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过程中，还按照《易经》中“乾卦六爻”的说法，根据龙首原分为六条岗地的特点，分别布置宫城、皇城和寺塔。此外，在城市的边缘规划了园林区，既可美化环境，又可成为民众的游览场所，是中国古代城市史上的一大创举。

在唐长安城的城市规划设计中，充分表现了政治身份的等级差别。建造者充分利用自然空间，将长安城划分为甸、候、绥、要、荒五种社会 阶层。宫城与皇城根据严格的营造方式建造，形成了整齐、宏伟的立体 轮廓，与外郭城的商业建筑和民居形成鲜明对比。在唐长安的坊里设计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设计思想。纵横交错的25条大街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市，一共108个坊里，其中蕴含着季节变化和周礼之制。所有坊里全部沿着中轴线整齐对称、均匀分布，是唐长安城特有的布局形式。

营建都城是国之大事，所谓“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它关系到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重影响，也影响着都城多方面的发展。因此，在建筑布局上总要有一些原则与方法，尤其在中国古代，精神信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追求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城市布局上往往都被赋予某些象征性意义，隋、唐都城规划布局仍然不能逃脱这种窠臼。以都城的平面布局来看，所谓“建邦设都，必稽玄象”的象天思想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宫城、皇城、外郭平行排列，以宫城象征北极星，以为天中；以皇城百官衙署象征环绕北辰的紫微垣；外郭城象征向北环拱的群星。因此，唐人有诗吟“开国维东井，城池起北辰”，说的就是这种布局效应。

据宋敏求《长安志》引《隋三礼图》记载，大兴城的街数、坊数的设计也都有所依凭。皇城之南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九逵之制；皇城两侧外城南北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闰，无论事实是否如此，将其解释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是都城设计的普遍规律。

另外，随着中国古代风水思想的发展，宇文恺（隋朝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的专家）也将这一思想引入大兴城的规划设计当中。大兴城选址在汉长安故城之南，地势敞阔平远，有东西走向的六条土岗横贯，如果从空中俯视西安大地，就能看出这种地面形状很像《易经》上乾卦的六爻。乾卦属阳，称九，自上而下，横贯西安地面的这六条土岗从北向南，依次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从六坡的高度看，地势从南到北渐次降低。那么宫城所处的位置则相对较低。不把宫城设置在最高处是另有原委。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最为尊贵的紫微垣居于北天中央，它以北极为中枢，东、西两藩共有十五颗星环抱着它。紫微垣即有皇宫的意思，皇帝贵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因此，只能把皇宫布置在北边中央位置。而且北边有渭河相倚，从防卫的角度看，也比较安全。

卦论认为初九是潜龙勿用。九二高坡是“见（现）龙在田”，因此只能“置宫室，以当帝王之居”。九三之坡，“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如果把百官衙署放在这里，正可以体现文武百官健强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于是宫城与皇城分别被布置在九二和九三坡地上。九五却最尊贵，所谓“九五至尊”，属“飞龙”之位，不宜常人居之，便在这条高岗的中轴线部位，东西对称地建筑了两座规模宏伟的寺观，西面是道教的玄都观，东面是佛教的兴善寺，希望能借用神佛的力量镇压住这个地方的帝王之气。中唐宰相裴度曾因宅建在这条“九五”高坡上，被人借机诬陷为“宅据冈原，不召自来，其心可见”。其实唐代住在这条高岗上的名臣也不少，比如张说、韩愈、李宗闵、杨国忠、李晟、柳公权。

长安城中东西、南北交错的二十五条大街，将全城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其中以朱雀大街为界将城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隶属万年县，本应有五十五坊，因城东南角曲江风景区占去两坊之地，故实领五十三坊；西部属于长安县，有一市五十五坊。

一百零八坊排列的象征寓意：108坊恰好对应寓意108位神灵的108颗星曜（如《水浒》中的108将）；南北排列十三坊，象征着一年有闰；皇城以南东西各四坊，象征着一年四季；皇城以南，南北九坊，象征着《周礼》一书中所记载的所谓“五城九逵”。为了避免泄掉帝王之气，隋文帝政府下令宫、皇城之南的居民里坊，取消南北门而仅开东西门。

