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馆在永乐五年初设时，分为八馆，后增设两馆，计为十馆。对此《大明会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永乐五年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选国子监生习译。…正德六年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增设暹罗馆”。这一史料，清楚地记载了设置四夷馆的年代及增设各馆情况。

关于设置四夷馆的具体位置问题，《明实录》记载：“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神田喜一郎依据《燕都游览志》“四夷馆在玉河桥之西”的记载和《大明一统志》“翰林院在玉河西岸，四夷馆隶焉”的记载，认为设立四夷馆的场所应邻接翰林院。并指出“长安左门外”和“玉河桥之西”是指同一地点。

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明史》职官志记载“遂改隶太常”。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依据《大明会典》“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问题，应该是《明史》职官志之误”。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清代继续明朝传统，改“四夷馆”为“四译馆”。《清史稿》记载：“顺治元年，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乾隆十三年，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

明成祖把南京的国子监迁往北京后，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下令在南京开办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四夷馆。

据《明史·职官三》卷记载：“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正德中，增设八百馆。万历中，又增设暹罗（泰国）。”

四夷馆在教学上，同南京外国语学校有些相似，缅甸馆和暹罗馆都是聘洋人执教。缅甸馆的外教云清等六人执教缅文一直到老死。四夷馆所教学生学习的外文，都是执教的老师把本国的诗歌和民间故事译成汉字向学生教授，等学生熟记后再与外文对照最后才教学生学读外文。比如学缅文的学生先学由云清译的一首缅甸诗歌：江岸秋风好送行，阳光阴雨几时晴。马蹄别入千山外，沙路云开见日生。此诗朗朗上口，学生容易学背。背熟后与原文对照，再学读原文时就容易多了。

明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设立四夷馆，专门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诸蕃语言文字。四夷馆鞑靼馆是教习蒙古语言文字，培养与北元、女真各部交涉事务中的翻译人材。

关于四夷馆，西方学者伯希和、威立德；日本学者本田实信；我国学者和希格等均认为是“翻译处”或“翻译局”。“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亚洲研究院’”。“四夷馆”是主管翻译事务、兼培养“习译”人材的“译学”机构。四夷馆置译字生，教习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字，是为了培养了解诸夷历史地理、夷情的翻译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储备翻译人材，应急之用。

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一文，篇幅不大，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

我国学者向达的《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一文，探讨了王宗载《四夷馆考》的编撰时间、内容、王宗载的生平等问题。张文德的《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一文，在向达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四夷馆考》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

由于各国分属不同语系,语言学习的难度较大,明朝虽有四夷馆这种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学校以及洪武年间的北边游牧化政策，规定北方军民学习异域游牧的生活生产作战方式。但由于奴儿干都司、吉林船厂、大宁卫、东胜卫、兴和所、开平卫、者者口守御千户所、威远所及亦集乃旧城；海贸旧港宣慰司、满剌加外府、苏门答腊官厂、察地港抽分所、古里官厂的裁撤，宣告洪武永乐二朝陆海相交的政策已经被正式废止，明朝成为四周都被包围的文明。而四夷馆培养的人数少,且汉人学外语多另求出身,不能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明朝中后期,充当翻译的外夷通事般以外夷任,这些通事往往视夷人为亲,在京师则教其分外求讨,回则教其贩卖货物。②且这些通事的翻译水平并不高,因此,语言问题不仅影响双方的直接沟通,也制约双方深层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