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美慈组织是一个国际救援和发展组织,长期致力于协助世界上被痛苦, 贫困和压迫等问题困扰的民众。

美慈扶持以社区为主导、以市场为驱动的各种积极的发展机会，倡导社区、政府和商业机构秉承责任感和充分参与的精神来共同解决问题。

1. 实现社区主导、市场驱动的恢复和发展

2. 发现社会创新办法解决重大难题

3. 激发人们解决全球性挑战。

5·12四川汶川地震项目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国际美慈组织通过当地伙伴机构，为生还者发起紧急援助行动。美慈的救助工作除了持续地为几千户地震受灾家庭发送生活必需品之外，还对年幼生还者提供心理援助，并支持受灾地区的生计恢复。

灾区青少年心理援助项目

通过与四川省团省委、中国扶贫基金会、都江堰市妇联、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等机构合作，美慈推广了两项曾经在其他国家灾后成功应用的青少年心理援助项目-“抚慰童心”、“加油-在运动中恢复”项目。“抚慰童心”旨在为青少年重塑安全的心理和社会环境；“加油-在运动红恢复”藉由体育与游戏活动促进青少年之间的讨论，帮助他们释放情感，重塑乐观自尊互信精神。

灾害管理能力建设项目

基于国际美慈组织在全球工作的经验，美慈中国面向受灾害影响的社区及回应灾害、紧急事件的执行者，开展了一项包括社会主导的减防灾（CDRR）、应急回应领导力（LEO）、备灾教育创新（DPEI）三项内容的灾害管理能力建设项目，其旨在提升社区减防灾以及领导人的应急处置能力。

School to Work是美慈与北京市第一所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中学——蒲公英中学合作开展的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集中的职业和生活技能培训，改善14－18岁的青少年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子女的生活质量，并提高他们未来的经济创收能力。项目将培训和就业结合起来考虑，依据劳动力市场需求，有针对地制定培训计划，提供就业信息、开发工作机会，并追踪项目受益人的从业情况。

金融教育是青少年生计发展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职业技能和创业、商业培训的重要内容。美慈的这一金融教育项目不是大学课堂里的金融专业教育，而是一种基本金融知识的普及。

该项目依据流动青少年在金融知识方面的切实需求，结合学校教育、社会支持体系和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青少年提供步入社会前必备的金融知识，协助他们为未来的社会角色做好准备。项目还计划促进打工青年获得金融服务的途径，促进他们的就业和创业。

GLOW （Giving Leadership Opportunities to Young Women,给年轻妇女领导机会）是一项专门关注彝族青少年女孩需求的扶贫项目，它为彝族未成年女孩提供文化知识、生活技能、卫生健康、职业教育、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培训，以此应对打工潮和当地艾滋病流行的挑战。

国际美慈组织举办的社会创新领导力培训项目，围绕社会企业、政府在推动社会创新中的角色、跨领域合作、资金投入在社会创新中的作用等议题，采用课堂讲解、案例研究、座谈与实地考察等形式，为中国青年一代领导人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路和经验分享。

伴随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繁荣，私人财富不断增加；同时，中国实行“小政府，大社会” 使得公众对社会服务数量和品质的需求也在增长。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私人慈善事业可谓呼之欲出。2004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经修订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使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第一次成为可能。一方面私人基金会、企业基金会和社区基金会数量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基金会治理、战略发展、项目管理、运行、投资等挑战也相应而生。美慈中国将与国内外的慈善支持机构一同协作，为新兴的中国慈善基金会提供机会，使之更好地运作，更好地支持非营利组织，进而培育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

美慈于2001年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开始与其共同开展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于1989年3月在北京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并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鼓励弱势群体的参与。除机构能力建设外，美慈还协助中国扶贫基金会在3个贫困县的小额信贷项目，为其筹集资金并提供技术支持。

美慈组织正与中国的合作机构通力协作，积极应对5·12四川大地震。这些项目为青年和儿童援建学校和其他设施，向儿童提供心理社会救助以帮助他们从因大地震造成的创伤恢复过来。为重点解决儿童因地震产生的一系列心理社会问题（焦虑等等），美慈组织的青年项目对专业心理人员和救助者提供培训， 同时还向学生和学校提供有针对性的物质援助。美慈组织在四川的所有项目都是在与当地合作机构的紧密协作下开展实施的。

“安迪·沃霍尔说过，‘每个人都能做15分钟的名人。’发现泰坦尼克就是我们的15分钟。”2012年4月，英国人保罗·哈特（Paul Dudley Hart）在北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0年代，哈特在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工作，探索深海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那时候他们有个小型载人潜艇，可以潜入近5000米深的海底。“那算是世界上最贵的升降电梯了。”哈特当时的工作是，每早起床进入潜艇，两个半小时到达海底，两小时到处转转，傍晚回到海面。他们想干点激动人心的事来证明这些技术有多牛。

