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蜀语也拥有大量特有词汇，如“波”（老人）、“偏涷雨”（夏日暴雨）、“百丈”（牵船绳）、“溉”（江边道路）、“块”（坟墓）、“秃”（砍）等其中部分仍然存留于四川话中（如下表所示）。将文献中记录的上古、中古时期蜀语特有词在现今四川话中的存留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如右表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上古文献中收录的巴蜀语特有词汇约有一成保留于今四川话中，同时中古文献中收录的蜀语特有词汇有较为可观的三成得到保留。这表明虽然在近古时期四川地区人口构成发生剧变，但现今四川话仍然与上古及中古时期的蜀语有一定程度的传承关系，中上古蜀语是现今四川话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宋末元初，长达52年的抗元战争使自唐以来经济文化高度较发达的蜀地区遭受重创，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蜀地区有259万户（约1200万人，占南宋全国的23.2%）；而到元占领蜀之后的至元十九年（1281年）便只余12万户（约60万人，占元全国的0.7%），减少了约95%。元末明初，在这种低人口背景下，来自湖广、广东、江西等地的移民开始陆续进入蜀，形成了蜀历史上的第一次“湖广填蜀”大移民运动。中古蜀语和各地移民方言融合演变，现今四川话由此开始逐步形成。明代蜀话也仍以宋元蜀语为基础继续发展，但已经与现今川西、川南一带的老派四川话（灌赤片）较为接近。

根据明末清初成书的《蜀语》以及其它文献的记载，明代蜀话音韵上的主要特征包括：

一、入声仍然保留，独立成调，但川东、川北地区的入声尾（喉塞音）已经式微。

二、平声未分阴阳，因而明代蜀话中仅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

三、[-m]韵尾已经消失，并入[-n]韵尾。这三个特点与此时的官话迥异，首先，依据《中原音韵》记载，北方官话早在元代就已经入声消失，平分阴阳；同时北方官话中[-m]韵尾并未消失，因此蜀话与北方官话并没有同步发展。

另外从词汇上来看，明代蜀话词汇以单音节词居多。

明末清初，蜀地区再次陷入战乱，人口锐减，之后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使四川人口构成发生剧变。就全川而言，移民运动之后四川土著居民仅占四川总人口的约30%。但是，明末清初战乱中，四川各地受到的破坏程度相差很大，川东、川北地区受战乱影响严重，而川南地区却受影响十分轻微。当时还有大量川东、川北的四川土著居民，前往川南地区以及与川南毗邻的滇黔北部地区躲避战乱。

因而，川南地区的存留的四川土著居民人数可能较移民仍占优势，其中又以峨眉、乐山、犍为一带为最，从而使以宋元蜀语为基础的明代四川话在川南地区仍然得到存留。与此同时，大量来自湖广、江西、广东等地移民进入川东、川北地区，从而使四川话内部产生了新派（川东、川北）与老派（川西、川南）的分化，奠定了现今四川话内部新老两派并存的格局。

四川话的使用人口主要分布于信封盆地一带，覆盖了除部分非汉族聚居区外的整个四川省与重庆市（除开），是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分支之一。蜀话内部互通度较高，词汇、语法、声韵等方面都较为一致，一般根据古入声的今读情况分为如下图所示的4个方言区：入声归阳平的川西片、入声保留的灌赤片岷江小片、入声归去声的灌赤片仁富小片和入声归阴平的灌赤片雅棉小片。

从保持中古时期蜀语特点的多少来看，川北、川东片由于地理区位等原因，是明清以来湖广等地移民的主要聚居区，受外来语言影响较大，保持古音较少，是语言的发展区，为新派四川话；而川西、川南的灌赤片移民相对较少，保持古音较多，是语言的稳定区，为老派四川话。灌赤片大部分区域保留了入声，同时从古代蜀地区“平声似去”的特点来看，古入声归去声仍可视为保留本地区中古音的一个表现；灌赤片同时还保留了较多的中古时期的蜀语词汇。

四川省

成都片区；四川话以成都为代表的成都片区口音（成都话），成都人说话的方式比较中性化，带an字母的词汇音，嘴巴发音呈扁平状态，突出了成都话的个性。使用成都话的地方主要包括（成都市辖区、郊县、县级市，成都市代管的简阳市，眉山市北部少数乡镇，德阳市中江县等5个地带）

