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际，趁东周王朝东迁衰落之际，位于丹淅之地“土不过同”的楚国，在楚武王熊通率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扩疆启土，“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灭国后，将灭国贵族迁出，而把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建立起直属楚王的县邑。邑，“舍诸边境，使卫藩焉”。县邑是适应楚国扩疆启土的需要而设立的，这种设立在边境的县邑，既是拱卫国境的军事防线，又是楚国向外进攻的重镇。“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这为楚国立县之始。楚国率先实行了当时在中国堪称最为先进的地缘组织管理体制。

公元前688年，楚文王熊赀继承王位，第二年即借道于邓灭了今宛城区境内的申国，建立申邑。史籍记载最早的申公是斗班，以后又有申公斗克、申公巫臣等。楚国地方城邑分为县邑、封邑、一般城邑，申邑为县邑，成为楚进攻北方的军事重镇。至迟在楚灵王时，改称宛邑。春秋末战国初“大县称令，小县称长”。文种治宛因是大邑方才称宛令。辞海解释：“令是百里侯，令称‘百里才’”，“古时候县辖地约百里。”宛邑也不例外。

楚灭息后，据河南大学李玉洁教授考证，接着在今淅川西南建立了商邑，子西曾为商公。这个商邑，当为古邑或商密。

由此看出，申邑和商邑同为楚之县邑，宛代表宛城，商代表淅川，两邑互不统属。

尔后楚国又消灭了申邑周围的一些诸侯国，所建的邑还有以下地方：

邓邑。《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邓在今邓州至襄樊北一带。

阳。杜预注：“阳，楚邑”。沈钦韩《地名补注》谓其地在河之阳。此邑当在宛邑西南一带。

吕。《左传·成公七年》记楚申公巫臣曰：“……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汉书·地理志》记：“吕在宛邑之西也。”

中。《左传·昭公十三年》：“王夺斗韦龟中，又夺成然邑而使为郊邑。”杜预注：“……中，邑名。”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谓其地在今南阳市。

丰。《左传·哀公四年》：“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杜预注：“析县属南乡郡，析南有丰乡，皆楚邑。”其地在今西峡县，靠近淅川境。

析。《左传·昭公十八年》:“迁许于析。”可见析邑至少在公元前524年已建置。(前524年,当为楚平王五年，析离商邑最近，为何析、丰不管商，远隔其它县邑的“宛”倒管住了商密?)《史记·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皆涉及楚及楚析邑。《括地志·邓州·内乡县》：“邓州内乡县城本楚析邑……”其地在今内乡至西峡县一带。

许。《左传·昭公十八年》：“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白羽在今西峡县东北0.5公里处。

缯。据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其地在今方城县。

东阳。《国语·楚语上》：“若资东阳之盗使杀之，其可乎？”韦昭注：“东阳，楚北邑。”其地在今邓州市。

蓼。杜预注：“……蓼国，今义阳棘阳县东南湖阳城。”又《左传·哀公十七年》：“……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可见灭蓼在春秋早期。其邑在今唐河县南的湖阳。

春秋时，华夏各国尚未建郡。据《中国全史》介绍，郡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鲁哀公二年，即公元前493年。晋赵鞅在铁之战前宣布赏格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此时的县大于郡，这与战国时县在郡下不同。况在此时，已是楚昭王时期，范蠡和文种在越为勾践谋事，排除了宛是郡的可能。宛假若是郡，地盘愈小，淅川说更站不住脚。春秋时期，宛邑周围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城邑，均属楚王直接管辖，何来的三万多平方公里？何来的东至息、西至析？这两种说法同属臆测。宛邑是个县邑，东有蓼，北有缯，城西是吕邑，南为邓邑，地盘恰似今宛城区所辖之地。同为县邑，宛根本管不住商密的三户，所以说宛人范蠡指的只能是宛城区。

战国时期的宛仍然管不到商於之地

三家分晋以后，进入了战国时期，也是新兴的封建制度逐渐代替旧的奴隶制度的时期。

战国初期，楚国公子势力进一步发展，他们在政治上掌握国家大权，在经济上拥有世袭的封邑和家兵，具有强大的使国君震慑的力量。楚国较早的封君是《国语·楚语下》所提到的楚惠王时期的鲁阳文子，他是楚王室的近宗子孙。接着在析邑封了析君，以后又封了阳城君、夜君、养君、集君、君、邻君、鹅陵君、昌平君等，没有记载的封君恐怕更多。楚国封君享有世袭的权力，并且骄纵奢淫，代表了楚国最腐朽势力。楚国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此则上逼主下虐民”的局面。既然楚惠王（前485——前432）时析邑有析君，证明宛邑还管辖不到淅川境内的商密。

