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地名於商之外，又有地名商於。商君受封于邬当年，秦国确实从武关南下侵楚，侵占了楚国的商於地区。因此，到楚怀王年间，就有张仪诈归商於之地之举。《史记·张仪列传》和《楚世家》都说张仪欺骗楚怀王，“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列传》索隐把商於解释为二地的合称，说商与於相距二百余里，也是错误的。《楚世家》集解说：“商於之地，在今顺阳郡南（内）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这是正确的。《水经注·丹水》也说：‘丹水迳流两县（指内乡、丹水两县）之间，历於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所谓“有商城在於中”，这个商城即是商密，在今淅川西南，於在今西峡东，两地很近，因此可以称为商於。这个商城正是春秋时代楚的商县所在，前人因为对两个商城分辨不清，对於商和商於的解释也常误合为一。

至迟到司马迁提出“商於六百里地”的说法之时，汉代人已经有把商君的商（武关内，陕西商洛）与楚国的商於（武关外，河南丹淅）混为一谈的趋势了（因楚国丹淅的商於并无六百里之广）。

但南北朝时期，仍有一些学者对两个商作了较好的区分。如上节所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丹水径流两县（南乡、丹水），历于中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刘宋裴胭《史记集解》：“商於之地在今顺阳郡南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由此可以看到南北朝学者所指的商於之地，位置是在丹水与淅水的交汇处，商於并没有分开，还是一地之名，属于楚国。

到唐时期，商於之地开始一分为二，成为了“商”和“於”两地，“於”西走入了淅川，而“商”则北移到了商洛。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引《地理志》：“丹水及商属弘农，今言顺阳者是。魏晋始分置顺阳郡，商城、丹水俱隶之。”又引刘氏言：商，今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余里有古於城。”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商洛县则古商国城也。到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说的商於之地，已直言商於就是商洛，干脆连丹淅的范围也不要了：“商州，上洛郡，今理上洛县。古商於之地，禹贡梁州之城。……战国时其地属秦，卫鞅封于商邑，后属内史理。汉元鼎四年于此置上洛县属，地理志云上洛属弘农郡。”

到清时期则出现了折中的看法，以顾观光为主，认为“自今陕西西安府之商州，迤逦而东，至河南南阳府之内乡县，皆古商、於地矣。”在这一段历史地理的沿革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清人自然是承袭了唐宋以来的观点，而又无法抹去商於原本属楚的历史记载，故而才有了一套商於连绵两省地势广阔的说词。

由于历史上混淆了武关内秦国的於商和武关外楚国的商於，因此现在商於的指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商於指楚国的商密、於中之地，在丹水与淅水的交汇处（包括今河南淅川县、内乡县和西峡县地区）。《读史方舆纪要》：“丹水城在南阳府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二十里，去丹水二百步，本古国，又为商密地。”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西北的寺湾发现了一座先秦古城，很可能就是商密。

广义的商於囊括了秦、楚的两个商，逐渐演变出商於古道的内涵。后世的“武关道”又名“商山路“，春秋战国时开辟，是起自长安，经蓝田、商州（陕西商洛），至河南内乡、邓州之间道路的统称，全长约六百里，是连接关中地区与江汉地区的重要道路。是秦驰道的主干道之一，为“秦楚咽喉”，是长安通往东南诸地和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盛唐时丹江通道仅次于长安至开封道路（大驿路）的次驿路，居当时全国驿路交通第二位。

1996年，国道312(上海—霍尔果斯)公路建成，贯通秦岭的公路隧道——牧护关隧道竣工，行人与车基本不在原商於古道，该道也终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消失在历史车轮前行的进程中，隐匿于淡淡的历史烟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