广安片区；四川话以广安为代表的广安片区口音，但相对于临近的重庆而言，广安人说话属于比较爽快的那种，口音也比较易懂，广安作为小平家乡的门户，自然也承载了小平从江西移民过来的江西风味语种，比如说糍粑，广安人就说成麦糍粑，在广安市岳池县，很多90后的学生则以“我儿哄”来表达对对方的话质疑询问，在这方面则形成了岳池县的一个代表性词汇，“我儿哄”这词汇使用地还包括武胜县极少数地区的学校。使用广安口音的地方包括（广安市辖二区除广安区协兴镇外的其他地方、岳池县、武胜县、华蓥市北部、遂宁市船山区）

南充片区；四川话以南充市为代表的南充片区口音（南充方言），南充口音与广安口音分界线位于高坪区阙家镇地带，与广安市嘉陵江一江之隔形成了二江语言风格，南充人说话比较高调，方言中各种词汇比较重音。使用南充口音地区有（南充市辖三区、高坪区除阙家镇外，蓬安县、西充县、阆中市南部）

巴中片区；四川话以巴中市为代表的巴中片区口音，音调特别的好辨认，在交流方面巴中人比较偏重音调的后音，卷舌音比较重。比如说吃饭，巴中人与达州人（部分）则说成“启反”。巴中口音使用人口辐射大半个川北地区，人口大约在600万左右。使用巴中话的地区有（南充市仪陇县、阆中市北部，巴中市辖区、通江县、南江县、广元市昭化区、苍溪县、青川县）

泸州片区；代表地区（泸州市辖区、县，宜宾市辖区、县）

内自片区；代表地区（内江市辖区、县，自贡市辖区、县、眉山市仁寿县）

达州片区；四川话以达州市为代表的达州片区口音（达州话），大部分地区所使用的达州话没有平舌和翘舌之分，基本上把普通话中翘舌音念为平舌音，普通话中大部分声母后的“e”读“o”，并且无介音直接读。特色突出在于吃饭说切饭/七饭，小孩为细娃儿。使用达州口音的地方包括（达州市辖二区、渠县、大竹县、宣汉县、邻水县、平昌县、万源市、重庆区县）

绵阳片区；（绵阳话）代表地区（绵阳市除北川县外、德阳市除中江县外、广元市除昭化、苍溪县、青川县外）

雅安片区；代表地区（雅安全市）

凉山州片区；凉山州，全称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集地，该地以民族语言为主，融合了四川方言，其音调听起来比较细腻，柔润的感觉。代表地区（凉山州全州、攀枝花市）

阿坝州片区；代表地区（阿坝州、北川县）

甘孜州片区；代表地区（甘孜州）

重庆片区：四川话以重庆直辖市为代表的片区口音（重庆话），广义上的重庆话是指居住在重庆市区和各区县，如：重庆市铜梁区、合川区、涪陵区、垫江县等区县（除渝东南民族自治地区）狭义指“老重庆”地区使用语言。由于渝西地区有大片客家话区和老湘语区，重庆话受客家方言和湘方言影响明显，较话其他方言硬，直，平。特色代表为：“哩”一字与“哪点”一词。

四川话的词缀与普通话相比有较大差异。首先，四川话中拥有部分普通话中没有的特有词缀，例如四川话中常见的动词词缀“倒”可以组合为“估倒”（逼迫）、“谙倒”（猜测）、“马倒”（欺压）、“默倒”（以为）、“审倒”（小心试探）、“阴倒”（不张扬）和“幽倒”（注意）等常用语。再如“头”在四川话中也是一个极常见的动词词缀，可以组成如“学头”、“看头”、“搞头”、“吃头”、“做头”、“讨论头”、“复习头”等常用语，如“钓鱼城有没得耍头”在四川话中意为“钓鱼城好不好玩”。

