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对国际收支的研究

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发生经济危机仅是一种偶然现象,且破坏性相对较小的话;则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就是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失灵的一种必然结果,并造成了空前的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一个重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主要有马歇尔、威克塞尔、俄林、凯恩斯、金德尔伯格等。

马歇尔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他在分析国际收支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对后来西方国际收支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国际收支调节弹性理论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的。他对贸易差额产生的原因与因素。资本和劳务流动的国际收支效应。信用波动和利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国际收支与微观商业活动等都进行了分析。并在国际收支平衡隐含假设下对贸易差额进行分析,推出国际收支平衡等式。

威克塞尔认为贸易平衡只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完整的收支平衡表应包括资本项目。并指出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途径,即如果国际收支出现了逆差,使之恢复平衡的方法之一,是将外国的超额债权作短期或长期的延期,这等于同外国定了一个借款契约;方法之二是立即运送相应数额的贵金属;或可以因消费者和生产者所采取的措施而自动改善。

俄林认为国际收支包括在一定时期中必须结清的全部国际交易,它必须同一定时期的国际债务平衡区别开来。平衡国际收支的因素包括:持久的平衡因素(商品交易、无形项目);几乎不起平衡作用的因素(长期资本流动);暂时的平衡因素(短期资本流动、黄金流动)。

凯恩斯从战后现实出发,认为国家必须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才能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哈罗德最先对国际收支动态均衡理论进行了表述。他首先把各种动态因素排除在外,论述了简单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均衡,认为此时的国际收支调节途径有两种,一是调节生产要素报酬;二是使生产要素闲置。其次,哈罗德分析了有活期存款情况下的国际收支均衡问题。最后,他又引入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均衡作了进一步分析。

金德尔伯格认为在解释国际收支调节问题时,必须考虑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黄金和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地位是相当的。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能够完成对国际长期资本借贷所引起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任务,而根本不需要黄金的输出入和汇率的变动;在浮动汇率制下,黄金流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不一定能发挥作用,而汇率的变动成为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手段;除了共同的心理因素外,繁荣与萧条的波动经常通过国际收支的变动而由一国传递到另一国。

可以看出,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西方国际金融研究向现代国际金融研究过渡的时期,经济学家们尽管对国际收支调节的某些方面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依然是不系统、不完整的。

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和金本位制的崩溃预示着“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不再能够指导各国对国际收支的分析,这种状况强烈呼吁新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出现。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并不断趋于完善的,主要包括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理论。

弹性理论主要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着眼于价格变动引起的国际收支调整,其基本思路是货币贬值通过影响国内外相对价格体系进而对国际收支发生作用。由于这一方法侧重于对外贸市场的分析,围绕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展开,故称为国际收支的弹性论。马歇尔最早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货币贬值和贸易收支差额进行了分析;后经过美国经济学家勒纳发展,形成了马歇尔—勒纳条件。1937年琼·罗宾逊在其《就业理论论文集》外汇篇中发展了弹性理论,着重研究了一国采取本币贬值政策时,进出口供求弹性对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1948年劳埃德·梅茨勒在《国际贸易理论》一书中进一步发展琼·罗宾逊的观点,形成罗宾逊—梅茨勒条件。此后,哈伯勒等人进一步完善,使弹性理论在20世纪50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吸收理论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国际收支与整个国民经济相关联。该理论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国民收入的产出及支出的关系出发考察了贸易收支失衡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将国民收入恒等式中的支出部分(消费、投资与政府购买之和)称为“吸收”,吸收理论因而得名。后来,经过弗里茨·马柯洛普、约翰逊等人进一步完善,约翰逊还提出了纠正贸易逆差额的“支出转向政策”(即增加产量)和“支出减少政策”。吸收理论约在20世纪60年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货币理论也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由货币学派创立,是二战后货币主义经济学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延伸。他们认为国际收支的任何失衡都是货币市场失衡的反映。1951年詹姆斯·米德在《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中把一般模型的货币方面与金本位结合起来,被认为是国际收支调节货币理论的复兴,给后来的货币主义者以启发。哈里·约翰逊1972年在《国际收支货币分析论》中强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货币性质,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模型。罗伯特·蒙代尔建立了IS-LM-BP一般均衡理论,把国际收支作为整体来对待,把国际收支不平衡当作是货币供求存量不均衡的结果,即认为国际收支本质上是货币现象。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国际收支危机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收支危机开始频频爆发,货币危机理论迅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经济学家先后建立了三代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或货币危机模型)。

