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在萧友梅提议下，在北大音研会基础上，改组成立了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蔡元培兼任所长，而由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实际主持该所，设立本科、师范科和专科（选科），实行学分制，并设有由萧友梅担任指挥的小型管弦乐队，在校内外进行了一系列音乐会演出。

1925年8月，原成立于1918年的“北京美术学校”（1919年更名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 ），复校并更名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 ，增设音乐系，聘萧友梅为主任。

以上都是由萧友梅主持的北大音研会、女高师音乐科（系）、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就是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之前，中国最早几所专业音乐教育和音乐师范教育机构（当时南北各地还成立了其他一些类似机构，在此从略）。但是，它们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高等音乐学校：如当时北大的决策机构“评议会”中的某些人以当时中国的学制没有在大学中设“院”的先例为由，以当时通行的“传习所”命名，这里包含着当时的学界还存在着对于音乐教育颇为不屑所带来的阻难；也使音乐传习所始终未能招到本科的学生，从1920到1927年的6年间，只毕业了8名师范科学生，在总共50人左右的毕业生中，绝大部分为选习西洋弦乐器的专科（选科）生，而且他们还不能作为具有北京大学毕业生资格的学生，得到拟聘用单位的接受，因为“传习所”之名，常被误认为只是一种类似“讲习会”那样的临时机构。这不是他期望中的真正的音乐学院。

1927年的6、7月间，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所委派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以“音乐有伤风化，无关社会人心”为由，下令取消北大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等国立学校的音乐系、所设置。虽经过萧友梅等人极力抗争，后来勉强保住了女大音乐系，但这一打击使萧友梅“在北平办了七年音乐科，受尽不少不快的刺激”，又增添了更深的创伤。

1927年的7月，南京国民政府将要成立，一直全力支持萧友梅办学的蔡元培先生即将担任相当于教育部的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在此情况之下，萧友梅便“决意南来，向蔡先生提出一个要求，请他于大学院成立时，在上海创设一间音乐院”。我们从有关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到，这所音乐院从择定办校的地方，到在大学院正式立项筹备和拨给经费与招生开校，都是在蔡元培先生的全力支持下，经过萧友梅的奔忙操劳，才得以实现的。

首先是择定在上海设立音乐院。萧友梅于1927年10月间发表了题为《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的文章：南来上海后听到了上海市政厅主办的的“大乐音乐会”（也就是由当时称为“工部局管弦乐队”演奏的交响音乐会）深感意外和兴奋，便决定向大学院提议“要创办一个音乐院，我更要主张设在上海”。这是由于萧友梅认为：“学音乐者必定先有一种熏陶，方可容易领略（尤其学新音乐）”，而上海这个中国开埠最早的城市，具有面向世界，吸纳与融合来自各方面音乐文化的便捷广泛、得天独厚的条件，容易邀集到高水平的音乐师资。他便定下了把音乐院设在上海的主张。

由于择定立校地点的正确，国立音乐院从立案筹备到招生开校，进展得颇为迅速。

勇猛精进、日新不已的八年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后的8年——1929年10月到1937年10月，并延续到1940年12月31日萧友梅谢世，是在连续遭受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又因国民政府当局并不真正重视音乐教育，常常克扣、拖欠办学经费，以致使学校举步维艰，处在朝不保夕的条件下，勉力维持着办学的。在这样的危难情势下，依靠校长萧友梅和全校师生员工毫不动摇的艰苦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了具有足够的教学水平，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准的音乐专门人才，创造出了累累的音乐成果，并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所真正的高等音乐学府。举其要者：

在国立音专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音乐师资和其它各科教师，形成了在当时中国来说最强的专业音乐教学力量。萧友梅深深懂得办学成败的关键是教师，想方设法聘请最好的教师来任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于1929年10月，聘请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黄自，先来音专兼课，翌年即聘黄自为音专理论作曲组专任教员（相当于教授），并担任教务主任。

黄自不仅担负起了音专几乎所有的理论作曲课程、全校的音乐欣赏与音乐史课程，而且作为教务主任，挑起了主持音专教务的重担，成为萧友梅最为得力的办学合作者，把音专的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当时在上海的外籍音乐家，或来沪演出逗留的外籍音乐家，只要是音专教学所需而又具有真才实学的，也由萧友梅千方百计地聘来任教。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法利国（富华）和佘夫磋甫外，当时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各声部首席演奏员，几乎都被聘来音专任教。而最为著名的是：鲍里斯·查哈罗夫（B·Zakharoff，罗斯著名钢琴家，原为圣彼得堡音乐院资深钢琴教授，1929年来沪演出并逗留，经过萧友梅“三顾茅庐”式的再三诚恳求聘，以高于他校长的薪金，聘其为音专钢琴组主任，教授出一大批中国钢琴家，后终老于上海）、苏石林（V·Shushlin，罗斯籍男低音歌唱家，后入苏联籍，1930年9月被聘为音专声乐专任教员，教授出一大批中国声乐家）

