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篇中综述各种礼制，或补充《仪礼》未涉及的内容。如： 《曲礼上下》 、 《文王世子》 、 《礼运》 、《礼器》、《郊特牲》、《内则》、《玉藻》、《深衣》、《投壶》等。

三、与《仪礼》配合不甚紧密的。如《月令》、《乐记》、《中庸》、《大学》等。

这一类是极少数。 这是《礼记》内容的大致情况。《大戴礼记》原八十五篇．佚四十六篇，现存三十九篇。从现存的篇目内容分析，它与《仪礼》配合的情况，大大不及《礼记》紧密。也可能已佚的四十六篇情况不是这样，但很难详考了。

《礼记》四十九篇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其中可考者，较多是孔子再传弟子所作，约在战国前期。如： 《中庸》：郑玄《三礼目录》：“孔子之孙子思饭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三礼目录》见孔颖达《礼记正义》引。（下同。）《曾子问》：曾子弟子所记。 《表记》、《坊记》、《缁衣》：《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奏答》： “《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则为子思所作。《经典释文·叙录》：“《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与沈约所说不同。《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公孙尼子》一书。原注云：“七十子之弟子。” 《乐记》：郑玄《三礼目录》：“刘向所校得《乐记》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隋书· 音乐志》引沈约《奏答》：“《乐记》取《公孙尼子》。”以上诸篇均为孔子再传弟子之作。亦有作于再传弟子之后者。如：《檀弓上下》：郑玄《三礼目录》：“此檀弓在六国之时。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国时人，此篇载仲梁子，故知也。”又《诗·都风·定之方中》孔颖达《正义》引郑玄《郑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日：‘ ……仲梁子，先师说(原脱“说”字)鲁人，当六国时，在毛公前。”’按：毛公指为《诗》作《传》的毛亨。旧说毛亨为苟卿弟子。如仲梁子略早于毛享，则亦战国后期人。 《檀弓》引仲梁子语，是《檀弓》之作者，应在其后。《檀弓》或为战国晚期之作。 《礼记》中亦杂有秦汉时之作。如： 《月令》：郑玄《三礼目录》：“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 《王制》：《史记·封禅书》“(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 。孔颖达《礼记正义》：“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 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 ‘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又在其后。”’ 关于今之《礼记》及《大戴礼记》汇辑成书之时代和汇辑者的问题，从来有争论。《汉书·儒林传》没有提及两书汇辑的事，《汉书·艺文志》也未著录。《艺文志》著录礼十三家，其首三家书： “《礼古经》五十六卷。”按此为出于淹中及孔壁的古文《礼经》，亦称《逸礼》。这五十六篇中有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今文《礼经》(《仪礼》)相同。 “《经》七十篇。”原注：“后氏、戴氏。”按“七十”当为“十七” 之误。此十七篇为汉初高堂生所传之今文《礼经》。后传及后仓与弟子戴德、戴圣，立于学官。 “《记》百三十一篇。”原注：“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按《经典释文 ·叙录》：“郑(玄)《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 《古文礼》五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则《记》百三十一篇为古文之《记》，配合《礼古经》的。 《汉书·艺文志》只提到《古文记》，没有提到《礼记》、《大戴礼记》。据能看到的记载，郑玄是较早提到：戴德辑《大戴礼记》，戴圣辑《礼记》。孔颖达《礼记正义》在《礼记》大题下引郑玄《六艺论》：“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其后《经典释文》及《隋书·经籍志》并言戴德删《古文记》成《大戴礼记》，戴圣删《大戴礼记》成《礼记》。 《经典释文·叙录》：“陈邵(原注：字节良，下邳人，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 《隋书·经籍志》：“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经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礼》。” 