中国传统风水学在建筑上提倡子午向，即坐北朝南，这一提倡被历代帝王所推崇，唐都长安最初的宫殿建筑均为坐北朝南的子午向。中国古代帝王的座位，身在北方，面向南方。因为帝王是一朝之长，宛如之上，所以帝王坐在北边，北就是“上”，而坐在南边的群臣则为卑下，南就成“下”了。

此外，将宫城南面之门命名为“朱雀门”，而将宫城内太极宫的北门命名为玄武门，此皆来源传统风水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说。有其名必有其实，太极宫的北门既然被命名为玄武门，它就必然带有与之对应的“坎”卦之象征寓意（八卦中坎象征陷）。唐初围绕继承皇位而发生的宫廷之战──玄武门事变就在这里发生，恰好与之不谋而合。由此看来，城市街道、建筑的命名大有讲究。

还有，在太极宫中太极殿以北建有两仪殿，“两仪”之称谓也是出自《周易》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外郭城内有南北向大街8条，东西向大街14条。街道的两侧都设排水沟，并种植榆、槐等行道树。其中通往南三门和连接东西六门的六条大街是主干道，宽度大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朱雀大街达155米，是城市的南北中轴线，以之为分界，城东属于万年县，城西属于长安县。

纵横交错的道路将外郭城分作了110坊（隋称“里”）。各坊面积不一，南北长在500-838米之间，东西宽在550-1125米之间。每座坊的四周都筑有围墙，大坊一般开四门，内设十字街，小坊则开东西二门，设一横街，街宽都在15米左右。根据考古发掘了解，十字街将一坊分为四区，在每一区内都还有一小十字巷，把整座坊分成十六个小块，分布着民宅、官邸、寺院和道观等。各坊均采取封闭式管理，坊门有卫兵把守，晚间会实行宵禁。

外郭城内有东市（隋称都会市）、西市（隋称利人市）两座市场，各占两坊之地。两市大小几乎完全相同，南北长约1025米，东西宽约927米。市场有围墙，开八扇门，内有井字形街道和沿墙街道，将市内分为9区。每个区都四面临街，店铺沿街而设，有饮食店、珠宝店和手工业作坊等。长安城的商业大都集中在这两座市场，其它各坊内也有一些零散的商业设施。

外郭城内主要有四条沟渠，分别为龙首、清明、永安和漕渠，分别从东南西三面引渭河的支流入城，提供生活和环境用水。前三渠开凿于隋初开皇三年（583年），漕渠开凿于唐天宝元年（742年）。

外郭城是一个大长方形，面积74.6平方千米，完全采取棋盘式对称布局。城内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把全城分割成大小不等的里坊。朱雀大街为全城的中轴线和主干道，以此为界将全城分成东西两半。城的东半部与西半部各有五条南北向的大街，构成街道的对称格局。

根据考古实测，这11条街道以朱雀街最宽，约为150米（北部最宽处达155米），也是全城最宽的街道。其以东的5条南北向街道，依次宽为67米、34米、68米、68米和25米（东顺城街）；以西的5条南北向街道，依次宽为63米、108米（残存宽度）、63米、42米（残存宽度）和20米（西顺城街）。

从实测结果不难看出，尽管朱雀街以西5条南北街的宽度均比以东的5条街略窄，但应该承认，在略去建筑施工上的误差以及地形地势的影响，仍基本上保持了东西对称的格局。另一方面，隋初在设计大兴城时，东、西、南、北均各开三门，在全城南北向街道中，通向南墙城门的三条街道都要宽些，启夏门街与安化门街宽度大体相当。外郭城墙内侧四面的顺城街都窄，大体在20米-25米左右。这样设计既保持了东西对称布局的特征，同时也符合城市交通的需要。东西向的14条街道也是同样布设，通向东西城门的街道比较宽，其中皇城南面的横街直通春明门（东墙中门）、金光门（西墙中门），宽达120米。这些街道在城内纵横交错，排列整齐，将居民区划分成大小不等的里坊。

