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宇，天津人，“四小须生”中成名最早、名气最大的一位，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穆宇三岁那年，家里花1100元添置了一台“飞利浦”录音机，没想到的是，录音机一买回来就被小穆宇“霸占”了。孩子把它摆在枕头边，翻来覆去只听两盘磁带——竟然是余叔岩的“十八张半”。

作为京剧老生最经典、最传统的“教材”，余叔岩的唱片自然是清醇雅正的极品，但毕竟年代久远，就算是大人，没有几年的欣赏水平怕也很难听得下去。偏偏这三岁的孩子，一上来就听余叔岩，一听就听出了妙处。妈妈觉得不可思议，偷偷把“十八张半”换成了其他老生演员的磁带。谁知穆宇才听了半句，就把磁带拽出来狠狠摔在地上，嘴里喊着“不对了不对了！”一面委屈得大哭起来。

不到一年，未满四岁的穆宇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十八张半”里面的全部唱段；六岁，一出唱做皆重的《战太平》让穆宇一举拿下首届“新苗杯”的冠军；七岁，他成了北京戏校历史上年纪最小的中专生……谭元寿先生看完穆宇的戏激动得亲自上台给小家伙献花，吴祖光先生则人前人后夸他“太神了”，活脱是又一个“七龄童”！

陆地园，云南人，“四小须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唯一的梨园子弟。八岁那年登台唱父亲教的《定军山》，《定军山》是什么戏？不说别的，那一身硬靠扎在身上，一般人怕是站都站不稳。而这八岁的小娃娃，未经戏校的系统学习，也没得什么名家指点，父亲给说说，就上了。挑帘一出，台下的观众见他如此幼小，先是笑。这小小的娃娃却是一脸老成，及至他开了口“这一封书信来得巧”，连唱带作，边走边舞，神完气足，台下观众愣了足足几秒钟，才想起疯狂地鼓掌、叫好。第二届“新苗杯”，陆地园和穆宇第一次同台“PK”，俩人都是八岁，都唱《骂曹》。彼时，穆宇已经进戏校一年，是全国戏迷心中的小神童了，谁料结果一出，却是陆地园胜了一筹。一炮而红，这个八岁的“老黄忠”一路唱进了北京戏校，唱进了春节晚会，唱进了中南海 。

马超博，河北人，“四小须生”中公认嗓子和扮相最好的一位。这个农家子弟是在一次业余京剧比赛上被发现的，“伯乐”是大名鼎鼎的袁世海先生。拿着袁先生的推荐信，十岁的马超博“进京赶考”，他几乎没有基础，但一亮嗓子，四座皆惊，孙毓敏很诧异:“你在家自己开过嗓子吧？”

马超博最拿手的戏是《辕门斩子》，这出戏非嗓子极好的演员绝不敢碰，他一句“忽听得”准能要下满堂彩声，1997年，马超博又凭这出戏拿下了少儿京昆大赛专业组的第一名。 由奇，辽宁人，“四小须生”中唯一的女孩子。十五岁那年的一次业余比赛，一出《文昭关》让于魁智的恩师叶蓬老师发现了这个东北姑娘的潜力。

作为北京戏校几十年来第一个女老生，由奇从进校那天起，就注定与别人不同。那是1995年的一次双休日日场演出，京剧班的学员正在舞台上进行“公开擂台赛”，观众席中忽然站出来一个女孩子，“孙校长，我可以上去打擂吗？”一段《搜孤救孤》的二黄唱得中规中矩，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这个女孩子当场报名、当场被录取，成了表演94班的一名插班生，戏迷们也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当时还叫由玲的女老生。

这当然是精心策划的一出戏，其实，早在一星期前，这棵好苗子就已经被招进戏校了。孙毓敏还亲自给她改了个名字:“由玲？听着跟‘幽灵’似的。不如改叫‘由奇’吧，又好记又好听！” 来自天南海北的四个孩子，被“四小须生”的名号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历时一个月的江南巡演引起了空前轰动，“四小须生”一炮而红。武汉高温40℃，剧场里没有空调，可演出前一小时，等待买票的观众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上海逸夫舞台几十年来头一次卖了加座和站票，依然供不应求，经理只能要求没票的观众“贴墙而立”，戏迷们一声欢呼，把钱往票箱里一扔，看也不看就直闯进去……