后之学者对上述诸说，有辨其非者，如清戴震云：“《隋志》言：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谓之《小戴记》，殆因所亡篇数傅合为是言欤?其存者，《哀公问》、《投壶》，《小戴记》亦列此二篇，则不在删之数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见于《祭义》，《诸侯衅庙》篇见于《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于《聘义》，《本命》篇自‘有恩有义’ 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于《丧服四制》。凡大小戴两见者，文字多异。《隋志》以前，未有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者，则《隋志》不足据也。”(见《清经解》卷五六五，《东原集》) 戴震论据确实，可破戴圣删戴德之书之说。但仍有学者，信两戴共同删 《古文记》而成书者。如近人王国维云：“献王所得《礼记》，盖即《别录》之《古文记》，是大小戴本出古文。《史记》以《五帝德》、《帝系》、《孔子弟子籍》为古文，亦其一证也。但其本不出孔氏，而出于河间。后经大小戴二氏而为今文家之学。后世遂鲜有知其本为古文者矣。”(见《观堂集林·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按《史记》于《五帝本纪》、《三代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分别提到《五帝德》、《帝系》、《孔子弟子籍》三文为古文。今《大戴礼记》有《五帝德》、《帝系》。王氏想以此证明戴德曾删《古 文记》。王氏说，“大小戴本出古文”，意即大小戴各删《古文记》成大小戴《记》。此亦大有可疑者。 一、河间献王献古文书，即入秘府，诸儒莫得而见。刘歆校书，成于哀帝、平帝之时。戴德、戴圣生卒年不详，但知曾参力口宣帝末年(前49年)石渠之会，这时二戴已早为博士。前后相距数十年，二戴不可能删《古文记》。清毛奇龄已辨其非：“戴为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乎?……况《前汉(书)·儒林(传)》不载删《礼》之文，东汉《儒林(传)》又无其事。则哀、平无几，陡直莽变，安能删之。”(见《清经解》卷一六四，《经问》) 二、西汉诸经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家之学。刘歆曾建议把《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学家强烈反对。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亦指责今文学家“保残守阙”。古今两家壁垒森严，相峙攻诘。二戴为西汉礼学今文大师，立于学官，岂能删取《古文记》作为今文家之学。又今《礼记》及《大戴礼记》中有引古文《逸礼》篇目及古文《周礼》之文，可知今之二《记》决非二戴所辑。 《礼记》中有《奔丧》，郑玄《三礼目录》：“实《逸曲礼》之正篇也。汉兴后得古文，而礼家又贪其说，因合于《礼记》耳。”按 《逸曲礼》即《礼古经》，亦称《逸礼》，为古文家之学。 《礼记》中有《投壶》，郑玄《三礼目录》：“亦实《曲礼》之正篇。 ”按此《曲礼》亦指《礼古经》。 《礼记．燕义》引古文《周礼·夏官·诸子》之文。《祭义》引 《周礼·地官·党正》文。 《大戴礼记》引《礼古经》之《投壶》、《诸侯衅庙》。 《大戴礼·朝事》篇中引《周礼·秋官’大行人》文。 根据以上所述，证明：一、大小戴不可能删《古文记》；二、今之《礼记》、《大戴礼记》决非大小戴所辑。则王国维以为二戴本《古文记》而成为今文之学，其说亦不足为据。 今之《礼记》、《大戴礼记》既不得辑于西汉，则必辑于东汉无疑。但可能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戴德、戴圣在西汉既立为学官，则除今文《仪礼》十七篇外，亦应有相应之《记》以教授生员。据今考知西汉时已有单篇的《记》。如： 西汉宣帝时召诸儒集议于石渠阁。礼家通汉、戴圣参加。 当时记录礼经《议奏》三十九篇，今佚。唐时尚存，杜佑《通典》多处引《石渠议》，《议》中有引及《礼记》文。如：《通典》卷七十三，引《礼记·曲礼上》文；卷八十一，引《礼记·王制》文；卷八十五，引《礼记 ·杂记下》文。 《史记·六国年表》：“《礼》日：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与《礼记·曲礼下》文相似。《春秋繁露·王道》亦有类似之文。《汉书·韦玄成传》引《礼记·祭义》及《礼记·丧服小记》之文。 《汉书·贾山传》载贾山著《至言》，有引《礼记·祭义》之文。 这些都是刘氏校书前已行世的《礼记》篇目。这些《记》当然是今文，亦即二戴用以教授生员的资料。当时共有多少篇，现已不可考知。大致数量不多，尚未汇辑成书。还有一种可能，这些《记》中有与《古文记》相同的篇目。因为《礼古经》五十六篇，其中有十七篇与今文《仪礼》相同。则《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中，亦应有一部分与西汉时今文家的“记”相同。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刘氏校书，没有列入著录。 