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3-28 20:02
擅书法篆刻。历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余绍宋研究会副会长,《大众电影》副主编、编审。执行主编期间,刊物的内容、形式都有较大的革新和突破,使之成为全国最畅销、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1943年浙江省通志馆成立时即在馆工作,直至通志馆1949年3月停办。解放后赴北京,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原《大众电影》杂志副主编,并执行主编工作,编审。
在浙江省通志馆工作时,他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负责图书室工作兼及民俗资料的搜集研究,所以每天的各种报纸都要浏览一遍,把有用的资料留下来。同时浙江省通志馆每天都有不少公函,凡馆长余绍宋发出的公函都要录一份存档,因唐家仁的字写得好,所以这任务就落到他的身上。因为他每天临摹余绍宋的字,后来就十分相像,几可乱真。唐家仁先生近些年来写了不少回忆文章,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经历的一些史实,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兹录数条于后:先生的起居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天色微明,书斋的灯就亮了。这是他一天工作的开始。读书、补记昨天的日记,或致书好友,答复来信。早餐后,稍事休息,或上班,或会客,或写作。要是上班,一般都在八时半到馆。省通志馆馆址在西湖静江路108号(静江路已改名,今为北山街)梅庐内。梅庐是一位上海资本家的别墅,一直空着,是租赁下来办公的。它面对孤山林和靖墓,院木葱茏,小楼回廊,倒也幽静。先生每来馆舍,总是衣冠楚楚。夏天白色中式短衣裤,外罩浅色长衫;冬天长袍坎肩,黑布鞋,有时也戴黑瓜皮帽。马褂左上方的口袋里放着打簧怀表。裤脚常用黑布带裹起,想是早年在北京习惯了的装束。走起路来,步履稳健,仪态不凡,一眼看去让人肃然起敬。 有的文章中提到省通志馆还有一位副馆长何炳松先生,就我所知,一直没有见到,似也没有听说过,也许是当时省府内定,而始终未到任(想是转引自**省《传记文学》杂志所载先生小传)。当时住馆的有总编纂孙延钊(孟晋)、编纂项士元(慈园)、宋慈抱(墨庵)诸先生,分纂的有钱南扬、洪焕椿(弗西)、祝鸿逵(子孚)、诸帮藩诸先生;时间太久,有的记不起了。 先生办事,井井有条。每有公文,总是很快处理,从不积压。在批示处总盖上专用私章,章为朱文“余绍宋”,外观晶亮透明,有如玻璃,他告诉我,是用美国飞机的残骸加工制作而成,一位朋友送的。我想当是硬塑料,可在当时却是一种不多见的东西。…………晚饭之后,夕阳西下,志馆同仁常在村野小道上散步。一次在白龙山上,先生从陈老莲谈到《水浒传》人物,又从人物谈到“赤发鬼”,他说“赤发鬼”就是衍文和我。我当即想起“赤发鬼刘唐”,心想先生真能逗人,觉得也真好玩。还问我:听说衍文迷上了一个花旦丹桂红,可有此事?我说那是大家开的玩笑,没有的事。……不了解先生的人,都以为他道貌岸然,让人有几分敬畏,其实他常怀童心,且极诙谐。1944年盛夏,在云和大坪寓所,他患湿疹,光着上身,搽满用橄榄油调的药,胸背上还有纱布裹了几道。我去时,他正坐在竹椅上抽烟,一见我去,开口就说:“家仁,我被害了。”我一惊,问怎么被害?他说:“你看我五花大绑,就要绑赴法场,不得了啦!”我也打趣地回答:“老先生放心,我们都会去劫法场的!”他也乐得笑了。
1、《风物澄明新雨后——追怀余越园先生》,该文1986年作于北京,刊载在团结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余绍宋》一书中。
2、《影墨缘》,唐家仁先生一生与电影事业和书法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十年浩劫之后又写了许多有关电影界和书画界的文章,均收入此书中,此书由香港文汇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