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朝贵是排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第三号人物，而且萧朝贵本姓蒋，过继给萧玉胜，族兄弟有萧、蒋两姓，人数众多，但一个国宗都没有。

萧朝贵的亲属，如妹妹嫁给他做王娘（鉴于西王娘是大名鼎鼎的洪宣娇，这位王娘应该是副职）的殿左二十七指挥罗际隆、曾经防守半壁山的西贵亲（不知是什么亲）陆炼福等，都受到重用，这些都是旁系亲属，血缘更近的直系兄弟自然更不可能被冷落，考虑到萧朝贵儿子萧有和、蒋有福和洪秀全的特殊关系，冷落萧、蒋两姓，简直是不可能的。

关键在于萧朝贵不是耶稣的弟弟，而是耶稣的“妹夫”——他妻子洪宣娇才是耶稣的“妹妹”，这样一来，按上帝亲子、耶稣亲弟划线的国宗头衔，自然也无法落到萧、蒋两姓头上了。

事实上国宗还不止领导人的同辈兄弟。按照《贼情汇纂》记载，洪、杨、韦、石四人的侄子称“国相”，但出了天京城同样称“国宗”，目前所知的国宗中，有韦以德（韦昌辉侄子）、石镇仑、石镇吉、石镇常（都是石达开的族侄），以及杨在田（不按“清”字排辈，当是被杨秀清认为子侄而非兄弟），可见，广义的国宗，还得算上这些子侄。

尽管有“十三人”的记载，但成书最早的《贼情汇纂》里，就已经记了14个国宗的名字，稍后的《金陵癸甲纪事略》中，仅杨秀清的兄弟辈国宗已排到第七，有记载称“同姓连宗者二十余人”，加上诸人的侄子、干侄子，总数就很难统计了，估计30-50人总是有的。

号称前期研究太平天国官制最权威的《贼情汇纂》就自相矛盾，一会儿记载国宗和燕王平级，理由是旗帜等级一样，都是8尺见方的镶边黄旗；一会儿又记载国宗跟侯爵级别相当。而太平天国自己的文书就更乱了：身为燕王的秦日纲和国宗韦俊用平级公文往来，却以上级口吻下命令给另一位国宗石凤魁；官拜丞相的罗大纲以对上级的口吻称呼韦俊，却以平级公文和石凤魁交往。要知道太平天国最讲究级别、职务，绝不可能有一级职官混乱到不知道是职同燕王、职同侯爵还是职同丞相。

《贼情汇纂》里把国宗分为国宗提督军务、闲散国宗两等，前者地位高于后者；而据《金陵癸甲纪事略》和《粤匪纪略》中都记载称，国宗还分“国宗兄”和“国宗”两级，前者地位更高。从目前保留下的太平天国方面文书，以及《金陵癸甲纪事略》和《天京续记》等资料记载，韦俊、洪仁政等都是“国宗兄”，而在秦日纲甲寅四年（1854年）十月二十日写给杨秀清的禀奏中，韦俊为“国宗兄”而石镇仑为“国宗”，地位分明。

从这些凌乱记载中应可看出，“国宗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只涉及兵权有无，不涉及官职级别的高低，而“国宗兄”的地位要高于“国宗”。甲寅四年四月前，太平天国翼王以下最高官职为侯爵，“国宗兄”级别与侯爵相当，而低一级的“国宗”级别相当于丞相；秦日纲封燕王后，“国宗兄”级别升至和燕王相当，而从罗大纲照会揣测，“国宗”的级别未作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石凤魁，十月初八日秦日纲给杨秀清禀报中称之“国宗兄”，而在此前后罗大纲给石凤魁的照会却称为“国宗石兄”，从罗文语气中推断，此时天京方面已经着手追究石凤魁失守武昌的罪责（石不久被处死），因此“国宗兄”也就自动“降等”了。 绝大多数国宗都是在金田起义时、甚至更早就参与起事，并随着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天京，但一开始他们似乎都没有任何职务。

