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恨

更新时间:2024-05-15 14:29

“四大恨”为明天启元年(1621年)山西道御史毕佐周归纳的辽人对明朝的四点不满:“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 残辽无宁宇, 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 。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 、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 ,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 ,令其淫污妻女 ,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 。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

事件过程

从辽亡到明亡,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辽东得失关系明朝存亡,有识之士早有所见。嘉靖时辽东巡按御史王之诰即有如下之说:“辽,北拒溃胡,南扼朝鲜,东控夫余、 真番之境,负山阻海,地险而要。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李化龙高淮乱于内、努尔哈赤熊廷弼指出: “况辽人浸染胡俗,气习相类。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故大恨形成。辽民逐有四大恨,努尔哈赤作七大恨就是为了要争取同情,让辽人充当耳目,辽东动静悉知。又于“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为分田事先期传谕各村曰:“海州地方拨田十万垧,辽东地方拨田二十万垧,共徵田三十万垧,分给我驻扎此地之兵马。至于我众百姓之田,仍在我地方耕种。尔辽东地方诸贝勒大臣及富家之田,荒芜者甚多也,该荒芜之田,亦列入我所徵之三十万垧田数内。如不敷用,可取自松山堡以内至铁岭、懿路、蒲河、范河、珲托河、沈阳、抚顺、东州、玛根丹、清河、孤山等地之田耕种。若仍不足,可至边外耕种。往者,尔明国富人,占地甚广大其田雇人耕作,所获粮米,食之不尽,而粜之。贫民无田无粮,买粮而食,一旦财尽,沦为乞丐。富人与其囤积粮财,以致朽烂,徒行贮藏,不如瞻养乞丐贫民。如此,则鸿名相传之,造福于后世也,本年所种之粮,准其各自收获。我今计田每丁给种粮田五垧,种棉地一垧矣。尔等不得隐匿男丁。隐则不得其田矣,嗣后以不使花子求乞,乞丐僧人,皆给以田,勤加耕作。每三丁,合种官田一垧。每二十丁,以一人充兵,一人应役。不似尔国官吏差人歙财于下,贿赂于上。尔汉人参将、游击一年领取豆类及高粱、小米共五百石,麻、麦、靛等,不计其数。每月领取食米、木炭、纸张、菜蔬费十五两。我已谕令废止此种杂费,秉公执法而生之也。官员出行,由汗赏给买肉之银两,按实到人数给米。” 努尔哈赤未坐稳辽东时的“革命”宣言,即天启二年努尔哈赤攻打辽东重镇前在辽东散布的造反口号,“有房同住、有粮同食、有田同耕。”

事件影响

明初,辽东边防军有十三万人,后来“逃敌者,十有四五。”熊廷弼也说: “全镇军额亡失几半,见在军虽八万余,而有马者仅十五,军赢马弱又十五,废人马精壮者不过二万有奇。”当时明兵不逃者一听征召惟有大哭卖妻鬻子以换快刀出征。这些辽镇逃亡的技术人才及青壮则都被努尔哈赤招揽,①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分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肋,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②“满洲的兵,马箭是最利害的,且云拾的满甲一副,抖出铅子升许,此等好甲鸟枪亦不能透。”熊廷弼于八月二十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③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岂军到今 日尚不饿,马到今 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今 日尚下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漠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皇帝自己。除了辽东,孟密及蛮莫也是被万历派遣的地区。

事件评价

到了明代后期朝廷日益腐败,宦官擅权舞弊,税监充斥各地,骚扰地方。“辽左群奸互构、税监庇恶匿赃”,以致辽民怨声载道。继之又“雨水风虫、相继为灾”,屯田制度日渐堕毁,以致辽东“刍粟空竭,人马倒死相枕藉”,天灾人祸逼得辽东广大军民走投无路“至欲顺虏逃生”,甚至有些辽民“则宁归建酋(即建州女真),不愿归于中国(即明朝)”。而当时女真一方却又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建州女真自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十分注意招徕汉人,“以民(指汉人)为奇货而潜招之”,致使“惧罪脱逃之人,俱以奴寨为窟穴”,努尔哈赤并“特筑一城居之,号曰蛮子城”。努尔哈赤入居辽东之前,宽待、招徕汉人的政策,对明代辽东的边防起了销蚀和瓦解作用。致有“合营男妇数千北走”,欲逃往建州女真。“强壮之人大半逃入建州”,万历年间辽东督抚梁梦龙承认“自灾虏频仍,军民逃亡者半”,而边吏张涛已看出“建州富殖,辽人久为所有”,致使当时的巡抚山东御史翟风坤不得不发出“我辽民以役重差烦,至于无可奈何,愿随之(指女真)去,将来之忧方大耳”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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