西汉末王莽当政，于平帝时立《逸礼》及其他古文经于学官。则《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亦必同时传授学员，并传抄行世。二十年后，光武中兴，古文经学官又废，仍立今文经为学官。朝廷创建礼制，必须博古通今，今文 礼家不能再保残守阙。古今文的界限较宽，家法不严。如章帝建元中，大会群儒于白虎观，考论诸经异同。参加者均为今文学大师。而班固所撰《白虎通义》其中引古文经、疑。但可能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戴德、戴圣在西汉既立为学官，则除今文《仪礼》十七篇外，亦应有相应之《记》以教授生员。据今考知西汉时已有单篇的《记》。如： 西汉宣帝时召诸儒集议于石渠阁。礼家通汉、戴圣参加。 当时记录礼经《议奏》三十九篇，今佚。唐时尚存，杜佑《通典》 多处引《石渠议》，《议》中有引及《礼记》文。如：《通典》卷七十三，引《礼记·曲礼上》文；卷八十一，引《礼记·王制》文；卷八十五，引《礼记·杂记下》文。 《史记·六国年表》：“《礼》日：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与《礼记·曲礼下》文相似。《春秋繁露·王道》亦有类似之文。 《汉书·韦玄成传》引《礼记·祭义》及《礼记·丧服小记》之文。 《汉书·贾山传》载贾山著《至言》，有引《礼记·祭义》之文。 这些都是刘氏校书前已行世的《礼记》篇目。这些《记》当然是今文，亦即二戴用以教授生员的资料。当时共有多少篇，现已不可考知。大致数量不多，尚未汇辑成书。还有一种可能，这些《记》中有与《古文记》相同的篇目。因为《礼古经》五十六篇，其中有十七篇与今文《仪礼》相同。则《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中，亦应有一部分与西汉时今文家的“记”相同。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刘氏校书，没有列入著录。 西汉末王莽当政，于平帝时立《逸礼》及其他古文经于学官。则《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亦必同时传授学员，并传抄行世。二十年后，光武中兴，古文经学官又废，仍立今文经为学官。朝廷创建礼制，必须博古通今，今文礼家不能再保残守阙。古今文的界限较宽，家法不严。如章帝建元中，大会群儒于白虎观，考论诸经异同。参加者均为今文学大师。而班固所撰《白虎通义》其中引古文经、传记的甚多。章帝建初八年下诏令诸儒选高才教授古文经传(见《后汉书·章帝纪》)。因此糅合古今，已成当时风尚。传大小戴《礼》者，在大小戴原有的单篇《记》的基础上，广泛搜辑。有辑自《逸礼》者，如上述之《奔丧》、《投壶》、《诸侯衅庙》等；有辑自其他古文书者，如《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帝系》等；有辑自秦汉之作者，如《月令》、《=王制》；其中也必有辑自《古文记》者。王国维所说的：二戴本《古文记》，而成为今文之学，在西汉是不可能的，而在东汉却成为事实。当时传大小戴礼的两家，他们所辑有同有异，因各仍以大小戴之名，名其所辑的《记》。据《后汉书·曹褒传》云：“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又《经典释文·叙录》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於世，即今《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 据《曹褒传》，在后汉和帝(89—105年)时，已有《礼记》。其后马融、卢植又有增删，乃成今所存郑玄注《礼记》四十九篇之本。至于《大戴礼记》，其成书亦应在东汉郑玄之前。 郑玄融贯古今，为《仪礼》、《周礼》、《礼记》作注，三书合称“三礼”，著《三礼目录》。唐代《礼记》列入“九经”，孔颖达作《礼记正义》，学者传习较广。宋代学者以《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编入 “四书”，而“五经”中礼书列《礼记》而不列《仪礼》、《周礼》，宋儒之推崇《礼记》，于此可见。明、清亦以《礼记》为士人必读之书。清人注释者甚多，其中以孙希旦《礼记集解》较为通行。 《大戴礼记》郑玄未作注，流传不广。至北周有卢辩为之作注，亦极简略，很少有人传抄研习，唐宋以来佚失泰半。至清代学者始为作校勘注释。其遭遇不能与《礼记》相比。 《仪礼》、《周礼》、《礼记》、《大戴礼记》四部礼书，记载了大量 的有关先秦的典章、礼制、文物以及儒家的政治、学术思想。今天学习这些典籍，应该在扫除文字障碍的基础上，破除旧的经学观念，把“经”、“记 ”与其他古籍，都看作记载上古文化的宝贵史料。用历史发展的观点，互相参证，从而探索我国上古文化的史实。 湖南岳麓书社来函约撰《周礼》、《礼记》两书译注。事关整理、普及古籍，弘扬祖国文化，因勉力从命。奈以年迈、篇幅较巨，不敢独任。因商请同好钱兴奇、徐克谦、叶晨晖、张采民、鲁同群五位同志，共同负责《礼记》译注。在译注中尽量吸取前贤研究成果，力求诠释确切，深入浅出，俾有助于学习。初稿完竣，余通校一遍，并相与商榷，修改定稿。限于水平，错误在所难免，敬祈专家及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