第二，四川话中部分词缀虽然普通话中也有，但使用范围和附加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如四川话中名词词缀“子”可以构成“蜂子”（蜜蜂）、“耳子”（木耳）、“砣子”（拳头）、“羊子”（羊）、“烟子”（烟）、“今年子”（今年）、“明年子”（明年）等普通话中没有的词汇，同时四川话中还有“分分子”、“角角子”、“两两子”、“斤斤子”这类由量词重叠后加词缀“子”，用来表数量少的特殊用法，例如“你咋个净给我些角角子”在四川话中意为“你怎么只给我角票”。

另外，北京话中没有儿尾词，其词缀“儿”都以儿化的形式出现，但四川话中有“裤儿”、“帽儿”、“娃儿”、“刀儿”、“偷儿”、“样儿”、“锅儿”等大量儿尾词。同时名词词缀“家”在四川话中一方面可以用来表示人群之间的对立，如“姑娘家”与“儿娃子家”、“婆娘家”与“男人家”、“娃儿家”与“大人家”（这种情况下“家”词缀还可以重叠表轻视，如“儿娃子家家的，还啬得很”在成都话中意为“男孩子怎么这么吝啬”）；另一方面“家”词缀还可以表时间，如“春天家”、“白天家”、“往回家”等。

在四川话中，有很多特有的并不见于普通话的句式结构，仅与“得”字相关的常用句式结构就有“得V/不得V”、“V得/V不得”、“V得C/V得不C”、“V得C（O）”、“V得有（O）”（V为动词、C为补语、O为宾语）等5种，沉积了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得”字的用法。

除此之外，四川话中的特有句式还包括：“V都V了”、“V起来/V起去/V起XY”、“到X不X（Y）”以及诸如“X不（没）XY”、“X都XY了”、“X都要XY”、“X就XY”一类的半拷贝结构等。部分句式的例句如下表所示：

四川话的调类总共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类，部分地区四川话中入声已经消失，但入声字全部整齐地归入某一个调类（如成都话入派阳平、自贡话入派去声、雅安话入派阴平），与入声杂乱派入四个调类的北方官话截然不同。依据《四川方言音系》统计，四川话总计150个方言点中，拥有5个调类（即入声保留的）的有48点，约占方言点总数的三分之一；而拥有4个调类的有102点，约占方言点总数的三分之二。

四川话中包括零声母在内总计有25个声母，绝大多数地区的四川话没有tʂ组声母（卷舌声母）。四川话总计150个方言点中，有tʂ组声母仅为26点，且都江堰等7点只出现在入声字中，并只与韵母[ə]（西充为[ɿ]）相拼，只有自贡等19点（主要为入声归去声区）tʂ组声母可以和较多韵母相拼。同时，四川话还拥有部分普通话没有的声母，如舌尖浊擦音[z]、唇齿浊擦音[v]、舌根浊鼻音[ŋ]、舌面前浊鼻音[nʲ]等。

四川话中总计有42类韵母，依据《四川方言音系》统计，四川话总计150个方言点中，黔江拥有最多韵母，总计40个；而屏山、宁南两点韵母最少，为31个。另外，荣县等3点韵母为32个，眉山等4点为33个，洪雅等5点为34个，彭山等12点为35个，成都等62点为36个，都江堰等8点为38个，射洪等6点为39个。

一般而言，四川话中韵母以36类和37类最为普遍，代表性方言成都话的韵母如下所示：

约有三分之一地区的四川话入声独立成调，但其中入声塞音韵尾已不明显，仅乐山等地存留有微弱的喉塞音，但这些地区入声字发音仍然十分短促，不能任意延长。这主要是由于四川话中保留有一套相对独立的仅用于入声字的韵母，如[iæ]、[uæ]、[ʊ]、[ɘ]、[ɐ]、[iɐ]、[uɐ]、[c]、[yʊ]、[yɵ]等，这些韵母有紧喉作用，在发音时喉头肌肉和口腔肌肉紧张，从而使整个音节表现出一种粗硬紧促的状态。

