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哈佛大学，陈寅恪曾对友人吴宓阐述自己的“五等爱情论”：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比起徐志摩以及吴宓等人，陈寅恪的爱情故事似乎乏八卦可陈。在读书界流传的各种有关国学大师的段子中，与浪漫沾点边的也就是陈寅恪关于“娶老婆”的一些言论了：“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

陈寅恪时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导师之一，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和同时代的学人相比，陈寅恪属于典型的晚婚男青年。1926年从国外游学归来到清华任教时，已经36岁“大龄”了，尚未成家，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其父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陈三立同意了。

经同事的介绍，陈寅恪与唐筼相约在中央公园里见面。那时的中山公园还叫中央公园。1914年改为公园后，一时成为新青年男女约会的风雅场所。在公园里等候的唐筼细心地发现，远远走过来的这个人走路的姿势微跛。在谈话中，陈寅恪告诉她：自己的足部有多处鸡眼、胼胝，这与早年留学时经常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有关。

1928年，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在上海缔结了偕老之约。

陈寅恪与唐筼的婚后生活，更多的是苦难和磨难。唐筼在大女儿出生时，原先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此后几十年，病体支离的她，以孱弱的肩撑起家的重担。

此后的故事，大多数读者均已熟悉：陈寅恪这位绝世孤衷的畸人，这位精通西学的“中国文化的托命人”，这位“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大先生，壮年盲目，暮年膑足，颠沛流离，受尽波折。幸运的是，有知书达理的妻子陪伴在身边，陈寅恪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完成了那些传世之作。鲜为人知的是，性格坚韧的北洋新女性唐筼，在遇到陈寅恪之后，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将自身的生命完全沉浸在柴米油盐和照顾家人的私人领域了，成为甘为之死、永志不忘的一位“中国好妻子”。据其女儿的回忆，唐筼除了“照顾失明的父亲生活起居外，还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随时记录父亲要写的书信、诗作等”。建国初的二十年，政治运动迭起，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他的各种“声明”、“抗议书”，乃至“文革”中的所有“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手笔。陈寅恪在被批判中经受的精神痛苦、心理愤懑，唐筼的感受更深切、更锥骨刺心。难得的是，她还会寻找各种机会去呈现给丈夫生的快乐和美好。

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最终亦为陈寅恪而死。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多种疾病，离开人世。唐筼平静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仅仅相隔45天，同年11月21日，唐筼也走了。有人说她死于心脏病；有人说她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以轻松结束。总之，唐筼是追随陈寅恪去了，这对才德兼备的唐筼来说是生死相随，生命相依。若依陈寅恪的等级分类，他与唐筼的爱情不过区区四等。但，爱到这种程度，爱到这种境界，怎么也该算是一等了。

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这也是抗战胜利后，返回北平清华园的第一个校庆。陈美延（陈寅恪先生幼女）记得，当时清华女生以妇女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等为主题，采访一些师母。史学家陈寅恪的妻子唐筼实话实说：“妇女为家庭作出贡献也很重要……”立刻有伶牙俐齿的采访女生当场批驳。批驳的理由义正辞严：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岂可将人生的价值完全安放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而依然沿袭着旧时代旧女性依附男性的人生模式？这样的贤妻良母式的人生，在清华新女性的价值世界中完全经不起推敲和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