因为街道宽窄不一，排列在街道两侧的里坊也就大小不等。宫城两侧的里坊大体东西宽955米，南北长588米；皇城两侧的里坊大致东西宽955米，南北长808米；朱雀门街东西两侧第一列各9坊东西宽514米，南北长477米；第二列各9坊东西宽661米，南北长477米，三至五列里坊东西宽955米，南北长477米；共五组大小不同的里坊。整个城市以宫城、皇城、朱雀门街为正中，东西两侧里坊不仅两两对称，而且排列整齐。

白居易曾写诗形容“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种描述在唐代诗文中多有反映。

《长安志》中记载：“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这一记载比较可信，所以长安和万年两县至少应该有户8万，每户以6口计算，长安至少有48万常住人口。另外，“宿卫军11万，宦官0.5万，宫女3万，官、私奴婢11万，官户、工户、乐户等8万，僧尼4万，再加上流动人口3—4万，总计约90万人”。

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

东市的面积，据文献记载：“南北居二坊之地”。据考古实测：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广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共有八门。市周墙处大街北（即春明门大街）宽120米，东、南、西三面各宽122米。这一宽阔街道的效用是便于商业运输和市民入市前车马的停靠。

东市由于靠近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长安志·东市》），市场经营的商品，多上等奢侈品，以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

唐长安的东市和西市跟里坊一样，四周皆有高大的围墙，宋敏求《长安志》等记载其规模相当庞大，每个市约占2个坊的面积，市内有4条大街，围墙四面各有2个门，这在对两市遗址进行全面勘察与测量时得到证实。

东市布局图西市的9个区域四面均为街道，这样每个区域的周边都临街，便于交易。每个区域内还有便于内部通行的小巷，在有的巷道下还有砖友砌的暗排水道与大街两侧的水沟相连。临街部分出土的商业店铺遗址表明，房屋的规模不大，面阔4至10米，进深3米多，均沿街毗连；而出土的同类物品相对集中的现象，也证明了某一类型店铺的存在，如珠宝商的店铺就多料珠、珍珠、玛瑙、水晶等制品，铁器店铺就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铁钉、铁棍与小铁器残块等。

东市位于现西安交通大学以西、西安铁路局以北的地方，其街宽都近30米，约是西市街宽的1倍。

作为长安城乃至全国最主要的市场，西市进行的是封闭式的集中交易，也就是将若干个同类的商品聚集起来，以“肆”（或相当的“行”、“店”）为单位组成的，市内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市局和平准局。交易区也都是集中在一个四面有墙、开设市门的较为封闭的场所内。

根据考古发掘成果，西市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1031米，东西927米，面积0.96平方公里，其范围在今西安莲湖区东桃园以东、老糜家桥以西、东桃园桥以北、中国航空器材公司西北分公司以南。

发掘时，西市的北面、东面尚有夯筑的围墙基址，墙基皆宽4米多。西市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均宽16米的平等街道各两条，四街纵横交叉成“井”字形，将整个市内划分成9个长方形区域，其中东西向二街相距327米，南北向二相距309米，各街两侧均设有水沟，在水沟的外侧还发现有1米宽的人行道。

西市距三内较远，周围多平民百姓住宅，市场经营的商品，多是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品。西市商业较东市繁荣，是长安城的主要工商业区和经济活动中心，因此又被称之为“金市”。

西市距离唐长安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较近，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这里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他们多侨居于西市或西市附近一些坊里。这些外国的客商以带来的香料、药物卖给中国官僚，再从中国买回珠宝、丝织品和瓷器等。因此，西市中有许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其中许多西域姑娘为之歌舞侍酒的胡姬酒肆，则时有少年光顾。故李白《少年行》就有“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