都说天津观众最懂戏、“难伺候”，连“四大须生”中的马连良和谭富英都曾在天津遭遇过“滑铁卢”，可“四小须生”却得到了天津观众最多的厚爱。有一次，马超博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唱《二进宫》，不知怎么走了板，台上他自己惊出了一身冷汗，可台下满满的观众席里却没一个人吱声。事后孙校长给戏迷道歉，人家却说:“孩子不容易，出点小纰漏，这有嘛呀？！”还安慰马超博:“你们在天津唱出人缘来了，放开了唱吧，看谁敢喊倒彩！”

其后的两年间，孙校长带着孩子们两下江南，三渡台湾，四进香港，足迹甚至延伸到了东南亚、日本和欧洲，“四小须生”唱到哪里，“京剧旋风”就刮到哪里。全国各地的戏校也不免“闻风而动”，这一时期，各种少儿京剧比赛层出不穷……可以说，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以“四小须生”为代表的“京剧神童”们撑起了古老国粹艺术的一角天空。他们是寒冬里傲然绽放的娇艳奇葩，一时间受尽了宠爱与追捧。“他的年小心不小”

年少成名，受尽宠爱，在外人看来，“四小须生”是在蜜罐里泡大的，而个中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 　 七岁那年进北京戏校头一天的事，在穆宇的记忆中还像是昨天:“那天我背一大书包，这手拎个大暖壶，那手拎一大口袋吃的，我妈给我背着铺盖，坐火车从天津到了北京。进了宿舍，我妈把铺盖往床上一扔，就说了四个字——‘我走了啊！’剩下我一个人，光铺床就铺了俩钟头——个儿太小，那褥子怎么都抖不开……那天晚上我还真没哭。第二天早晨，全班在操场列队，班主任抱着我走到师哥师姐们面前说，这是我们班的新同学，他太小，大家要照顾他。这时候我才‘哇’地一声哭出来，才意识到我妈不管我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在戏校的第一年，穆宇就是这样“一个人”度过的。其他同学起码比他大四五岁，穆宇只能一个人上小学一年级的文化课，用给他特制的小课桌。那时候的穆宇已经很出名，上着上着课，常常就有人走进来:“穆宇！走！清唱去！”七岁的孩子就懵懵懂懂地跟人家走，懵懵懂懂地上台，懵懵懂懂地唱，懵懵懂懂地接受掌声与喝彩，再懵懵懂懂地被带回来，“扔”在宿舍楼下，“有时候天都特别黑了，我吓得要死，只能拼命往楼上跑。”而这个时候，多少同龄的孩子已经躺在床上听妈妈讲故事了。

一年之后，陆地园进校，穆宇才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活。此后的五年间，两个孩子几乎形影不离，生日只差一个多月的他们是彼此最好的伙伴，有些戏迷甚至分不清他俩的模样。在北京戏校，陆地园的“淘”是出了名、出了格的:去新加坡演出，他跟穆宇打赌，在泳池边上一个倒叉虎翻下去，头撞在池壁上顿时血流如注；一次上英语课，淘气的小地园竟然躲在讲台桌下面睡觉，也是仗着个子小，直到打起呼噜才被老师“揪”出来……小地园玩起来可以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需要道具。台帘一拉，同学们在前面一本正经演着王侯将相，小地园就一个人在后面打滚翻跟头闹得不亦乐乎；老先生坐在对面教着《文昭关》，小家伙竟然能抓着挂在胸前的钥匙一玩一个钟头…… 种种“事迹”，乍听觉得好笑，细想却透着辛酸。小地园太爱玩，又太“不会玩”，因为留给他玩的时间实在太少。从小跟着当演员的父亲在后台长大的小地园，几乎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同龄小朋友嘴里还念着“小白兔，白又白”，他却把“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当成了自己的童谣；别的小男孩拿小手枪玩骑马打仗，他一伸手拿到的就是道具刀枪把子；人家男孩子摆弄变形金刚的时候，他正在寂寞的练功房里一遍遍地摔着吊毛、拧着旋子——京剧，已经成了这个小男孩的生活方式。可是，陆地园本人却从没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过丝毫怀疑。他就像一棵玻璃罩子里长大的小花，活得无忧无虑，心思异常简单而纯洁。他认准了京剧这条唯一的路，为了将来成为一名好演员，小小年纪，心安理得地承受着所有的苦。他羡慕其他同学武功好，便央求父亲给自己“撕腿”，行里出身的父亲吓了一跳:“撕腿比上刑还疼，你不怕？”“不怕！”小地园的大眼睛里满是天真的固执。等父亲把他的腿生生“撕”开，已经扭过脸去不敢看儿子的表情了，却还听见小地园咬着牙说，爸爸，没事，再使点劲儿……