楚悼王即位的第二年（前400年），三晋伐楚，楚接连战败。后厚贿秦国从中作合，才得以与晋讲和。魏迁都大梁，楚受到魏的直接威胁。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楚悼王任用当了一年宛守的吴起变法。“均爵平禄”，“废除无用”，“封土殖民”，奖励耕战，任贤使能。新法行之期年，楚悼王死去。楚国贵族大臣在灵堂上射杀吴起，变法失败。

吴起当宛守时，仍为县令。地盘仍在今宛城区一带，管不住被称为商於之地的今商洛、内乡、淅川、西峡一带。何以见得？有史书为证。

春秋时期，楚实行灭国为县制度。由于县邑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末年曾发生了两次边境县公叛乱夺权的事件。一为陈、蔡公弃疾以陈、蔡之师弑楚灵王而即位；另一为白公胜发难以入郢都的事件。这两次事件引起了楚国君的严重警惕。楚王开始削弱县邑的力量，缩小县邑的规模，并改变县邑的性质，战国以后，楚县逐渐由军事性质向行政性质转变。但楚国边邑的县令是要负责军事的。“秦、楚边界的新城令，宛地的宛守，楚、梁边界亦有楚令等。”（见《新序》卷四、《百科全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在书中，明确指出宛守也是一个县令，宛只代表宛县，不代表现今南阳的其它县。做为县令，楚王正削弱他的权力，他怎能管到淅川商於之地？由此得知，这个“宛”字在战国时期仍与淅川无关。

战国时期，楚缩小了县邑的规模，在今南阳境内又设了一些邑。

宛仍为宛邑。见《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一书中“战国时期楚国地方城邑”一节。《括地志》云：“故宛城位于今河南南阳县。”

於。据《正义》引《括地志》所记，其地在今西峡县东南近内乡处。也有学者认为在今淅川境内，即商密三户亭一带。

郦。据《正义》引《括地志》所记，其地在今内乡县境内。

郇阳。《史记·苏秦列传》：“乃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北有陉塞、郇阳……’”。同书《张释之冯唐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顺阳故城在邓州穰县西三十里，楚之郇邑也。又《苏秦传》云：‘楚北有郇阳’，并谓此也”。其地在今邓州市西，离商密最近。

穰。曾做过楚晚期别都。上限在战国早中期，下限当在楚怀王十五年至二十二年，即秦武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14年至前307年）。另据《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邓州·穰县》载：穰本楚别邑，“后属韩，秦武王取之，封魏冉为侯。”《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十二年，楼缓免，穰侯魏冉为相。……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

介绍完宛周边的城邑，再看看淅川境内的商密、商於是怎样形成的？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晋伐。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戎商密。”杜预云：“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县。商密，别邑，今南乡丹水县。《读史方舆纪要》：“丹水城在南阳府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二十里，去丹水二百步，本古国，又为商密地。”

《世本·姓氏篇》曰：“，允姓国，昌意降居为侯。”又《竹书纪年》云：“昌意降居若水。”可知“若”与“”相通。昌意的部族早期在汝水流域活动，而后，经南阳盆地迁至丹淅一带。约在西周中期，出现了上、下。上在今西峡丁河古城，下则在淅川寺湾一带的商密。孔颖达《正义》认为“国名为，所都之邑名商密。”楚武王、文王时，上、下可能相继被纳入楚国势力范围。文王时设商邑，亦即商密。考古工作者在淅川县西北的寺湾发现一座先秦古城，很可能就是商密，亦即下故都。

公元前635年（鲁僖公二十五年），秦、晋联军伐，楚以申息之师戎商密，结果楚主帅为秦所俘，降秦。公元前622年（鲁文公五年）初，叛楚即秦，后又贰于楚，秦人入取商密。从这两次战争，可知到春秋中期，国成为秦、楚之间争夺的对象，已是一个日益削弱的小国或县邑。后南迁今湖北钟祥汉水西岸。

南迁以后，商密和析邑一带成了秦、楚等长期交战的战场。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秦、楚在丹阳摆开战场，韩作为臣服国参加对楚作战，这次战役楚大败，被斩首八万于丹阳。《河南第六行政区疆域沿革考稿》曰：“古国，秦置丹水县，因位丹水与淇河汇流处，故名。”“清光绪初淅川厅同知吴若得鼎于淅川，是都在淅川县境。”“战国时秦、楚丹阳之战发生在此地。故治在今河南淅川县寺湾乡故城村（今名石家料村）”。此战败后，“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此时的“商”指陕西商县（商洛），於指战国时内乡到淅川这一带的於邑。彤良翰先生曰：“古於城在今淅川县丹江水库淹没区的寺湾乡一带。”“所谓‘商於’之地六百里，系指从陕西商县到河南淅川县的‘於城’这一狭长地带而言。”结果，楚受骗，怀王客死异乡。

