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了纪念喜庆的事件。古时候有了喜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得了宝鼎，便用“元鼎”称其年号；叔孙得臣打败狄人侨如，便用侨如作为儿子的名字。他们的喜事大小不一样，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开凿了一口池塘，引来流水，种上树木，把它当做休息的场所。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麦雨，占卜此事，认为今年有个好年成。然而此后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才因此忧虑起来。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们认为下得还不够；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连三天才停止。官吏们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忧愁的人因此而高兴，生病的人因此而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于是我在亭子里开酒宴，向客人劝酒而告诉了这件事，问他们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没有麦没有稻，年成自然荒废了，诉讼案件多了，而盗贼也猖獗起来。那么我与你们即使想在这亭子上游玩享乐，难道可能做得到吗？现在上天不遗弃这里的百姓，刚有旱象便降下雨来，使我与你们能够一起在这亭子里游玩赏乐的，都靠这雨的恩赐啊！这难道又能忘记的吗？”

既用它来命名亭子以后，又接着来歌唱此事。歌词说的是：“假使上天下珍珠，受寒的人不能把它当做短袄；假如上天下白玉，挨饿的人不能把它当做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是太守，太守说没有这力量。归功于天子，天子也否认。归之于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归之于太空。而太空冥然飘渺，不能够命名它，于是我用它来为我的亭子命名。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陕西凤翔）府判官。次年，开始修建房舍，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这年春天久旱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作者为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这篇文章。

中国封建时代，为官者建亭供游乐本是常事，更何况苏轼这样一位为政清廉，崇尚节俭的官吏，断不会建豪华的丽亭美池。“喜雨亭”不过是一个供休息的场所而已，一个极普通的亭子，然而，苏轼却巧妙地将建亭与“喜”与“雨”联系起来，眼界大开。作者以其灵活多变的笔触，生发出许多联想，使文章纡徐委备、立意奇特、耐人寻味。苏轼新建亭本不足怪，便因与人民优患相关联，“亭”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全文以此为契机，写来思路开阔，浮想连翩。通观全文，作者以“亭”、“雨”、“喜”为线索，把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作为旨归，熔铸成章，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文章开始，苏轼即以“亭以雨名，志喜也”依次点出“喜”、“雨”、“亭”三字，格调别致，饶有兴味。然而，作者并不急于解释，暂置悬念，通过讲述三个历史故事：“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月”；“叔孙胜敌，以名其子”，说明这是古已有之，并非虚造，言外之意是作者以“喜雨”二字名亭有前例可循。古来圣君贤人尚且遇喜而名物，后人效仿而行，顺理成章。所不同的，只是“其喜之大小不齐”而已。在文章起始一段，苏轼重在破题，立悬念和寻根据，既开新颖之格局，又为后文做了铺垫，是全篇的引子。

第二段，作者依次叙述“亭”、“雨”、“喜”。先叙建亭的时间、经过和目的，而后笔锋一转，又言及“雨”亭。分四个层次来写。首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表明这年春天，正待冬麦返青时，下了及时雨，占卜认为这是大吉，预示今年将要丰收，而后，出人意料，竟“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正当紧要时节，庄稼急需雨水，而天公不做美，月余不见云雨，那些靠天吃饭的百姓心急如焚。过了三个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两次雨水，虽然可缓解庄稼缺水之急，但并未根除旱情，因此，百姓切盼天降透雨。果然，“丁卯大雨，三日乃止”。甘霖连降三日。旱情顿时解除。“雨麦”之吉，终于迎来了丰收在望的好年景。作者写雨行文的四层，曲折起伏，前纵后跌，兴味盎然，同时也为后文记“喜”做了有力的衬托。喜雨得来不易，上至官吏，下至小民，无不因此而“相与庆于庭”，“相与歌于市”，“相与作于野”，并且“忧者以乐，病者以愈”，呈现一派欣喜若狂的情景。寥寥几笔勾抹，一幅万民欢乐图便展现出来，可谓妙笔生辉，字字如精金美玉。在文章把人们的欢庆推入高潮之时，作者突然调转笔头交待一句“吾亭适成”，字虽无多，其组含却极为丰富深刻。亭成与喜雨同时成为现实，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忧国忧民，与民同乐的思想终于感动“上苍”而得到报偿。另一方面又为亭的定名，垫足了充分的理由，亭的建成，恰是作者身为官吏治理有方的象征。这一段在叙述名亭之意时，句句关乎国计民生，款款忱民之心，充盈于字里行间。

身为凤翔府判官的苏轼，骤然间双喜临其门。欢乐何以表达，唯表“举酒于亭上”进行庆贺。文章至此，似乎可以收束，然而作者又另辟蹊径，于酒席宴上，通过主宾问答来渲染气氛，以便对“喜”进一步的进行阐发。文章先极言无雨之优，目的在于反衬有雨之喜。主客对答情绪热烈，人物情态形象通真。末了，苏轼加以总结，认为官吏个人之喜忧往往与老天有雨无雨相关联。在透彻地阐明其中因由的同时，回应篇首的“志喜”和“不忘”。

文章写完以上三段，作者又迭起一波，“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以昭其喜之浓烈，同时言明个中道理。最后一段这首歌表现出作者两种思想。其一，他视珍宝为寻常之物，轻财重农，认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不是金钱，而是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是国家兴旺的极本所在。其二，对于大雨连降三日，作者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既不归之于太守，也不归之于天子和造物主，只能归之于太空，然而“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唯有归功大自然的造化。而大自然毕竟“冥冥”，遥远而不可寻，因而“吾以名吾亭”，以喜雨二字定亭之名。苏轼能够不迷信天子和造物主，敢于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实属难能可贵。