“四小须生”里，马超博的优势是嗓子好，但这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少人印象里，马超博是“会唱不会做”，刚进校的时候，每次演出总结时，他都会作为“台上没样儿”的“反面典型”被“拎”出来。 生性沉默倔强的马超博不说什么，只是发疯一般地开始了“山后练鞭”。武生组的同学练什么，他就练什么，而且练得比人家更多、更狠。王如昆老师说，有一天熄灯前他在楼里巡视，发现马超博还留在练功房里，正一遍遍练着“打虎上山”的身段:“涮腰勒马”、“悬蹄转圈”、“跨腿腾空分腿拧叉”……大热天穿着厚厚的“胖袄”，最终几近虚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等王老师把他抱起来，才发现孩子细细的两条腿上还绑着沙袋……

作为“四小须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由奇学戏已经有点晚了，可这个东北姑娘生性倔强，用老师们的话说，戏校七年，由奇过的全是苦日子:她从来不去逛街，也不出去玩，正是女孩子爱美的年纪，由奇却从不化妆，就留个“假小子头”，一年四季都穿着练功的衣裤。所有的休息日，由奇都是在练功房度过的。有一回妈妈和姐姐趁放假来北京，宿舍、食堂……全找了一遍，天快黑了才找到正“练私功”的由奇，看着满头大汗的女儿，妈妈只说了一句“姑娘你吃饭了吗？”眼泪就扑簌簌掉了下来。

“俺好似凤脱翎毛怎能飞”

童伶的辉煌，注定是短暂的。当男孩子进入变声期，考验他们还能不能继续舞台生涯的第一个重大关口就来到了。

穆宇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他和陆地园坐在台下看戏，依然是熟悉的《智取威虎山》，只是曾经属于自己的角色换成了小班的师弟。“地园一直不说话，然后突然扑到我怀里大哭起来。”

戏校老师和宝堂当时也在场，事后对记者回忆起当时情景，他轻轻摇摇头:“穆宇光说别人了，其实是两个孩子在台下抱头痛哭。”

把他们换下来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倒仓”的迹象。

梨园行把男孩子变声叫作“倒仓”，来自一个形象的比喻——“仓”倒了，粮食洒了，也就没饭吃了。“倒仓”是所有学戏的男孩子必须经历的“鬼门关”，也是戏曲教育中至今不能破解的最大难题。二百多年来，有太多天赋异禀的小名伶没能迈过“仓门”，从此泯然众人。

穆宇和马超博的老师白元鸣先生曾是富连成“元”字辈最好的老生，谭元寿先生就常说，我算什么？当年唱《探母》，人家白元鸣是四郎，我是六郎。可从前科班的观念认为越是“倒仓”越要多用嗓子，白元鸣在“倒仓”期间有时一天竟要演三场《探母》，终于嗓子完全坏掉，再也不能登台唱主角了。

