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庭的各种坏人伤害君主的权威，奸邪的官吏伤害国家的法制，奸民伤害风俗和教化，贼盗伤害国内的民众。权威被伤害，君权就会往下移；法制被伤害，财货就会通过贿赂往上流；教化被伤害，臣民就不会和睦；民众被伤害，百姓就不得安居。君权下移，政令便无法推行；财货上流，官德就必然败坏；臣民不和，百事都无功效；百姓不得安居，就会造成为盗者留而务农者离散的局面。为盗者留、务农者散的结就是土地不得开辟，土地不开辟则六畜不能繁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财不足，国贫而财用不足则兵弱而士气不振，兵弱而士气不振，则战不能胜、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定了。所以说，国家大法不严明，国君左右的坏人就得逞；官爵制度不严明，奸邪的官吏就得逞；符籍制度不严明，奸民就得逞；刑法制度不严明，盗贼就得逞。一国的四经：大法、官爵、符籍、刑法败坏了，君主又不重视，危亡就会出现。这是因为人君不重视，说真话的人就不肯进言；说真话的人不进言，国家的真实情况君主就不能掌握了。

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戚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亡君则不然，致所贵非宝也，致所亲非戚也，致所爱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禄也。故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亲；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不为重爵禄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禄。不通此四者，则反于无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践、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故有罪者不怨上，爱赏者无贪心，则列陈之士皆轻其死而安难，以要上事，本兵之极也。

【译文】

当代一般的君主，所重视的是珍宝，所亲—近的是亲戚，所珍爱的是属民，所重惜的是爵禄。英明的君主则不是这样。他最重视的不是珍宝，最亲近的不是亲戚，最珍惜的不是属民，最看重的不是爵禄。所以，他不会为重宝损害政令，就是说“令贵于宝”；不会为亲戚危害国家，就是说“社稷重于亲戚”；不会为爱其属民而违反法律，就是说“爱法高于爱人”；不会为重惜爵禄而削弱威信，就是说“威信重于爵禄”。君主如不懂得这四条，就会一无所得。所以说：治人如治水，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君主自身能按理办事，群臣就服从政令，百官就断事严明，谁也不敢彻私了。在评计功劳的时候，不能离开法令规定。宠臣、侍从、大族、权贵和大臣们，不得凭特权加功。关系远的、地位低的、不知名的，有功也不得埋没。这样，犯罪受刑的人不会抱怨君上，有功受赏的人也不会滋长贪心。于是，临阵的将士们都将不怕牺牲而赴难，以求为国立功了。这是治军的最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