有了这许多高水平的师资，音专就能在被“降格”为中等专科学校的情况下，维持着高过于中专和相等于高等音乐学校的教学水平，并力求不断地提升教学水准。

为了力求以中等专科学校的“牌子”，办成高等音乐学府，萧友梅、黄自和音专的同事们在制订音专的学制、专业设置和教学体制方面，也下了许多功夫，在不断摸索实验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的反复修订，终于形成了较为完备可行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组织大纲。

按照不断变迁而最终肯定下来的音专组织大纲，确定了“以教授音乐理论技术，养成音乐专门人才及中小学音乐师资为宗旨”，设立预科、本科和研究班，并附设师范科与选科，并成立了相等于系的理论作曲、有键乐器、乐队乐器、声乐和国乐等组，从而形成了两科一班五组及附设师范科与选科的专业设置较为完备的体制，并根据各专业设置的不同情况实施较为灵活的学分制教学制度，各学科和由各专业的专任教员为主导的教学内容，则在实行分为高、中、低级的同时，根据导师的水准和学生的基础与学习状况，实行有一定弹性的灵活管理。这样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教学制度，既坚持了专业音乐教学向国际先进水准看齐的高标准，又合乎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有的做法至今仍被沿用，或具有借鉴的意义。

音专在坚持以应有水准和经过严格考核录取入学学生的同时，也从为社会培养更多音乐人才和尤重于普及音乐的长远考虑出发，实施了一些灵活的选拔学生的制度，其中最有意义的是：1935年9月，根据萧友梅的提议，为普及音乐教育，采取由各省保送的办法，向各偏远省区招生，在得到教育部首肯并向各省区发文之后，在这一年就有来自于陕西、甘肃、广西、山东等地的学生，经保送和考核合格后，来到音专攻读。其中，来自于广西的陈传熙先生就说：由于这一年“设在上海的我国最高音乐学府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桂招生，并给考取第一名的学生享受官费待遇”，他这个当时还只是音乐爱好者而求学无门的偏远地区的学生，才得以进入音专深造，“从此走上了音乐工作的道路”。

音专为普及音乐，还以组织音乐社团、出刊音乐期刊和音乐书谱，以及进行音乐演出与音乐广播等方式，既使师生经常得到艺术实践和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机会、实现教学相长的目标，又向社会传播普及了音乐和相关知识，扩大了音专的影响。以音专开校后的时间为序：

1929年11月，接续国立音乐院“停办”后已停刊的《音乐院院刊》，编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在出刊两期后更名为《音》。

1930年4月，由萧友梅、周淑安、黄自、易韦斋、朱英、吴伯超等发起成立“乐艺社”，进行音乐演奏、演讲、出版、研究等活动。

1929年12月与商务印书馆订立编辑出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的合同，于1930年9月开始出版。

1931年3月，由萧友梅、龙沐勋（榆生）、青主、傅东华、胡怀琛等发起成立“歌社”，倡导写作新体歌词，以作谱写新歌曲之用，从而在音专师生中和社会上带动起了探讨和写作新歌词的风气。

1933年3月，由萧友梅、黄自等发起成立“音乐艺文社”，推举蔡元培等24人为社员，进行了组织音乐演出和学术研讨、编辑出版等活动，编刊由黄自、萧友梅、易韦斋主编的《音乐杂志》季刊。

1934年1月，组织音乐教育播音委员会，由应尚能、黄自分任演出股与编辑股主任，受市教育局之邀，在中西电台开设每周播送中西音乐节目一次的音乐广播，由黄自为主编，在《新夜报》上辟《音乐专刊》（第四期后改称《音乐周刊》），以配合每周一次的音乐播音，并刊登音乐文论和传播音乐知识的文章。

1934年11月，来到上海的俄罗斯钢琴家、作曲家车列普宁（Alexendre Tcherpnene，后用中文名齐尔品），委托国立音专举办“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创作比赛，在车氏及萧友梅、黄自、查哈罗夫、欧萨可夫等为“审查委员”评选下，评出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为头奖，俞便民的《c小调变体曲》、老志诚的《牧童之乐》、陈田鹤的《序曲》、江定仙的《摇篮曲》为二奖和贺绿汀的《摇篮曲》为名誉二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7年11月，音专编刊发行《音乐月刊》，由陈洪主编。