《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攻占天京后，在“癸丑二月”（1853年3月）将诸王兄弟“概封国宗”，这似乎并不准确，如韦昌辉的哥哥韦滨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封，石凤魁、石祥祯分别是癸好三年三月、四月封，但最早记载封国宗的韦俊、石镇仑则的确是“癸丑二月”，而此前他们都没有职务，而是和他们封王的亲属在一起。

这些“王亲国戚”政治上自然更可靠，但和早期各地拜上帝会首领，以及独当一面的将领相比，他们能力有限，威信不足，被留在诸王身边，而不担任具体职务，应该是适当的；等太平军定都天京，军力从原先的万把人、几万人扩充到几十万甚至百万之众，可靠将领不敷使用，而“王亲国戚”们经过万里转战，经验、能力都有大幅度长进，于情于理，洪、杨等人都不可能将这些最可靠的干部苗子弃而不用。

由于早期太平天国官制严谨，逐级提拔都以战功为标准，“王亲国戚”们如果“加塞”，必然军心不服；如果真的从两司马之类小官做起，又未免不伦不类，以“国宗”这样编制外的头衔带兵、理事，既足以号令部署，又不抢外姓功臣的饭碗、板凳，可谓煞费苦心的安排。这些国宗中有的能力强，有的能力弱，能力强的会被封为国宗提督军务，授予大印，领兵出征；能力弱的则只是封个闲散国宗，从事一般工作，或干脆养尊处优；随着军事的发展，国宗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原本是闲散国宗的石镇仑，癸好三年五月被提拔为国宗提督军务，派去江西；原本是国宗提督军务的韦滨，因屡战屡败，就被收回大印，改为闲散国宗。

有些国宗会频繁在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间转换，如石祥祯因没攻下南昌一度赋闲，但很快就被重新提拔，负责天京郊外军务。这些往往是能力较强、因一时疏忽犯错的国宗，如果被认定无能，就再难出头了，如韦滨虽然身份高贵，但被杨秀清、韦昌辉认为能力太差，赋闲后就始终未能再起。这些国宗在1853-1855年间十分活跃，湖北、江西、安徽战场，以及天京城外的争夺战中，都可以看到国宗们的身影。如西征的第一批援军，是由韦俊、石祥祯两位国宗率领；两次攻克武昌的是国宗韦俊；攻克庐州（合肥市）的有石祥祯；防守武昌的主将，先是国宗石凤魁，后来则是国宗韦俊、洪仁政；韦志泰、石镇岗、石明开在天京城外作战，韦滨曾攻打过安徽太平府……在这两三年间，除去扫北，其它各主要战场，几乎都有国宗在唱主角。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段“国宗活跃期”，却几乎看不见杨姓国宗的身影。事实上杨姓国宗很早就开始活跃。据《天父下凡诏书》卷一记载，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太平军还在广西永安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审理著名的周锡能内奸案，往来东王府和各王、各衙署传达命令的，是杨辅清、杨润清；《天父下凡诏书》卷二和《天父圣旨》卷三中，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让人抬着自己去天王府“问罪”，同样是这些国宗手执兵器护卫、开道。据熟悉广西浔州一带风俗的人士称，“下凡”其实是当地“降僮术”的一种，“下凡”者在施法时，会处于自我催眠状态，一旦有人趁机暗算，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国宗”自然是最可倚赖的贴身护卫；杨秀清身负军国重任，每天要传达数百道重要指令，往来东王府和各重要职能部门、传递公文和命令者，必须是最可靠的人，名义上是“一家人”、利益紧密一致的杨姓国宗，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以1855年1月湖口大捷为标志，在此之后，国宗在战场上的“出镜率”明显变得稀疏：除了韦俊依然活跃，反攻武昌并与“龙套国宗”洪仁政就此坚守外，其它各路，国宗似乎都让位于外姓朝臣。如当时最重要的两个战场——江西和京东，负责将领都已不再是国宗。江西方面，翼王石达开挂帅，几路大军的将帅为护天豫胡以晄、参天侯黄玉琨、卫天侯曾锦谦、丞相张遂谋、检点林启荣、赖裕新等；京东方面，主将为顶天燕秦日纲，大将为丞相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涂振兴、周胜坤，检点吴如孝等。几年的战事让杨秀清等人领悟到，最可靠的人未必是最合适的将领。除去韦俊等个别国宗不负众望，取得辉煌战绩外，大多数国宗的战果并不理想：石凤魁不听副将黄再兴苦劝，刚愎自用，导致武昌失守，自己还要靠黄再兴苦战才能脱身；石镇仑、韦以德肩负保卫天险田家镇、半壁山重任，却在一天内相继战死；韦滨等国宗曾被寄予厚望，最终却铩羽而归；即使被公认善战的石祥祯，也先因嫉妒掣肘赖汉英，导致南昌久攻不下，后在天京城外盲目自大，生擒清军大将张国梁后疏于防范，反被对方刺杀身亡。要知道这几年是太平军在长江流域处处得势的上升期，许多将领脱颖而出，后期知名将领如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都在此时崛起，国宗们相形见绌的表现，让他们不得不退居二线。不仅如此，经过几年血战，国宗中相对更勇敢善战的，许多已经战死沙场，幸存者除韦俊等少数，大多如洪仁政等，是给诸王管衣服、管账房出身的闲散人，在杨秀清看来，他们当然不适合继续担负军政要职。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其他各姓国宗相继沉寂之际，杨姓国宗却开始活跃起来：据《皖樵纪略》所载，国宗杨恒清在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赴安徽潜山阅兵，国宗杨辅清、杨宜清、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也在此前后被派往江西瑞州等地。此时正是杨秀清权力顶峰，洪秀全以下皆俯首听命，大约他因此认为自己在天京十分安全，故而大胆分派杨姓国宗去外地掌握兵权。仅仅两个月后，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死于非命，尽管原因复杂，但志得意满的他将杨姓国宗统统派出，身边空虚、防范不密，是洪秀全、韦昌辉得手的重要因素。