由此可见，在入声独立的四川话中，入声并不仅仅单纯以其相对音高区别于其他调类的，而是发展出了入声紧元音来取代入声塞音韵尾。

因此古入声字在四川话入声独立区和入声归入舒声区拥有一定的读音差异，即主要元音的松紧对立，如下表所示。

四川话由于受共同语的长期影响而产生了文白异读系统。白读音通常是四川话所固有的读音，是对自身古代语音的继承；文读音则通常与北方官话较为接近。

一般而言，白读音主要出现在高频日常生活用语中，而文读音主要出现在书面语、新词汇中。四川话的文白异读系统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但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政府的单一语言政策，主要的趋势是文读音越来越占优势，部分字词白读音已趋于消失，固定为文读音。

变调

连读变调现象在四川话口语中十分常见，但各地略有差异，以成渝片为例，大致来说四川话中的变调可以分为4类。

一是重叠词中的变调，一般而言如果组成该重叠词的字声调为阳平或去声，则第二个字变调为阴平；同时，如果组成该重叠词的字声调为上声，第二个字变调为阳平。

二是儿尾及儿化词中的变调，如果儿尾名词为阳平，儿尾变调为阴平；如果儿化词的最后一个字为阳平，该字变调为阴平。

三是特定字的变调，如“去”、“头”、“面”、“上”等虚词在多数情况下都变读为阴平。四是二字词及三字词的第二个字在很多情况下变读为阴平。

儿化

儿化是四川话（除岷江小片小部分地区）中的一种常见的音变现象，四川话的儿化内部较为一致，但与北方官话的儿化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在儿化韵的数目上，四川话中的儿化韵仅有[ɚ]、[iɚ]、[uɚ]、[yɚ]4个，而北方官话有26个。

四川话的词汇主要由承自中上古时期蜀语的词汇、由明清时期移民带来的移民语言的词汇、承自古汉语通语的词汇三部分组成。2005年以来也有大量的来自普通话、英语等语言的外来语词汇进入四川话，同时也有诸如“雄起”、“勾兑”、“假打”、“洗白”、“冒泡儿”等四川话新词汇在成都产生，并迅速通行全川。四川话的词汇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反映了蜀地区独特的民间文化和风俗习惯。

四川话的词汇与其它方言的相比具有十分巨大的差异，与四川话邻近的云南话也仅有58.3%的词汇与四川话相同，同时由于四川话在形成期更多的受到了由移民带来的湘语、赣语等方言的影响，从而使四川话的词汇与北方官话拥有很大差异。因此，虽然四川话通常被归为官话的一支，但北方官话中与四川话相同的词汇仅有47.8%，远不及湘语的54.9%和赣语的49.4%。

词形

四川话词汇和普通话在词形上存在显著差异，以下从音节和词素两个方面进行比较。首先，在音节方面，四川话中大量词汇与普通话在音节数目上存在差异，例如有些四川话词汇的单音节词对应在普通话词汇中则是多音节词；与之相反，有些词汇在四川话中为多音节词，但对应在普通话词汇中则是单音节词；同时有些词汇虽然在四川话与普通话中同为多音节词，但音节数并不相同。

关于音节比较的部分例词如下表所示：

其次，就词素来看，四川话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区别大致有三种情况：

首先，四川话中大量词汇与普通话没有相同词素；其次，四川话中也有一些词汇与普通话具有部分相同词素；同时，四川话中还有部分词汇虽然与普通话词素相同，但词序并不相同。

关于词素比较的部分例词如下表所示：

词义

四川话中部分词汇词形与普通话一致，但意义却截然不同，例如“造孽”在四川话中意为可怜，而在普通话中是佛教用语，意为做坏事；而“饮”在四川话中意为浇灌植物，在普通话中则为喝水或给牲畜水喝的意思；再如“不好”在四川话中意为生病，在普通话中则为“好”的反义词。

四川话中还有部分词汇词形与普通话一致，但词义范围不同，例如“鼻子”在四川话中除了指人体器官外，还可指鼻涕；再如“新鲜”在四川话中还有“清醒过来”的含义，同时“醒”在四川话里还可以指食品变质。

四川话拥有丰富且自成体系的禁忌语系统，早在西汉扬雄所著《方言》中便有对蜀语中禁忌语的记载，蜀话的禁忌语中体现了较多的蜀地区的风俗、语言特点。

首先，蜀话中的忌讳说凶恶动物，例如蛇在四川话中的讳称有“梭老二”、“梭梭”、“干黄鳝”、“长虫”等，老虎在四川话中的讳称有“猫猫”、“大猫”、“大头猫”、“扁担花”等，狐狸在四川话中的讳称为“毛狗”，老鼠在鼠话中的讳称有“耗子”、“老水子”、“高客”、“喜马”等。