李少春先生的嗓音也是在“倒仓”时坏掉的，不过他聪明绝顶，博采众长另辟蹊径，终成一代大家。通过和歌剧演员的接触，李少春明白了变声期的嗓子要靠“养”而不是靠“练”，他的儿子李宝春小时候也在北京戏校学老生，“倒仓”的时候，头天还好好的，第二天，过门响罢，竟一个字也唱不出了。周末回家向父亲汇报功课，李少春听儿子唱了一句就说，停，不要唱了，我去戏校给你请假，明天起你不要上学了，早上多睡一会儿，起来去散散步，不要吊嗓子。依靠父亲的科学方法，不到三个月，李宝春就顺利度过变声期重返舞台了，嗓音丝毫未受影响。有了这次成功的先例，戏校才开始逐步改变教学方法。

但即便抛弃了科班的“土办法”，变声问题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年复一年，依然有一批批优秀的小演员因为“倒仓”失去了主演的位置，甚至不得不告别舞台。用从事戏曲教育多年的和宝堂的话说，“‘倒仓’的结果因人而异，几乎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从这个意义上说，“京剧的人才培养可以说是一种赌博。演员必须从小学戏，但再好的孩子，你也很难保证将来会怎么样。”

2001年，陆地园提前结束了在北京戏校的学习，由父亲领回云南，目的是希望他能顺利迈过“倒仓”这道“坎”去。走的时候，老师们对他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按老先生的说法，地园嗓子细、身体弱，‘倒仓’应该不会对他有太大影响，像穆宇这样嗓音宽厚的孩子，可就难了……”

老师们不幸言中了。不久后的一天早晨，穆宇洗漱时习惯性地喊了两声，却发现嗓子“没音儿”了，“我还以为是痰卡住了，赶紧喝水，使劲咳嗽——还是没声音。到课堂上刚唱了一句，老师就拍拍我的肩膀，哎呀，你‘倒’啦……当时我就想，得，完了。”

确实是“完了”。除了影响唱，“倒仓”还会给变声期的孩子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倒仓”后很长一段时间，穆宇死活不肯上舞台:“不敢在别人面前唱了。憋得实在难受，我就半夜跑到戏校后面的小树林喊上两句，过过戏瘾……” 跟穆宇不同，马超博“倒仓”并非在一夜之间。临近毕业，演出本来就多，自恃“祖师爷赏饭”的他又对自己嗓音的细微变化毫不在意。等到终于意识到自己“倒仓”了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

马超博明白，“全凭嗓子”的自己如今已经一无所有了。刚“倒仓”的时候，他甚至连后台都不敢进，胡琴也不敢听。不想让别人看笑话，他白天照旧与大家嘻嘻哈哈，晚上却盯着宿舍的天花板默默流泪，整宿整宿不能睡。

一个“倒仓”，难倒了“四小须生”中的三个。比起三个小师弟，“四小须生”中的另一位——由奇，因为是女生，幸而不存在“倒仓”的问题。但是，此刻看上去是优势的性别，将在不远的将来带给她另外的苦恼。

“怕只怕辜负了十年寒窗”

