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唐宋变革期研究》虽然只有区区20多万字，却足足写了20多年，这是因为本书采取了专题研究的方式。全书四编十四章，每章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题，最早的完成于1981年(《北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若干问题》)，最迟的完成于2004年(《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的首次启动》)。但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论题，那就是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若从1910年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①算起，日本学者关注这个课题已近一个世纪了。尽管自明代史家陈邦瞻以来，我国亦代有学者论及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②，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改革开放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相关成果的传入，极大地推动了唐宋变革期的研究。

1980年笔者在赵俪生先生指导下撰写硕士论文《唐宋之际的经济演进与社会变迁》，一口气写了20多万字，也是想揭示唐宋之际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的种种变化。虽然那时还无缘参照日本学者的成果，但已隐约感到中唐以降社会变化速度明显加快，其间的种种含义至北宋中叶方趋明朗化。谁知论文初稿交上去后，却挨了一顿“板子”。先生嫌我摊子铺得太大，漏洞必然过多，让我选择其中一章细细打磨后再提交答辩。结果我将第三章“宋代租佃经济”抽出来，经补充材料、深化认识后写成7万字的毕业论文，那已是1981年的仲夏季节了。答辩从下午二点搞到七点多，田昌五(时任答辩委员会主任)、谢天佑、王家范、刘光华等先生提了70多个问题，此时方知导师之指导是多么英明。这20多年来，答辩委员会的严格要求始终犹如警钟在耳边回响，赵先生要求把工作做深做细之嘱咐更是鞭策着我沉潜向学。顺便说一句，尽管我的毕业论文漏洞多多，答辩中陈述的种种认识亦不尽如人意，但田、谢、王、刘诸位先生仍旧全票通过我的毕业论文并授予硕士学位，展现出学界前辈既严格要求又宽以待人的高风亮节，在做人和做学问这两方面均给我留下了终身无法磨灭的深刻印象。当然，更要感谢赵俪生先生，为我组织了这样高规格的答辩委员会，使我早在1981年就得以亲耳聆听史界前辈的教诲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