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书是民间文学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一。据四川天日镇古墓出土的“说书俑”所析，远在汉代就有萌芽，至唐代的出现了散韵相同，说唱并茂的“骈文”和“俗讲”。宋元以后，说唱文学的种类日益扩大，明代永乐年间便有“钦颂善书”印行天下。

清代时，善书由案头文学发展成讲唱文学，且产生了善书曲艺，流行于八旗直隶各省，后北衰南盛，除流行于湖北的武汉、孝感、荆州和黄冈等市县外，在上海、重庆、河南开封、四川万县、湖南津市等也有从事这种宣讲活动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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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书之所以在汉川生根、开花、结果，是由于历史上汉川是众水汇归之区。清代至民国，襄河两岸开出九条支津，汇归汉水，水乡逐渐变成平原，群众也逐渐由捕捞转至耕种，生活日趋安定，对文化、教育的要求也日益迫切。道光年间，官家宣讲圣谕渐为民间宣讲孝敬父母、和睦家庭、友善邻里、救难救急等“十全大善”所取代。最初只在元宵节、中元节前后宣讲，后逐渐发展到经常性的活动，并可在田头地边、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宣讲，深受乡民欢迎。1936年前后由乡间进入武汉等城镇。

主要流行于湖北中部地区的汉川、汉阳等县和武昌、汉口城镇一带，其中以汉川县最为盛行。抗日战争时期，汉川艺人将它传入四川重庆、万县等地。善书起源于清顺治年间的“宣讲圣谕”。“宣讲圣谕”说唱的是宣扬封建伦常的故事。至光绪年间，“宣讲圣谕”就被“十全大善”所代替，具体提出了孝敬父母、和睦乡里、设义学、设义渡、施茶水、恤孤贫等十大善行，以提倡正直善良、勤劳俭朴，反对奸盗邪恶、伤天害理为说唱内容。从此称为“宣讲善书”、“说善书”，后来简称“善书”。

由于善书是一种叙述体，不象戏剧那样要求化妆，其形式简单，易于继承，故善书很快被人接受，并发展演变成为汉川的曲艺曲种。善书初为一人宣讲，后发展为三人或多人同台宣讲。多人宣讲时，有“主案”与“宣词”之分。主案重说讲，宣词(又叫答词)说兼唱。

其表演程式“宣”、“讲”、“答”、“对”等项，内容多高台教化和劝善祈福的色彩。主案自始至终说讲故事，宣词则随主案人诠释故事情节，分扮各种角色上场或退场。语言通俗易懂，有问有答，有讲有唱。善书曲目有“案”、有“传”，合称“案传”。取材于官府判定了的案情故事谓之“案”；取材于民间故事者谓之“传”或“书”。善书的唱词为十字句。上下句式结构。不随意增字减字，一韵到底。主腔叫“宣腔”，速度舒缓，节奏自由。善书原为徒歌形式，现经改革加入丝弦伴奏。唱腔曲调有“大宣腔”、“小宣腔”、“丫”、“梭罗腔”、“怒斥腔”、“哀思腔”等。传统曲目有《四下河南》、《猛回头》、《蜜蜂记》、《生死牌》等。新曲目有《双团圆》、《飞鸽案》等。

汉川善书按讲唱的场所不同分两类，一类是“场书”，即在固定的书场、茶馆中讲唱，在汉川城区和马口镇邱子村有两个书场常年表演；另一类是“台书”，即每年春节到农历三月中下旬，做生祝寿、婚丧嫁娶等乡间大事，是善书表演最集中时段，许多乡村都要搭台请善书艺人讲书，而且有俗规，要讲就要连续讲三年，每年讲三场。当地不少老人都保留着童年时期挤在台前听善书的美好记忆。

善书是一种说唱结合的曲艺曲种。自清乾隆年间形成曲艺形式以来，已有260年的历史，曾盛行于湖北、河南、四川湖南等地，只有汉川市的善书艺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曲种。“汉川善书”书目达300多部，唱腔具有浓郁的江汉平原特色，尚存的曲牌有13首。“汉川善书”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善书”又是善本之书。一类，是古代书籍在学术或艺术价值上，比一般本子优异的刻本或写本。如《笑林广记》，外函是布面骨签，清代版本，只有火柴盒大小，起码世间流传一二百年了，不知辗转了多少人之手，最后我的书柜，做了它的归宿，如果磁器，恐怕早在时间长河中，一朝不慎，清脆一声而裂为碎片了。一本民间药方，手抄本，不晓得何人所抄，何时所抄，又抄自何处。是否为哪位名医，积一生临床经验，而整理的孤本呢。二类是名家签名书，若说收藏，当最具价值的。大学者张中行，在所送我的多本书中，签字竟无一重复；大作家王蒙、刘白羽、浩然，著名诗人张志民、李瑛，著名作家刘恒、毕淑敏、史铁生，历史学家白刚、王宇信等等，莫说拜读每一本大作，就是单看这或清秀、或刚劲、或笨拙、或潇洒的签字，也是一种享受。