2002年，北京戏校的五十年大庆上，陆地园回了云南，由奇已于两年前毕业，马超博没有出现，穆宇正好毕业，但已不能唱，在一段《骂曹》的击鼓之后，他也告别了这座生活了整整七年的校园。“四小须生”就此风流云散。从戏校毕业后，由奇同时考上了两所学校:中国戏曲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表演艺术学院。选择上哪个，似乎不是问题。“第一反应当然是选戏曲学院了，”七年后重拾这个话题，由奇依然是东北人的快言快语，“毕竟是京剧的最高学府啊，现在的名家名角，得有一半是那儿出来的吧？再说了，戏曲学院是本科，师大是大专，毕业之后文凭都不一样的。”可是由奇最终却选择了后者。师大表演艺术学院是北京戏校和北师大合办的，那一年刚刚成立，感念当年的知遇之恩，由奇怎能让孙校长失望呢？“而且，不瞒你说，我家里条件一般。戏曲学院四年光学费就要4万块钱，师大这个只要两年，孙校长又答应给我的学费减半……”由奇笑了笑，没再说下去。说起来，“四小须生”的家庭条件都不好:穆宇父母离婚，母亲下岗；陆地园父亲唱戏，母亲是售货员；由奇父母都是下岗工人；马超博父母都是农民，家境尤为困难。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高昂的学费。 　为了不让优秀的京剧人才流失，在他们上北京戏校时期，学校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他们“减负”——把陆地园的父母和穆宇的母亲都接来北京，在戏校安排了工作；把由奇的学费从每年2万元减到6000元；通过助学金、奖学金帮马超博解决了学费和餐费。穆宇更幸运些，戏校七年，他的学费都是由一位好心的老中医和原中国戏迷协会会长何凤仪“包办”的。毕业后，上海逸夫舞台的总经理高美芬提出，只要穆宇来上海念书，她愿意替穆宇负担全部学费。 穆宇去了上海戏校念大专。从此中断了与从前所有老师同学的联系。北京戏校几次到上海演出，竟然回回都找不到穆宇。不了解他的人，说这孩子忘恩负义没良心，从小看他长大的和宝堂老师却明白，穆宇是觉得自己嗓子坏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直到有一天，带队到上海演出的和宝堂接到一个电话，他一下子就听出了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和老师！我是穆宇！我嗓子好多了，能唱六字调了！今天晚上我请老师们吃饭吧！”

2004年，穆宇又回到北京，成了北京京剧院二团的一名普通演员。他终于还是选择了北京戏校一辈辈师哥师姐们最常走的那条路——进北京京剧院，从普通演员做起。因为这里，有着爱戏如命的穆宇最难以割舍的“京剧空气”。

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是，师姐由奇也在这个团里。此刻的由奇正陷在自己的烦恼里。进了剧团她才发现，曾使她免于“倒仓”麻烦的性别优势，如今成了自己致命的劣势。

京剧是讲究合作的艺术，老戏迷把好看的戏叫做“一棵菜”，就是说台上演员之间配合默契，看着舒服。可女老生受先天条件限制，对合作者的条件尤为挑剔——调门要高，个子却不能太高。在戏校的时候，都是孩子，找个搭档容易，进了剧团再找可就难了。

刚进剧团那几年，由奇什么活儿都来过，院子、太监、龙套……甚至去跑宫女。2003年底“纪程”演出的《文姬归汉》在电视上一播，立刻有戏迷打电话来问，李世济后面那个宫女怎么那么像你？由奇说:那就是我。电话那边，看了她好多年戏的戏迷半晌无言。

由奇不是不愿意跑龙套，她担心的是:“老生台上最怕带女相了，要成了习惯可怎么好？”

穆宇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的嗓音至今没有完全恢复，年纪轻轻的，得不到团里主演的位置，每月也只能挣着微薄的工资。倒是常有些老戏迷，会围着长安大戏院的水牌子，指着上面“穆宇”两个字发出一番感叹——当年多红的孩子，“四小须生”他是头一名呢！这么些年没见着，怎么连《凤还巢》都演上了？

比起由奇和穆宇，马超博的“点儿”好像更“背”。从北京戏校毕业后，他和几个同学加入了戏校的“演出小队”，在京剧院人手不够时去“助演”。嗓子倒了，只能翻翻跟头、跑跑龙套。感觉到前途一片黯淡，他决定彻底告别京剧舞台。2003年和2004年，马超博分别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专业课都轻松过关，却接连在文化课面前败下阵来。 文化课差，是戏校的孩子们升学时最头疼的问题，也是古老京剧艺术的又一无奈。过去管京剧科班叫“七年大狱”，学戏期间，孩子们必须全身心投入，几乎“与世隔绝”。像富连成科班，作为京剧史上最著名的“大狱”，其“封闭式”、“全天候”教学方法造就了数不胜数的艺术大家，却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老艺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缺失。