唐政府对长安城市场特别是东、西两市实行严格的定时贸易与夜禁制度。两市的大门，亦实行早晚随唐长安城城门、街门和坊门共同启闭的制度，并设有门吏专管。

公元581年2月，杨坚受禅代周称帝，国号大隋。由于杨坚是以北周旧臣取而代之建立的新王朝，故隋初仍以汉长安城为都。

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这座自汉兴以来已历780年之久的旧都城已不再满足新的大一统王朝的需要。首先，汉长安城历时已久，城中宫宇朽蠹，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以至生活用水多受污染，水质咸卤，难以饮用。其次，汉长安城北临渭水，由于渭河经常南北摆动，都城有被水淹的危险。

据《隋唐嘉话》记载：“隋文帝梦洪水没城，意恶之，乃移都大兴。” 因此杨坚决定在东南方向的龙首原南坡另建一座新城。开皇二年（582年）起，在宇文恺的主持下，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建成了宫城和皇城。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迁至新都，因为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公，因此便以“大兴”命名此城。隋炀帝继位后，开凿运河连接大兴和扬州。大业九年（613年），动用10余万人在宫城和皇城以外建造了外郭城，城市的总体格局至此基本形成。

李渊起兵造反，攻大兴城建立唐朝，在此定都，并更名为长安，改大兴宫为太极宫。因太极宫地势较低，而长安城盛夏气温很高，异常炎热，使得太极宫极不宜居，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在长安城北禁苑中的龙首原高地，为其父李渊修建避暑行宫，最初叫做永安宫。

不料工程进行到一半，太上皇李渊就溘然长逝，永安宫的建造随之中断。后来唐高宗李治又以未完成的永安宫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的再建工程，使之不再是一座离宫别殿，而是作为象征帝国无上皇权而使用的正式皇宫，并改名大明宫，太极宫很快就被大明宫所取代。中唐时期随兴庆宫的修建又带来街东里坊的变迁。

唐代长安城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得十分迅速。在盛唐时期，长安城一直充当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它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长安城的人口极盛阶段超过100万，安史之乱后逐渐衰落。唐末黄巢攻入长安，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挟持唐昭宗东迁，并把宫室拆毁，屋木也一起运走。后来，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认为城广人稀，不利于防守，于是对城市进行改筑，缩为“新城”，也就是五代、宋、金、元的长安城。至此，有着325年历史的隋大兴唐长安城便宣告废弃。

唐朝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成就了我国历史上最为长久牢固的政权之一。国家达到空前的繁荣与统一，国泰民安，为唐朝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形成了博大包容的文化特性。

长安城作为唐朝都城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因此至高无上的王权政治文化成为唐长安城的主流文化，它是皇权和贵族权力的集中体现。最能体现其政治文化的实体规划不是宫城建筑的高高在上，而是城墙的规划。城墙存在的意义最开始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出于一种安全上的考虑，所以各朝各代都极为重视城墙的修建。在唐长安城中，皇城处于城市中心位置，东、西、南三面都筑有城墙。皇城东、西两面的城墙分别和宫城东、西两面城墙相连接，实际上就是宫城城墙向南边的延伸。

唐长安城不仅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上空前发达，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商业文化日渐成熟。唐长安城在皇城南部设置了东、西两个市场，城中的工商贸易围绕两市展开。两市相比，西市的规模更为庞大、物品更加丰富、经营范围更广。同时西市聚集了许多外商，是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市场。东市是长安城的手工业生产中心，西市有“金市”的美称，是长安城的主要工商业区，相比东市更加繁华。唐朝中后期商业发展达到极盛，这也体现于当时的城市规划设计中。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宗教发展的兴盛时期，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由于国家对外交流密切，许多宗教从西方传入长安，唐朝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所以当时唐朝同时存在着多种宗教，宗教活动极盛，如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其中，佛教文化是影响唐长安城规划设计的重要因素之一。佛教在西汉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境内， 汉明帝在洛阳城建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寺建筑——白马寺。

因为仰慕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明，前来长安朝觐、留学、进行学术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300多个。日本13次向中国派出遣唐使，高丽、新罗、百济也多次派遣留学生前来中国。唐朝与东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等国家进行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国子监有许多来自这些国家的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