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标铁柱”不只是为了纪功，还具有界碑的作用。据记载，建造铁柱时，在柱身或基座上刻有疆界地图、地理情况、战争概况。这在唐代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一载《敕吐蕃赞普书》中有明确记录。《敕书》之一中说：“近得来书，又论蛮中地界……至如彼中铁柱、州图、地记，是唐九征所记之地，诚有故事，朕岂妄言”；《敕书》之二中说：“彼州铁柱书，唐九征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审之，徒劳往复”。这两道《敕书》是唐德宗写给吐蕃赞普的。可知唐九征击败吐蕃后建造铁柱，刻上姚州图及地界记，即所谓“铁柱书”。“唐标铁柱”事件发生很多年后，吐蕃与唐朝争议“蛮中”即洱海地区的权属问题。唐德宗反复以“唐标铁柱”上州图、地记为依据，来证明洱海地区的归属。既然是洱海地区的界碑，就应建在洱海地区周围。古代漾濞渡是南方丝绸之路上必经的一个渡口，明代谢肇淛《过漾备渡谣》中有“过了漾备渡，阎王请上簿；到得龙尾关，才是到人间”诗句。漾备渡即漾濞江上渡口，龙尾关在大理市下关天生桥附近。说明当时漾濞江上渡口以西自然条件极其恶劣，难以控制。唐九征在此立铁柱为界碑，把漾濞江以东漾濞等地纳入唐朝统治管辖范围，与唐初西南局势相吻合。铁柱在漾濞江边，才能有界碑的作用。倘若铁柱立在点苍山以东的滇池、姚安、祥云、弥渡等地，唐德宗就不可能以它为依据与吐蕃争论。而且，唐九征把吐蕃势力逐出漾濞江以西后，反要后退数千里、数百里划界，这也难以解释。作为界碑的“唐标铁柱”立在漾濞江畔，从当时的政治军事等多方面讲，才最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