆的女儿，怎样和张达民同居，怎样认识唐季珊，又怎样和唐季珊同居，最后唐季珊又爱上了别的舞女，她内心是怎样痛苦，全部和蔡楚生说了。

当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阮玲玉拍完影片《新女性》后，她和导演蔡楚生之间有了逐渐的理解，萌生了没有言说的情愫。

到了1984年，蔡楚生导演离世以后，著名作家、电影界前辈柯灵先生在一次留念中国电影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披露了阮玲玉和导演蔡楚生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在《新女性》制作过程中，这两位彼此倾心的艺术家，各自痛苦的扼杀了自己的热情。阮玲玉力图改动命运的努力落空了。要不然，这一幕悲剧或许能够阻止。

回到人们今天的“阮玲玉之死”的这个人性的拷问，阮玲玉生命当中的第三个男人，其实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导演蔡楚生，当阮玲玉最危机的时候，在她看透张达民和唐季珊的时候，她是去求助过蔡楚生的。她想让蔡楚生救她，怎样救，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当时没有承认这一段感情。

就在阮玲玉和这三个男人理不清的感情纠葛时，电影《新女性》又遭到了小报记者的攻击，他们把锋芒直接指向扮演女主角的阮玲玉。这时阮玲玉在感情方面的受挫和被报刊记者攻击的双重压力下，于1935年3月8日，在家中留下了“人言可畏”的遗言，离开了这个令她心力交瘁的人世。她的死，真的是由于“人言可畏”吗？在阮玲玉逝世之后，一份埋没了几十年，被人们以为是真实的遗书来到了世人的面前，这一份真实的遗书的背后又提醒了什么呢？

季珊：

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请你千万节哀。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他虽这样百般地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的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你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而且时时刻刻提防，免他老人家扑我后尘，那是我所指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对你的期望。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本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十元，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

二十四、三月七日午夜

阮玲玉的母亲先是由唐季珊供养，解放后住进了亲戚家，唐季珊依然每月在台湾经过香港辗转寄来钱供养。1962年阮母病逝，享年82岁。

阮玲玉的养女小玉，学名唐珍丽，由唐季珊抚养到中学毕业。唐珍丽后来赴越南西贡定居，1947年，嫁给曾在比利时国立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西贡银行的总经理俞鄂斌。婚后生活幸福，如果健在的话，应该是80多岁的老人了。（她1927年被阮玲玉收养，当时还是婴儿。）

由此看来，唐季珊其实还算人性未泯之人，也许是阮玲玉的死唤醒了他的良知，让阮母老有所养，让小玉接受到高等教育（当时女子中学毕业已算是高学历）。当初他的冷酷让一个美丽的生命从此毁灭，也许是上苍的惩罚，正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李甲，要用自己下半生的凄凉去为自己当初的冷漠和自私赎罪。

在湮没了整整66年之后，中国早期电影杰出的代表人物、一代影星阮玲玉的两封被认为是真实的遗书不久前在上海发现。这一重要的发现证明，此前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所谓“阮玲玉遗书”以及“人言可畏”的遗言，均可能是他人出于卑鄙目的的伪作。昨天，发现阮玲玉真实遗书的上海老作家沈寂向本报记者披露了这一事实。阮玲玉在25年的短暂生命中，主演了29部电影，其中《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小玩意》《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之作，阮玲玉以她朴实、细腻和传神的表演，确立了在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上海新闸路沁园村的住宅服安眠药自尽。消息传出，上海10万市民自发为她送葬，鲁迅先生奋笔写了著名的《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强者”对“弱者”的迫害。

当时公之于众的两封阮玲玉“遗书”，是与她同居的商人唐季珊提供的。在电影界人士的催促下，唐季珊首先拿出了一份字迹潦草的“告社会书”，署名“阮玲玉绝笔”，文中对阮玲玉前一同居男人张达民的无理纠缠进行指责，最后连写两遍“人言可畏”。一些熟知阮玲玉的电影界同仁认定她另有遗书，在一再追问下，唐季珊不得已，在阮玲玉大殓之后公布了第二份“遗书”，文中以阮玲玉写给他的口气，称“我很对不起你，令你为我受罪”“我死后有灵，将永远保护你”。从此，所谓“人言可畏”的阮玲玉“遗言”，一直流传。

沈寂介绍说，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电影界对阮玲玉这两封“遗书”的真伪始终怀有疑问。其一，阮玲玉虽然是著名影星，但在当时的社会里地位并不高，怎么可能在自尽前书写“告社会书”？其二，无论是从少女时代就霸占阮玲玉的张达民，还是在占有阮玲玉前后玩弄过多位女影星的唐季珊，都是迫害她的元凶，唐季珊就曾在电影界同仁面前公开辱打过阮玲玉，她怎么可能留下“我很对不起你”的遗言？这显然是在颠倒黑白。

揭开这一谜团，还阮玲玉和历史以真实面貌，成了沈寂追踪数十年的一个目标。从20世纪40年代在香港工作到解放后回到上海，他采访了许多曾与阮玲玉共事的电影界名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他为编写阮玲玉的电视资料片，再次查阅浩如烟海的史料，意外地发现了一份阮玲玉逝世一个半月后出版的《思明商学报》，这是一份印刷量很小的读物，上面刊登了两封阮玲玉遗书。据沈寂的研究，这两封遗书的心态、口吻和文笔，可以确认无疑是阮玲玉的亲笔。一封是写给张达民的，对他的无耻行为进行强烈谴责，表示自己看清了他和唐季珊的丑恶面目，她写道：“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第二封写给唐季珊，控诉他是“玩弄女性的恶魔”，并说自己被迫选择一条绝路，是因为“没有你迷恋‘××’，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这就写出了阮玲玉自杀的直接原因。

遗书中的“××”，是唐季珊占有阮玲玉之后又勾引上的歌舞明星梁赛珍。《思明商学报》在发表阮玲玉遗书的同时，刊登一篇文章，说明提供这两封真实遗书的正是梁赛珍姐妹。文中揭露，阮玲玉自尽后，唐季珊畏于社会压力，竟要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代笔，伪造了两封阮玲玉“遗书”，并以“人言可畏”的托辞，将他虐待阮玲玉致死的罪责推向社会。阮玲玉的临终绝笔，使梁赛珍姐妹认清了唐季珊的嘴脸，出于良心，她们决定公开阮玲玉的真实遗书。

沈寂说，从阮玲玉的真实遗书可以看出，她是旧时代的牺牲品，是当时千千万万受侮辱、受迫害的女性的一个缩影。值得庆幸的是，这位一代杰出影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幡然觉悟，向迫害者发出了愤怒的控诉。阮玲玉这两封遗书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30年代电影人的命运具有极高的价值。发生在66年前的这一历史疑案如今终于得到澄清，将使人们更加认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