汉川“善书”与江城武汉的渊源和对已故研究“善书”的专家王远翔学兄的追忆。

解放前，每逢阴历七月的初一到十五的这半个月中，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的大街小巷内的善堂，在太阳西下之际都要临时用桌子搭一小台，台前摆一长方桌，左右各放一“风灯（不怕风吹之灯）”，桌子的左右方各站一身着白色夏布长衫的先生，一宣一讲地在那里说“善书”，听众则是自带板凳前去听书的市民。当时最有名的“善书”段子为《打芦花》，内容是说后娘替前妻之子所做的寒衣，铺的不是棉花而是芦花，因而孩子冻得发抖。其父用棍子去打小孩，结果寒衣被棍子打破后，发现衣内不是棉花，而是芦花，因而父子抱头痛哭，恨那妇人心太毒。其他的“善书”段子有《四下河南》、《磨坊产子》等。

改革开放后，1983年末，湖北省曲艺界在汉口的民众乐园内举行了全省第二届百花书会，汉川“善书”当时被作为孝感地区代表队的一个节目，在民众乐园演出了新“善书”《梅花记》。新“善书”让观众耳目一新。首先是内容有了革新，跳出了过去单纯劝善的圈子，而是宣传计划生育等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在形式上也有了改革，将过去的两个男演员的“一讲、一宣”改为了一男二女的“一讲二唱”，并且还加上了音乐伴奏，对“善书”这门优雅艺术的风格既做到了继承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赢得了武汉观众热烈的掌声。王远翔是湖北省汉川市刘家隔人，生于1919年，其父早年留学日本，乃早稻田大学毕业生。远翔在抗日战争之前就读于武昌大公中学时与笔者为同窗，1941年我们则同时毕业于武昌，为该校首届学员。解放后，远翔任汉川市文化馆长并兼任汉川汉剧团编剧，且专门从事“善书”研究工作。年过古稀，不满八十因病与世长辞。

1989年他在《汉口忆旧》一书中以《话说“善书”》为题说“武汉人时兴过‘中元节(阴历七月初一至十五)’。戏园子上演应节戏《董永分别》。一至夜晚，各善堂锣鼓喧天送河灯，街头巷尾则宣讲‘善书’。说到‘善书’它是劝人行善做好事，对安定社会有所裨益，所以各善堂都倡导讲‘善书’，宣讲者多为年高德重的知名人士，而且不收报酬。1931年大水淹了武汉，大批灾民困居江城，汉川等地的半职业‘善书’艺人则来汉组班说‘善书’赚钱糊口。当时，汉阳县的蔡甸镇上发生了一起余海子谋杀案，有人就把它编成‘善书’名之为《一口血》。汉川‘善书’艺人就抓住这个本子大做文章，宣讲得有声有色，使听者为之泪下，吸引了大批的武汉工人听众。汉口三曙街有个叫赢台的茶社，请来汉川‘善书’潘炳福、王海元坐堂演出，从1935年一直讲到1943年。可见武汉听众对‘善书’这个曲艺曲种的热爱之情。”

“汉川善书”现存优秀名篇300多篇，经常宣讲的有100多篇，专门从事宣讲创作“汉川善书”的人员有300多人。

进入新世纪，受外来文化冲击和多元文化的兴起影响，加之一些有造诣的老艺人相继辞世，年轻世人能独树一帜的少，一些优秀的曲目濒临失传。汉川善书在当前的传承发展遇到了空前困难，青年艺人断档，传统流失严重，亟需扶持保护。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年11月24日，汉川二中组织高三文科班学生到阶梯教室听“汉川善书”。

“汉川善书”是马口人王海元首创的文艺曲种，已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弘扬其艺术精华，让这个濒临失传的优秀曲种重放异彩，该市有计划地让青少年接触、了解这个文艺曲种，“汉川善书”历来具有戒恶劝善的教育功能，这次来校的4位老艺人把廉政教育的内容用“汉川善书”的形式向学生宣传，老艺人们摄人心魄的演唱，引起同学们强烈的共鸣。

由汉川市政府和华中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办的“汉川善书”2006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汉川举行。36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并提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