20世纪70年代前,对货币危机研究较少。萨兰特、亨德森和克鲁格曼等人填补了空白,建立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萨兰特、亨德森(Salant & Henderson,1978)在研究黄金价格稳定机制的过程中,从理论上论证了这种价格稳定机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且极易遭受毁灭性的投机冲击。克鲁格曼(Krugman,1979)首创理性投机攻击模型,分析了在固定汇率制下,由于基本面的失衡,致使国际储备枯竭而造成固定汇率制崩溃的货币危机。这是一种由实际经济决定的货币危机模型,体现了固定汇率制度与宏观政策的冲突。弗拉德和加伯(Flood & Garber,1984)用简化了的线性模型求出了具体的崩溃时间的解,对此模型进行了完善。后来,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作了进一步扩展:Flood和Garber(1984)。Cumby和Wijbergen(1989)将不确定性引入模型;Obstfeld(1986)建立了一个随机模型,论证了自我实现危机的存在;Dellas和Stockman(1993)认为当对固定汇率的攻击导致央行进行资本管制时就会产生多重均衡;Agenor、Bhandari和Flood(1992)从不完全替代和粘性价格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价格具有越高的灵活性,危机发生的时间就越早;Blanco和Garber(1986)。Grilli(1986)和Wyplosz(1986)研究了固定汇率制崩溃后的其他汇率安排;Wyplosz(1986)。Bachetta(1990)。Dellas和Stockman(1993)等人发展了资本管制条件下的固定汇率投机攻击模型。

奥伯斯菲尔德(Obstfeld,1994)建立的模型是克鲁格曼模型的进一步发展,通常被认为是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他认为必须存在某种机制来协调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行为,才足以驱动经济从无攻击均衡点向攻击均衡点跳变,但多重均衡点的存在无法提供对协调机制的解释。后来经过Obstfeld(1996)。Drazen和Masson(1994、1995)。Ozkan和Sutherland(1995)。Bensaid和Jeanne(1997)等不断完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成功地解释了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即英镑危机。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是与实际经济基础无关的货币多重均衡模型。认为货币危机的发生完全是一种“自我实现”式的危机,即货币危机发生的时间是随机的,一场本不会发生的货币危机也会因市场预期的作用而发生;货币危机的发生并不是要以经济的基本面状况是否恶化作为充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有三种阐明协调机制的理论对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了扩展。Morris和Shin(1995)用投机性博弈理论说明某些不确定性情况下货币攻击将成为经济系统最终停留的惟一均衡点;1992年Abhijit和Sushil。Hishleifer、Welch等人提出信息重叠理论;1997年Calvo从全球市场中众多无差异投资者同时形成决策的假定出发,认为当存在信息摩擦时,一则不起眼的小消息就能诱发群体行为,使经济由无攻击均衡点向攻击均衡点进行跳变。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后续影响,使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产生。但从现有文献来看,第三代模型还不很成熟,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一是沿着第一代模型的逻辑,也把货币危机的发生与一国实际经济基本面相联系,但是视角已经由原来的宏观基本面转向微观基本面,较为流行的是道德风险假说。它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着眼于对银行体系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分析,代表人物主要有麦金农、皮尔和克鲁格曼。另一个是沿着第二代模型的逻辑,形成流动性不足假说(Chang& Velasco,1998、1999),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金融恐慌”心理(Diamond& Dybvig,1983),在羊群效应作用下,普通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货币危机(Radelet & Sachs,1998)。

内外平衡与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最新进展

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前三者属于经济的对内平衡目标,国际收支平衡属于经济的对外平衡目标。正统的国际收支理论主要讨论了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但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政策配合理论却将国际收支的调整置于一个内外部平衡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之内。这表明了国际收支调节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搭配的过程。

1951年米德在分析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时揭示了一种矛盾,即“米德冲突”。他指出,如果一国政府只是运用开支变更政策,而不同时运用开支转换政策,不仅不能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而且还会导致内外部平衡之间发生冲突。因此,要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就必须采取两种独立的政策,并进行适当的配合。1952年,丁伯根提出了经济政策理论,即“丁伯根原则”,他认为一国政府要实现几种经济目标,至少需要相同数目的独立有效的政策工具。所以,为达到内外部平衡,除了开支变更和转换政策外,还必须寻找新的政策工具并进行合理配合。1960年,斯旺分析了浮动汇率下支出增减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搭配。1968年,蒙代尔在米德和丁伯根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派原则,即“蒙代尔分派原则”。他指出,分配给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目标;分配给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平衡目标,以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进而,蒙代尔和弗莱明根据凯恩斯主义IS-LM框架,纳入外汇市场均衡条件,建立了IS-LM-BP模型,并考察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实现内外部平衡的有效性。

内外部平衡总是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解决这一问题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除了需求管理政策外,许多经济学家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强调了汇率政策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中的重要性。近年来,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加剧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体现。其中,以美国为一极的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急剧膨胀,而以部分新兴市场和能源出口国为另一极的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扩张。我国处于这一失衡的后一极。我国国际收支持续的双顺差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遭到了一些国家的批评与指责。然而,这并不是我国一国的问题,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政策的协调。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运行,也会通过多种途径传递到其他国家。

国际收支系统地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全部经济交易及相互联系。目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仍然不健全,多种机制之间较难协调一致,从而使这种调节机制收效甚微,给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解决内外部平衡问题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可以为一国制定外部平衡调节政策提供基础和依据。

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不仅经常项目大量贸易盈余，而且资本与金融账户也有大量盈余，造成了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现象。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说明了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不合理性。我国国际收支鲋‘双顺差’觋象还成为了西方国家批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主要依据，这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巨大的升值压力。汇率政策作为国际收支均衡的主政策。其取向需要以汇率对圜际收支影响的效果为依据，因为一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汇率对国际收支调节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因此，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能否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进行有效调节，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讨论与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采用弹性分析法和货币分析法等，虽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为货币当局制定国际收支调节政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