其次，四川话中忌讳说不吉或不雅的词，如与“散”同音的“伞”往往被称作“撑花儿”或“撑子”，而死亡在四川话中通常被称为“不在”，并有“莫搞了”、“莫脉了”、“戳火了”、“撬杆儿了”、“翻翘了”等说法，再如生病在四川话中被称为“不好”或“装狗（狗）”、“变狗（狗）”。

福善岩上土话，已被列入富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使用的范围有限，主要集中在福善的周安、双燕、彭角、月形村的崖上村民，以及宜宾市翠屏区邱场乡的云台、宜宾县王场乡的黄坳等村的部分区域。概括地说，崖上土话的核心使用人群仅在方圆不足10公里的范围之内。

将成都话作为四川话的代表与其它汉语方言进行词汇的比较，大致可以得出四川话与其它汉语方言的亲疏关系（如下表所示），与四川话词汇相同比例越高的，与四川话的关系则越亲密；反之，则越疏远。四川话与同属汉语西南官话的云贵官话关系最为紧密，但由于四川地区与云贵地区在人口构成上有一定区别，因而词汇上已经出现较大差异。

西南官话区外，湘语与四川话联系最为紧密，两者拥有大量的独具特色的共有词汇，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湘语与川渝地区以外云、贵、鄂等地的西南官话关系却比较疏远，这主要是由于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有大量来自湘语区的移民进入四川，湘语在现今四川话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带来了大量来自湘语的词汇。扬雄《方言》中归为古楚语的“謱謰”（四川话俗作“裸连”，啰嗦之意）、“革”（四川话称“老革革”，老之意）、等词汇便进入了四川话，同时四川话中“蚌壳”（蚌）、“跍”（蹲）、“侧边”（旁边）、“酽”（浓稠）、“灶屋”（厨房）、“堂屋”（正房）等词汇也很可能来自湘语。此外，四川话在词汇上与赣语的相似性也超过了与四川话同属官话的北方官话，这也与清初大量来自江西的移民进入四川有关。

羌族为古氐羌系民族的一支，由于羌族与巴蜀汉族交往密切，加之羌语各方言间难以沟通，使“汉话”（羌族对四川话的称呼）成为了不同地区羌族之间用以交流的通用语，四川话（主要是羌族聚居区周边方言）对羌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南部羌语受四川话的影响而产生了声调。以羌语桃坪话为例，其拥有6个声调，其中5个都与四川话借词有关。这5个声调与羌族聚居区周边四川话不仅调类相同，且调值也几乎完全一样（如右表所示）。

其次，羌语中拥有大量的来自四川话的借词，这些借词以名词、动词为主，有少量量词、副词、连词，涉及方面十分广泛。同时由于羌语区各地受汉族影响程度不同，因而汉语借词比例也不相同，总的来说四川话借词占羌语总词汇的10%到30%。羌语中的汉语借词发音与羌族聚居区周边四川话发音基本相同，且同样具有保持古音较多的特征。另外羌语在四川话的影响下，增加了辅音音位[f]、单元音音位[ʅ]、二合元音、三合元音以及鼻尾韵母等语音要素。

除了有一些特有的方言词汇外，语法跟普通话基本一致，能逐字互译。被动句中的“被”字一般说为“遭”，但此时带有不情愿、不高兴的感情色彩，所以平时被动句使用较少。如“他遭开除了”，普通话中说为“他被开除了”。

构词法方面，跟普通话对比，构词法上显著的不同是名词和动词的重叠式，即，名词能够重叠，动词一般不能重叠。

1．名词的重叠。四川话的单音节名词和名词性语素大都能重叠，且多数重叠式第二字儿化（川东比川西多）。重叠式表示小称。非重叠式有单字单用、加“子”尾、加“儿”尾或儿化等几种方式。具体的词各地不尽相同。