哈特的一个同事说：“我们把泰坦尼克号找出来吧！”他们找了13次，都失败了。1985年9月，他们终于和法国一个海洋研究机构发现了泰坦尼克号——在水下超过4000米深处。

“泰坦尼克沉没了近75年，它那么传奇。激动爆了，我们吸引了全世界媒体，证明了我们的技术，让大家意识到深海探索有多刺激。”哈特此后一直在从事各种探险，先后在南极洲生活超过90个月，游走世界，出现在乌拉圭、阿根廷、巴西、柬埔寨和越南等地。

2002年，退休的哈特又开始了新探险——加入非营利组织国际美慈组织。美慈成立于1979年，是国际性的救援和发展组织。它主要在遭受灾难、战争、持续贫困和不稳定影响的地区工作。1990年代末，美慈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邀请下来到中国。

在最初帮助中国贫困地区建立小额贷款体系之余，美慈的项目也涵盖诸多其他领域，诸如汶川地震后的社会心理康复，帮助建设因流动人口和艾滋病导致的极度贫困的农村等。

如今哈特的身份是国际美慈组织高级副总裁，他像探索海底一样探索着如何在中国开展NGO（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确实有一两个NGO走得太远，涉及了政治或宗教。但这种敏感被扩大了。如果你做分内的事，坚持与当地人一起工作，和中国人合作而不是代替中国人，就不会有问题。”

“泰坦尼克号上其实没什么宝贝”

南方周末：泰坦尼克号众所周知的发现者是罗伯特·巴拉德，在探索过程中，你担任什么角色？

哈特：筹集资金来增进技术，帮助组建海洋探索中心——泰坦尼克的发现团队。发现后，我担任了与全世界媒体打交道的角色。媒体的信息需求量很大。我们是一个大型科研机构，媒体通常对科技兴趣不多，但对泰坦尼克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需要面对海啸般的媒体浪潮，很费神。我要一直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之后怎么打算。人们觉得我们为了赚钱，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靠的政府资助。

我们宣布发现的一切都属于公众，不会用来赚钱。另一个声明是，我们不会从船上拿走任何东西。那是座坟墓，应该得到埋骨之地应得的尊重。它对我们没有历史价值，只能当纪念品，拿走东西和盗墓没有区别。世界上很多古墓都被盗过，我们想要为海底的坟墓创立先例——给他们安宁。最后一次潜下的时候，我们在船上留了一个告示：跟随我们而来的人，请跟我们同行，不要打扰他们的长眠。

南方周末：告示起了作用吗？

哈特：两年后我们乘潜艇来到残骸上，伸出小型机械潜艇进行探测。那时很兴奋，尽管船上落了很多酒瓶、盘子，但没人碰任何东西。后来很不幸，商业探险者来到这里，从船上拿走东西卖。我们很难过，去美国国会寻求帮助，把它作为反例立法禁止用泰坦尼克上掠走的物品营利。我们至少可以阻止有人用掠走的物品在美国赚钱。当然泰坦尼克是英国的船不是美国的。

南方周末：泰坦尼克上有什么宝贝吗？

哈特：其实没什么宝贝，乘客有贵重物品都会随身拿走，或者戴着。即使有散落的珠宝，也可能会随着洋流漂到别的地方，寻宝的人幻想残骸里遍地宝物是大错特错。但不值钱的也被拿走了，盘子，酒瓶什么的。

南方周末：你一直从事海底探险，为什么会加入美慈这种NGO？

哈特：我是十年前加入美慈的。我发现自己退休了，明明我还那么年轻。我开始为几个NGO提供免费咨询，美慈是其中之一。过了几个月，他们看我这么拼命，就说你干脆来这儿干吧。我就成了美慈高级管理团队的一员。至于原因，我们在消耗这个世界的资源，就必须学会承担全球性的责任。有人道主义的原因，也有实用主义的原因，贫穷导致不稳定，最不发达地区饱受其害，对发达国家安全也是威胁。所以为了人道主义和现实的正当性，需要建立一个更和平的世界。

国际美慈组织高级副总裁哈特曾经是位深海探险家。如今他像探索海底一样探索着如何在中国开展NGO活动。 （受访者提供/图）

“在说话之前，你得学会倾听”

南方周末：你怎么评价国际美慈组织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哈特：很积极，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政府的诚意。中国是强大的，当然也有很多争议。但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举足轻重，中国的NGO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潜能、知识和资源，我们渴望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