《喜雨亭记》一反亭台游记写法的俗套，集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交错并用，可谓运笔生辉，出手不凡。古人云：“文章无定法，贵在创新”，苏轼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写作传统。此文的一个写作特点，就是“即小见大，以无化有”。小亭子的建成并非什么大事，可苏轼却把它与人民“喜雨”的大事联系起来，使本来平凡的新建小亭，身价随之陡增，而定名之事也就非同寻常了。由此可见即小见大。文入二段，作者把建亭，喜雨、定名的经过均已交待，并未马上收笔，而是以设想的宴会和答和“喜雨亭”歌又起波澜，进一步开阔思路，阐述主题。这就笼所谓的“以无化有”。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与上文衔接自然，文笔质朴清新。

此文写法很有独创性。文章开始，开门见山，立即点出喜、雨、亭三字。而后又将这三字拆开，增写成三层意思，用倒写与顺写，分写与合写，实写与虚写多种着笔方式构成文章表现主题。笔法独特，布局精巧。充分体现出作者“随物赋形”，挥洒自如表现主题的写作才能。

苏轼为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篇文章正体现了作者这种写作风格。以写雨致喜最后名亭为例，雨麦占吉、弥月不雨、乙卯乃雨、甲子又雨、丁卯大雨，本是枯燥乏味的罗列，为了说明个中因由，上述交待必须要有，所谓的“行”就表现在这里。没有“乃雨”、“又雨”、“大雨”的层层蓄势，行文不到家，下文展开便没有依托，所以这个过程非有不可。苏轼精于文字技巧，安排错落有致，跌宕起伏，有关“雨”的叙述正说明了这一点。根据文章需要，该行者自当行，做到这点似乎要容易些。最难驾驭的莫过于“不可不止”。苏文中“雨”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了，如何与名亭相关联，关键在于怎样恰当地选择“停止点”。文中言“雨”而后，又以描写各阶层人民“喜雨”之状继其后，尤其妙不可言的是，“忧者以喜，病者以愈”，把喜庆气氛推人高潮。在万民庆贺喜雨降临的浓染之中，苏轼笔锋聚转，信笔带过“吾亭适成”，不仅衔接自然得体，而且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真可谓多一笔则冗，少一笔则亏，已到了“不可不止”的地步。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引楼昉：“蝉脱汗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所谓以文为戏者。”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引虞集：“此篇题小而语大，议论干涉国政民生大体，无一点尘俗气，自非具眼者，未易知也。”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引王世贞：⑴“凡人作文字，须是笔头上择得数百钧起。此篇与范文正公《岳阳楼记》看来笔力有千钧重。”

⑵“看来东坡此篇文字，胸次洒落，真是半点尘埃不到。”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引林次崖：“说喜雨处，切当人情；末虽似戏，然自太守而归功天子、造化，亦是实理，非虚美也。”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引钱文登：“一反一正，说尽喜雨之情。”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五：“亭与雨何与，而得以为名？然太守、天子、造物既俱不与，则即以名亭固宜。此是特特算出以雨名亭妙理，非姑涉笔为戏论也。”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二：“从亭上引出喜雨意，掩映有情。”

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居官兴建，当言与民同乐。但亭在官舍，为休息之所，无关民生。髯苏却借早后大雨，语语为民，便觉阔大。若言雨是雨，亭是亭，两无交涉，则言虽大而近夸也。此却自喜雨之后，追言无雨必不能乐此亭，是亭以雨故，方感其为亭，何等关系。末忽撰出歌来，而以雨力不可忘处层层推原，皆有至理。不但舍雨之外无可名此亭，亦舍亭之外无可名此雨，把一个太守私亭，毋论官吏、商贾、农夫，即天子、造物、太空，无不一齐搀入。岂非异样大观？”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一：“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写，合写，倒写，顺写，虚写，实写，即小见大，以无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穷，笔态轻举而荡漾，可谓极才人之雅致矣。”

过珙《古文评注》卷九：“‘吾亭适成’一语，为安顿得体，方雨而亭成，则未雨而始经营此亭，于民为不堪，于时为不宜。于太守为不忍。今却紧接‘忧者以喜，病者以愈’，极苦事翻作喜事，最为奇笔。”

余城《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八：“以三‘忘’字为经，以八‘名’字为纬，以三‘民’字为骨；就一座私亭，写出绝大关系，伴忧乐同民之意，隐然言外，而又毫不着迹。立言最为有体。然非出笔萧洒，亦安能藏庄重于流丽如此也。的是风流太守之文。彼于篇末以滑稽为讥者，殆未思民归功太守，太守推美于君沃子让善于天沃普美无言。层层正自有至理。”

爱新觉罗·弘历《唐宋文醇》卷四十四：“天固妙万物而不有者也，轼故曰‘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也。’虽然，妙万物而不有，万物是以大有，人人不自有其善，天下于是大善，而岂区区焉，斤斤焉，饰貌矜情，以谐媚君父，矫诬上天云尔哉？轼斯记也，几于道矣。而茅冲谓之滑稽，储欣谓之浅制，沟乎高言，不入于众人之心也。”

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九：“志不忘，是名亭主意，即是通篇命意，作者分明点出。”

苏轼（1037～1101年），宋代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年）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很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