2．普通话有动词重叠式，重叠式的动词大都有尝试的含义。四川话动词一般不重叠，动词加“一下”或“哈儿”表示尝试或短暂动作。

3．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话中形容词的生动形式相当丰富。虽然普通话也具有相同的构词方式，但四川话这类词远比普通话多，而且表意丰富，感情色彩浓烈，使用频率高。这从川剧、方言作品和地方报刊上都可明显感觉到。

在形容词词根的前后都可加单音节或多音节语缀构成这种生动形式，表达不同的状态或感情色彩。例如，“𤆵”（软）前面加“溜”、“稀溜”、“捞”、“捞捞”，后面加“溜溜”、“捞捞”、“稀稀”等都表示很软，但程度却有细微的差别。这里A+bb的格式尤其值得注意（A表示中心意思，一般能独立成词，bb是叠音后缀，表示某种状态或感情色彩）：

句法方面，四川话在句法上与普通话对比，显著的不同是在补语的构成上。

1．能直接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作程度补语（后带“了”）的词相当丰富，且富于表现力。

2．动词后用“倒”、“起”、“倒起”作补语，相当于普通话的助词“着”或用“到”、“了”、“起来”等作补语。

3．某些动词后加“得”表示可以、可能、应该做某事，普通话往往用“能”，可以、应该+动词表示。

哈，用在陈述句末，有强调和提醒对方的意味。又用在祈使句末，有较强的请求意味。

嘛，有多种用法。用在陈述句末，表示事情显而易见或本应如此。用在祈使句末，加强祈请语气。用在特指疑问句句末，表示询问。

嗦，用在非问句或反问句末，表示询问或增强质问、不满的语气。

哟，用在疑问句或感叹句末，表示责问或不满等。

在，用在陈述句末，常与“倒、起、倒起”等连用，表示动作的进行或持续，有补足语气的作用。

综上所述，四川话和普通话虽同属官话，但作为地方方言，仍有不少自己的特点。上面仅是撮其大要，至于更细微的差异，则主要体现在词汇中。

虽然四川省通常被认为是方言较为强势的地区，但事实上由于中国政府的“推广普通话”政策，四川话的生存环境正受到普通话的强烈冲击，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四川话长远甚至有完全被普通话取代的可能。

一方面四川话在广播、电视等媒体以及部分公共场合的使用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学校尽量使用普通话教学，且没有教授四川话的课程，从而导致四川地区80年代后出生的人使用母语的能力较弱，所使用的四川话受到了普通话的严重影响：其特有的语音成份有些正逐渐趋同于普通话，但另一方面普通话的语音成分又很难进入四川话，因而音韵系统正在简化。

同时，普通话的推广还使四川民众对自己母语产生了较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仍然对四川话拥有很高的忠诚度，另一方面却认为四川话地位层次较普通话为低，虽然事实上各种语言之间并没有贵贱之分，但这种心理也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四川话式微的过程。基于相同的心理，在四川话内部，入声保留的岷江小片，由于受到相对强势的成渝片和普通话的双重影响，处境更加危急。

由于缺乏母语教育，年轻一代已经无法熟练掌握四川话丰富的词汇、短语及句式；同时也无法掌握四川话中大量字词的读音，音韵机械模仿普通话，例如[v]声母在年轻一代中丢失严重，[ŋ]声母、[yo]韵母也有一定的丢失现象，同时[k]声母误读为[tɕ]、[s]声母误读为[tsʰ]、[x]声母误读为[ɕ]，[ən]韵母误读为[uən]、[ue]韵母误读为[o]等现象也很突出。不过有学者认为四川话的部分固有的音系特征，如特有的调值，一些难以被普通话取代的韵母、声母，在一定时间内仍会继续得到保持。

四川话的式微势必会使以四川话为根基的巴蜀文化，特别是以四川话为载体的蜀传统艺术（如川剧、清音、相书、竹琴、金钱板等）遭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也随之消亡，因而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定保护方言的呼声，而部分四川民众对四川话不自信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例如成都地铁只使用普通话和英语报站，却不使用四川话报站，就引起了网络上的激烈争论。而中国广电总局宣布的对四川话方言剧的禁令，也引发了很大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