1939年6月，在上海已成“孤岛”，音专在日本侵略者威胁下，陷于不能正常办学和畅所欲言的困难境地，而仍千方百计地编刊了《林钟》不定期刊，发表了萧友梅的《复兴国乐我见》等重要文章。

前面已经说到，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专，都建立和坚持了与教学相辅相成的音乐演出制度。据不完全统计，音专自1930年5月26日举行它的第一届学生音乐会起，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已举行了53届学生会，其它如教师音乐会、毕业音乐会和邀请中外音乐家来音专举行的音乐会等，都未计在内。其中最为重要和影响较大的音乐会有：

音乐艺文社于1933年4月，组织音专师生赴杭州西湖礼堂举行“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黄自主持并上台讲解包括他所作《抗敌歌》与《旗正飘飘》等演出曲目，应尚能声泪俱下地演出自作艺术歌曲《吊吴淞》，产生了极大的鼓舞抗日爱国****的作用。

1937年4月，应教育部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之邀，音专全校师生赴南京国民大会堂和金陵大学礼堂举行音乐会，由学生演出的包括音专教师们创作的乐曲和中外籍教师演出的两部分节目，显示了音专的教学水准和师生表演的艺术魅力。

如果说，以上所述，是属于音专的教学、学术研究、创作、演出与出版等方面的“软件建设”的成果，那么，音专在校舍与教学设备等的“硬件建设”方面，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其中，尤其是为了根本改变居无定所，只能靠租赁校舍办学的状况，萧友梅与音专同仁成立“校舍筹备委员会”，以向社会各方筹募捐款资金的方式，并千方百计地争取教育部的建筑校舍拨款，于1935年10月21日在江湾市京路的16亩地上建成新校舍，

这是一处按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已是相当宏伟的建筑，在校舍主体楼的大门西侧，是两排琴房，琴房中间是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广场；从广场进入主楼，大礼堂、合奏厅、图书馆、课室、办公室和宿舍等，都相当宽敞，同之前在租界租来校舍和到处搬家相比，的确是“鸟**换炮”了。萧友梅和音专师生都为了却了大家的心愿，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办学与攻读的根据地而兴奋不已。可惜的是他们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相继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而在 8月13日前夕，上海就响起了日本侵略者飞机大炮的轰鸣声。在日本鬼子炸弹炮火威胁下的音专师生，不得不于8月9日至10日，从江湾新校舍仓惶逃难到市区徐家汇的852号临时校舍，后来又几处觅房，在法租界的马斯南路（今思南路）58号、高恩路（今高安路）的432号，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的418弄2号和麦脱赫斯路（今泰安路）的227弄8号，租到了分散上课、办公与学生寄宿的暂栖之地。新校舍的“甜蜜”还不足两年，便又回到了居无定所、到处搬家的窘境。

屡遭侵略者炮火劫难和饱尝民族危亡之苦的音专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和民族意识是必然的。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专，从萧友梅、黄自到全院许多师生，都始终站在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前列。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黄自创作了合唱曲《抗日歌》（后被迫更名为《抗敌歌》），并与萧友梅等发动音专师生创作了一批爱国歌曲，组成宣传队，走出校门歌唱爱国歌曲宣传救亡和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音专同学中很快组成了抗日救国会，许多人先后投入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萧友梅在他的留德同学、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麿之弟——近卫秀麿来访时，关照对方勿以日语向音专同学发表演讲，而改以德语和由他翻译，并坚决拒绝近卫秀麿以钢琴赠予音专的表示。而音专抗日救国会的会长刘雪庵，代表音专师生，在近卫秀麿演讲时，当场起而责问声讨日本的侵略暴行，更是传为美谈。

具有鲜明的爱国民主精神，而又在音乐专业上具备扎实功底和精深造诣的毕业生，是音专艰难办学的主要成果。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专，至1937年6月已举行五届学生毕业典礼；因故未能修毕而肆业的学生则难以统计。萧友梅于1937年7月，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编《十年来的中国》一书所写《十年来的中国音乐研究》一文，列出了自1927年至1937年中国音乐专门人才毕业成材和留学欧美者的名单。其中，由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者最多。当然，这还不是统计精确的名单，但已经可以看到国立音专办学的巨大业绩。在此，展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舍落成典礼全校师生员工合影，以见当年的历史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