天京事变的“王杀王”让洪、杨、韦、石的兄弟神话骤然破灭，杨秀清一度变成了“东孽”，韦昌辉最终变作了“北奸”，他们的兄弟子侄自然也不再是什么高贵血统，而在一夜间变成了“问题干部”、“专政对象”，“国宗”的头衔自然不再与他们相干。

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夕，把大批杨姓国宗外派，自我毁灭的同时却让许多杨姓国宗幸存下来，从1856年到1858年，这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姓国宗既不敢回归天京，又不敢投降清朝，只得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转战，并一度和离京远征、同病相怜的石达开部汇合。

韦昌辉被杀时，留在天京的韦姓亲族被一网打尽，只有驻守武昌的韦俊、韦以琳（韦昌辉的侄子）幸免，他们无心守城，在丙辰六年（1856年）十一月弃城突围，逃到江西、湖北、安徽一带，虽然在石达开求情和洪秀全的审时度势下，最终未被株连，但既然韦昌辉背定了“反贼”帽子，韦俊等人的“国宗”自然也是做不成的。

石达开一系的国宗尚有石镇吉、石镇常等数人孑遗，在石达开辅政的一年多里，他们仍然是国宗，但这已是无可奈何的明日黄花：丁巳七年（1857年）四月，石达开被逼远征，并最终越走越远，一去不返，石姓国宗从此也脱离了天京序列。

大约在戊午八年（1858年），洪秀全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神学体系，以为天京事变的“王杀王”自圆其说，一方面，他用中军主将、右军主将这两个杨秀清、韦昌辉最初的职务重新招揽了杨辅清和韦俊二人，并在表面上继续肯定石达开；另一方面，他重新解释上帝的“小家庭”，只留下耶稣、自己和杨秀清哥仨，其余“天弟”，从忠心耿耿的冯云山到一去不返的石达开，都悄然从神变成凡人，已经变成鬼的韦昌辉就更不用说了。