今年元旦，硕果仅存的几位富连成“世”字辈艺人之一、90岁的“江南第一丑”艾世菊出现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里，老先生中风多年，坐着轮椅，思路和口齿都已经很不清晰，别人的问话一句也答不上来。可主持人一句“再锯就不够材料啦！”念罢，艾老竟然顺口接了下去:“具，具告状民女宋氏巧姣……”几百字的“大状”，风烛残年的老人一口气背完，没有停顿，甚至没有表情——对他来说，这套词儿实在太过熟悉，听到“不够材料”就会条件反射般地念下去。一旁的马长礼先生帮艾老擦去嘴边控制不住的口涎，自己也几乎落泪——童年要经过怎样残酷的反复训练，才能把这一纸“大状”融到自己血液里？

应该说，今天的戏校已经很重视学生的文化课学习，然而京剧传统的教学和训练方式不可能改变，孩子们上完一两个钟头的早功课，踢腿下腰跑圆场，早累得气喘吁吁，再坐进教室对着小蝌蚪一样的英文单词，不犯困才怪。

连续考学失利，马超博只能咬牙出去独闯江湖。2004年下半年，“四小须生”的其他三位突然失去了超博的消息，他在一夜间神秘消失了。“人生聚散实难料”

京剧《群英会》由奇和穆宇在北京京剧院“跑龙套”，马超博不知所踪，而此时，远在云南的陆地园却被人生的大不幸击中了。2004年12月27日，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陆地园的母亲看了一眼诊断书，两腿一软就瘫在地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还没过17岁生日的儿子不过发了几天低烧，为什么竟得上了这种绝症？ 　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一夜间传遍梨园。2005年1月9日，北京戏校为陆地园募捐的义演在北京戏校排演场举行。众多京剧名家都推掉其他演出赶来了。亲临现场的人没有不落泪的: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戏迷，挤公交车从京城各个角落赶来，中午舍不得在外面吃饭，就啃个凉馒头，喝自带的白开水，可往捐款箱里投钱的时候，丝毫没有犹豫。老人们都说，我是看着小地园长大的，这孩子太可人疼，只要挺过了这一关，将来又是一个于魁智呢…… 　“四小须生”中的另外几位也赶来了。由奇上台清唱了最拿手的《搜孤救孤》；与陆地园最亲的穆宇，把自己第一个月的 资工 ，加上向妈妈借的，一共1000元全部捐给了地园；连消失了的马超博也露面了，他是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回来的，虽然依然不能唱…… 这是“四小须生”毕业后第一次重逢:三个小伙伴重聚在一起，为的是远在千里之外身患绝症的另一个小伙伴。谁也没想到，盼了许久的再聚首，竟是在这样一个场合。那天，他们谁也没多说话，只是一次次红了眼圈。一年后的2006年1月，某日，穆宇在团里接到个电话，是个怯生生的、小姑娘一般的声音:“我是陆地园。我来北京治病了，刚下飞机——你能来看看我吗？” 　就算当时地园站在面前，穆宇恐怕也认不出当年的小伙伴来了。在大家的记忆里，陆地园是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桃子一样的小脸，尖尖的下颏，一双乌黑清亮的大眼睛，活像个小精灵。可得病后的9次化疗已经让他面目全非:头发和眉毛都掉光了，大量的激素使他的体重由54公斤猛增到81公斤，胳膊和腿却越发干瘦，活像细细的笤帚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针孔。 由于找不到相符的骨髓配型，患病一年后，父母只能带着陆地园转入北京的一家专门医院，寻求最后一线生机。病中的陆地园从未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他只是说，老天爷这回要考验我了——我挺知足的，得了这样的病，如果我不是陆地园，怎么能活到今天？ 的确，陆地园的人缘太好了。为了帮他交上巨额的医药费，除了当年的 师老 、同学，远在上海的王佩瑜与素昧平生的郭德纲也一次次组织义演为他募捐。北京娱乐信报的记者唐雪薇一直关注和报道着陆地园的病情，她说，从地园得病起，自己的手机就成了热线，太多太多的戏迷寄来信件、玩具和零食，托她给地园带去。去年春节，还有个日本的戏迷寄来了自制的贺卡，画面上，那个小“杨四郎”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人人都说真像地园。地园反而没那么高兴，只是淡淡地说，这不是我，我哪有这么好看？ 　疾病损毁的不仅是陆地园的容貌，还有他的声音。可病中的地园依然喜欢唱戏，他唱给父母，唱给医生，唱给每个来看望他的人。不管有板没板，不管调门唱不唱得上去，仿佛只有在开口唱戏的瞬间，他才找回了自己。只是，他越唱得陶醉，唱得开心，一边的听众就越想掉眼泪。 　去年，陆地园的病情一度好转，医生允许他出院回家。一听到这个消息，地园就开始央求唐雪薇:姐姐，你多给我带点京剧的光盘来好不好？他拉着唐雪薇聊个没完，描述着自己心中的宏伟蓝图:我会唱很多大戏，会很红，会挣很多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还要报答那么多好心的戏迷，报答帮过我的人…… 　看地园那么高兴，唐雪薇不忍心打击他，只是试探着说，地园，等将来病好了，我们不一定非要唱戏嘛，还可以做别的啊……可地园仿佛没听见这句话，他依然沉浸在美妙的想象中，想象着自己又站在舞台上，站在舞台正中……“除了唱戏，他根本不认为自己这辈子会有第二条路。”唐雪薇说。 　可是，地园的梦想终究没能实现。不久之后，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再也没能离开。 　四次移植母亲的半相合骨髓，严重的排异反应让陆地园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却仍然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