南方周末：有没有人问你们为什么来这里，有什么特殊目的？

哈特：当然有。没关系，我们所有工作都是透明的。最关键、最简单的答案是：扶贫基金会邀请我们来的，全国青联或者别的机构邀请我们来的。因为我们能给中国的公益事业带来帮助。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而我们在公益、国际发展等方面有很多经验，也走过很多弯路，这些正是我们能带给中国的。

南方周末：中美之间存在一种“战略不信任”，很多观察者会把美国在中国的很多活动都看作“和平演变”，而西方的NGO或其他国际组织是这种战略的一部分。你们有感受到类似的情绪吗？

哈特：经常会有。但不得不说，很多次会议里，我也能感受到欢迎和支持。我们的工作相当低调，并不声张，我们只是在帮助我们的中国同行。

各国民众都会有排外情结，人们对异质文化总有不信任，美国的观察家也会说中国的对外援助只是为了石油或者矿产。这正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应该建立信任和对话。我们都希望有开放的市场和稳定的全球环境。这对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选择。

南方周末：如果其他NGO的朋友向你咨询“如何与中国政府取得互信”，你会怎么说？

哈特：倾听。在说话前，在计划前，你得学会倾听。确实有一两个NGO走得太远，涉及了政治或者宗教。但这种敏感被扩大了。如果你做分内的事，坚持与当地人一起工作，和中国人合作而不是代替中国人，不会有问题。你需要尊重中国文化，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做事方式。

南方周末：你所说的“中国独特的文化”是指什么？

哈特：比如多数中国人做事的主要动机，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不同，也是深刻的文化差异。例如，在美国，个人是首要的。没有哪个一定不好，只是不同。

另一个相关的差异是决策方式。中国政府制定政策要求可以立马上手。一旦决定，直接实施。可能决定前有讨论，但一旦决定就付诸实施，整个国家必须紧随其后。在西方，政策会随着政治语境而变，而在中国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

中国在建构自我认同，而在西方，我们常常解构自己。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太神秘了。中国可能开了几千次会才做出了一个决策，但对外国人来说根本看不明白。

“公民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的国际发展怎么评价？

哈特：我认为中国在很多不发达国家一直发挥着非常有益的作用。

南方周末：你指在非洲？

哈特：非洲、中亚，很多地区。中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也开采资源。做得卓有成效。如果我能为中国更好地发挥作用提点建议，我想说，中国在未来国际发展中，在社会维度应该有更多考量，比如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组建大型的中国志愿者组织也是好办法，因为公民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中国在国际扮演着重大角色，我认为向其他地区派遣更多志愿者对中国是有好处的。生活在那里，学习那里的语言，理解那里的文化，这样才能与当地人融洽合作，促进当地的发展。反过来这些会在外交、社会、贸易层面回馈到中国的全球利益。

南方周末：在这个过程中，国际NGO能为中国的国际发展做什么？

哈特：中国的NGO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网成为中国海外贸易强大而恰当的伙伴，例如吸收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没有什么比教给年轻人工作技能却不给他们工作机会更糟的，这只会引发不稳定。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当地金融、开采矿产石油方面做得很优秀，在这之外还需要延展到社会维度，中国应当更多地与当地社会分享收益。

南方周末：你对美慈与中国的合作有什么预期？有计划吗？

哈特：我们有很多计划，但这些应当由我们的中国伙伴来宣布和讨论，我们只是客人。我们和几个中国NGO讨论过——帮助他们进行国际立项的培训。我们并没有完全让这些事公开，也是为了表示对中国合作伙伴的尊重。我们一直允许中国的合作伙伴掌握当地宣传的主动权。

基辛格在中国问题上无疑是有远见卓识的，他说有贸易就没有战争。我们在人道主义领域的工作就是第一步——准备土壤，这样贸易、和平才有可能。所以让我们共同培育土壤吧。为什么要各干各的？至少要合作交流，而不仅仅是这样。

南方周末：关于中国的志愿者同行的工作方式，你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哈特：我没别的建议。比方种地，这世界上最了解种田的人，一定是农民。他可能没有技术，没有化肥，但他一定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当地人才是解决方案的规划者，解决问题的钥匙在他们手里。但通常他们有想法，却没条件实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赠予他们实现方法、资金、技术支持。

南方周末：远离政治和宗教应当也是特别需要的经验吧？

哈特：我们在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都开展过工作。在阿富汗，我们在塔利班统治前后都在当地工作，没有被打断，因为我们的每一个项目都对当局有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代表我们支持塔利班或者之前、之后的统治者。但我们在满足社会需求上有共识，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