国宗必须跟天父天兄沾亲带故，韦昌辉、石达开既然不再是“王亲”，他们的兄弟子侄自然也不是什么国宗了。

1859年，重新获得国宗头衔的杨辅清、杨宜清等开进皖南，和“过气国宗”韦俊、韦以琳比邻而居，昔日的国宗“同胞手足”，今日的不共戴天血海深仇聚在一起，矛盾可想而知。矛盾的结果，是“前国宗”走投无路，叛投清朝，而“现国宗”们的特殊光环，也到了幻灭的边缘。

这年十一月，杨辅清打败了叛逃的韦俊，收复池州，被洪秀全封为辅王，原本的杨姓国宗也一个个自动变为“辅王宗”，从此“国宗”在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的编制表中消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至于洪姓国宗，原本就不重要，洪仁政从武昌回归后重新做起了后勤杂职，而1859年春抵达天京的洪仁玕，先封干天福，后封干天义兼护京正主将，不到一个月就升为开朝精忠军师干王，走得完全是朝臣道路，而并未获得“编外职务”国宗，说明洪姓国宗在此时已被取消了。

后期太平天国的政治特色是神权政治，实质是神化洪姓，而将其它此前的“神人”世俗化、人类化，“国宗”这个带有昔日洪氏和诸王结为异姓兄弟、共称为上帝亲儿子、耶稣亲弟弟时代烙印的旧称，也便不得不迅速消失，以免给洪秀全的家天下带来不必要麻烦，因此不仅韦俊、石达开两族的国宗要消失，被重新神化的杨秀清一系，以及自己的叔伯兄弟们，也不得不被纳入朝臣体系，因为只有他和他的儿子，才是“天父天兄”神话体系唯一理所当然的专利持有者、受益人。

在天京统治范围内，这个痕迹抹得非常干净：国宗被“王宗”所取代，如忠王宗、辅王宗、章王宗等等，这些王爵只是朝臣，不是“神人”，“王宗”自然也就是个“干部家属”的地位，随着王封得越来越多，王宗也就越来越贬值；大约在1859-1860年期间，太平天国规定，所有1853年定都天京前入伍的干部，都可以获得“开朝王宗”的称号，“王宗”自然就更不值钱了。在1860年以后再版的、记载1856年天京事变以前事迹的书籍（如《天父圣旨》）中，“国宗”被统统改为当时根本不存在的“王宗”：国宗就此消失了。

当然凡是总有例外：在石达开的远征军里，国宗依然存在，因为脱离洪秀全掌握的石达开，只是仍然奉洪秀全为天王，没有、也不可能遵循洪秀全没完没了的改制狂想，他手下的石姓国宗石镇吉、石镇常等仍然顶着“国宗”的头衔，不同的是，石镇吉除了“国宗”，还有协天燕的爵位，在前期诸王中，石达开对宗教神话最无兴趣，他的这一举措，显然是这种世俗思想的体现。

石镇吉、石镇常长期游离在石达开大队之外，1859年底，他们攻打广西省城桂林不下，撤军退往百色一带，庚申十年二月，石镇常被团练杀死，三月初三日，石镇吉被俘，在桂林被杀，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未说是否国宗）战死。

这一天似乎成为“国宗”历史告终的一天：自那之后，再无一个“国宗”头衔的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1863年石达开在大渡河军覆，死难名单中没有一个国宗；1863-1864年，杨辅清部在苏浙皖边界溃散，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相继投降，但他们的头衔却是“卫王”、“友王”等；1864年夏，天京陷落，幼天王和洪仁玕等人转战至江西全军覆没，被俘者中就有洪仁政，这个唯一在史册中留名的洪姓国宗，但此时他也早已被封为恤王，而不再是国宗了。

“国宗”是“天上兄弟”的人间延伸，是“上帝小家庭”神话的产物，也自然要随着这一神话的破灭而消失。这个称号晚于太平天国成立3年出现，又早于太平天国覆灭4年消失，“国宗”的旋起旋灭，堪称太平天国这个更大神话兴衰始末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