2006年12月21日晚，已经十分虚弱的地园最后一次唱了起来，他唱了《上天台》，又唱了《空城计》，他依然认真地问爸爸，我唱的有什么不对吗？随后，他又给不听戏的妈妈唱了《世上只有妈妈好》。仿佛有所预感，唱完之后，他突然问已经肝肠寸断的母亲:妈妈，你们恨我吗？后悔把我养到18岁吗？

就在那天夜里，地园的病情突然恶化。弥留之际，他依然没有忘记托父母转告所有关心他、帮助他的戏迷:“我努力过了，可是我真的很无奈，谢谢所有的好心人，我辜负了大家……”

12月25日中午，陆地园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此时的他已不能说话，他只是看着床边憔悴的父母，两行清泪顺着脸庞缓缓淌下。

陆地园的生命，最终定格在12月26日零点整。那个如此热爱京剧的小精灵去了，从那一刻起，曾经辉煌的“四小须生”也成了永远残缺的记忆。

时来就要上青霄”

1997—2007。整整十年。 　陆地园走了。“四小须生”的其他三位也从昔日光芒四射的明星，成为普通人。经历了辉煌，又从辉煌回归平凡，对于少年人，这种沧桑更具别样滋味。脱去了炫目的光环，也许更能看清人生的本意。2003年，由奇拜在了余派名宿陈志清先生门下，短短几年时间，陈先生给由奇说了《搜孤救孤》、《洪羊洞》、《捉放曹》、《二进宫》等十几出余派本工戏。有人问，学了这么多戏，又演不了，不是更郁闷吗？由奇笑了:“要不我说陈老师好呢，他不光教我做戏，还教做人。他跟我说，年轻人别着急，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往兜里装’，别到了该掏的时候掏不出来。” “往外掏”的机会，终于让由奇等来了。团里排了《龙凤呈祥》，师哥杨少彭演主角刘备，由奇演诸葛亮，只在最后一场露个小脸。京剧院和长安大戏院的演出合同一签就是一百场，由奇笑言，这辈子自己演过最多的角色，恐怕就是《龙凤呈祥》里的诸葛亮了。去年《龙凤呈祥》演到七十来场的时候，杨少彭的嗓音突然出了些问题，短期内没法再唱这样繁重的大戏。当时手边能用的老生只有由奇一个，团长问，让你上能行吗？由奇一口答应下来——我行！ 事后想，由奇都有点后怕:“我就是嘴硬，其实根本没学过这戏。团长是周五跟我说的，紧跟着从周一到周四就要连演四场。我只能用周末两天时间跟陈老师学了这出戏，才救了急。” 多亏一直“山后练鞭”，四场演下来，她这个“临时刘备”竟得到了全团上下的一致认可，并且就此“转正”，剩下那二十几场《龙凤呈祥》的刘备，全部换成了由奇。这次救场，也让剧团领导们重新看到了由奇的实力。去年10月5日，是由奇永远忘不掉的日子，在告别“四小须生”时代之后，她重又登上长安大戏院的舞台，唱了一场大戏——全本《大探二》。演出结束后，很多戏迷赶到后台对她说:由奇，我们终于又看见你了！ 穆宇现在已经拜张学津先生为师。和所有年轻的京剧演员一样，他白天到团里学戏、排戏，晚上到剧场演戏、看戏，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生活，爱戏如命的穆宇却过得平淡而踏实。 进团两年，穆宇的演出机会也越来越多，什么分量的角色都有，大到《洪羊洞》里几乎一人从头唱到尾的杨延昭，小到《会审》里统共说不了几十个字的潘必正，穆宇都演得投入，演得忘我。 　马超博呢？