上述史料证实，战国时“宛”仍管不到淅川。商於时属秦时属楚，战乱不止，何时为何国尚需研究，更不能武断地定为属宛管辖。

史料记载，楚国以来没有在境内正式设郡，统治者害怕的是大权旁落。楚国的郡往往是在战争紧急的情况下，联县为郡，即把几个县联起来，组成郡一级临时组织，以应付战争的需要。如秦楚边界的新城为主郡；考烈王时黄歇联淮北12县为郡。今南阳境内，唯一是在今西峡、淅川境内临时设郡，以抗秦兵。

《史记·楚世家》曰：“顷襄王横元年，（公元前298年）……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顷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为郡，距秦。”由此看来，到战国后期，“宛”仍然管不住商於。江旁十五邑为郡，当是临时组成的联郡，想来商密及三户亭也在其中。这时淅川仍与“宛”无关系，江旁十五邑也不包括宛邑，至于秦昭王“初置南阳郡”后另当别论。

三户城、三户亭与宛三户里无关

三户城乃“昔汉祖入关，王陵起兵丹水以归汉祖。此城疑陵所筑也。”汉时所筑的城对考证范蠡故里意义不大，略去不谈。“丹水又迳丹水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戎之地，春秋之三户矣。”杜预曰：县北有三户亭。

对于淅川三户，笔者也肯定存在，也许就在寺湾乡的高湾。所谓三户，按李仁瑞先生的解释是三户或几户人家。《史记·项羽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集解：“王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是以亡秦也。’”又索引韦昭说，三户是楚国的昭屈景三家大贵族。单纯的三户人家不能亡秦，楚三大户的力量的确不可忽视。

昭、屈、景三大户是何时形成的？在淅川设的三户亭与范蠡有关吗？还是从史料中找答案。

芈姓的楚国王族除“熊”氏国君以外，还有许多分支，如若敖氏、斗氏、成氏、氏。其中，屈、昭、景成为三大姓氏。屈氏，《通志·氏族三》云：“屈氏，芈姓，楚之公族也。莫敖屈暇食邑于屈，固以为是。”屈氏之族，根据《楚辞》王逸注的说法是：“楚武王子暇封采邑于屈，其后称屈氏。”也有人说屈氏是楚熊渠长子伯庸之后裔。屈氏形成最迟在春秋初期，名人有屈完、屈丐等，屈原也是这一支系的人。

昭氏、景氏，《通志·氏族略》曰：“昭氏、景氏则以谥为族者也。”昭氏出自楚昭王。景氏是楚王族的后代，也有学者认为是楚简王的后裔。

楚宣王时，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昭奚恤是镇守边关的大将。昭阳、昭睢、昭鼠都是统兵大将，有的直接参加了秦、楚丹阳大战。景氏之族的景鲤、景舍、景翠、景缺皆是楚王信任的宠臣。另外，丹淅是楚族的发源地，若敖的墓据考证葬在古国，其后裔在丹淅的人很多。战国中期，昭、屈、景三族因军功而在楚国的势力非常强大，在边塞建一个“三户亭”以示声威是很正常的。直至汉高祖时期，为了防止各地豪强作乱，迁豪强，以实京师，大臣娄敬还上疏请求：“徒楚昭、屈、景且实关中。”可见其昭、屈、景三大户在楚国的影响之大。

但是，当楚昭王以后才形成的淅川三户，任何史书上均未记载属宛，未记载为范蠡的故里，说明宛人范蠡不是淅川人。况昭王时的范蠡、文种皆在越国做了高官。从时间上看商於的“三户”晚于宛邑的“三户”。淅川三户与宛邑三户没有任何瓜葛。更不能因淅川有三户而否定宛城也有三户。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曰：“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户人。”晋史学家虞预《会稽典录》载范蠡“本楚宛三户人”。唐代张守节亦谓“范蠡本宛三户人。”北宋《太平寰宇记》邓州人物载：“范蠡，楚宛三户人。”又载：“范蠡祠，祠，即蠡之故宅也”。雍正年间纂修的《古今图书集成》南阳府古迹考载：“范蠡祠，在三公城侧，即其故宅也。”《大清一统志》载：“三公城，在南阳县东南。”范蠡庙，在南阳县南三十里。《水经注》三公城侧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宅也。古人所肯定的范蠡故里今人不能随意否定。

周代，实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五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邻设邻长，里设里宰。一直到战国，仍普遍实行乡里制度，即在县之下设乡、里、聚或连、闾等基层组织。宛邑的三户里，是乡里制度的产物。它紧靠水旱码头，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商业繁荣，住有几十户人家，称为三户里。范蠡出生和生长在这里，二十岁时由宛令文种访出，成就了一番大业，所以史书才称其为宛人范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