2005年9月，北京戏校请由奇回去作兼职教师，教学丑行的孩子们两出老生戏。开学没几天，由奇的课堂上就来了个“旁听生”——“蒸发”许久的马超博重新现身了。原来，过去一年里，他一直跟着不同的电视剧组在全国各地跑，靠帮人家做幕后工作挣些钱。但他终究还是放不下自己的京剧梦想，于是，又考回了师大表演艺术学院。入学考专业课的时候，考官们一句都没让他唱——都是当年的老师，谁会怀疑超博的水平呢？考试变成了叙旧，大家全都围过来拉着他问东问西。 　听说超博回来，穆宇往戏校跑得更勤了，俩人没事就结伴去看师弟师妹们排戏。“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会儿可不一样啦，”超博老气横秋地叹着气，“当年我们哪懂什么名牌啊，一门心思就知道戏，比着练私功，恨不得去食堂都穿着厚底。哪像他们，自己同学排戏都不来看，那么大个排练场，除了老师，就我和穆宇俩人……” 　从“倒仓”到现在，整整五年，马超博再没演过一次主角，甚至再没完完整整唱过一出戏了。几年间，他的家庭也屡遭不幸:前年，唯一的同胞哥哥车祸重伤；今年1月19日，突然又接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 　提起父亲，超博瞬间哽咽，片刻后却笑了:“我知道很多人都可怜我，觉得我这些年太背了——说不郁闷是假的，可难过有什么用呢。多少悲剧开头的戏，都是喜剧结尾的，谁知道我马超博将来就不行呢？”还真让马超博说中了。他的大嗓倒了，小嗓却出来了，水房里冷不丁的一嗓子，几乎让唱小生的同学嫉妒死。从这学期开始，马超博正式被划到了小生组，刚上了三节课，大模样已经出来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梨园行不乏改换行当而大红大紫的先例。小生行的一代宗师叶盛兰不就是旦角改过来的么？更有代表性的是王金璐先生，这个“童伶选举”中的“生部冠军”，曾因为伤病告别舞台整整二十年，复出之后反而比从前更红，被奉为当今梨园的“武生泰斗”。如今，穆宇、由奇和马超博还会时而聚在一起，聊当年的趣事，聊最爱的京剧。虽说谁也不大愿意再提起“四小须生”这几个字，但对于一同度过的美好年华，对于曾经的伙伴，每个人都怀着深深的眷恋。对于京剧，他们都依然保有一份执着。不复有昔日辉煌的他们，仍然激励着彼此，在这清贫寂寞的天地里，咬牙坚持下去。 　回首“四小须生”的十年起落坎坷，亦令人感慨不已。戏曲演员的成才是一个何其艰苦的过程，名家大师，谁人不是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千辛万苦磨砺出来的。二百年来，成功的毕竟是少数，有多少人同样付出了百般辛苦，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出头而湮没无闻。然而，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人飞蛾扑火般的无悔投入，才使京剧这门古老而寂寞的艺术，能够代复一代地传承下去。 　人生如戏。“四小须生”的十年大戏已然落幕，虽然结局并非喜剧，但毕竟他们还年轻，未来的路正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