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德五年(130I)，元朝军队为缅甸修筑了叫栖水利工程(在今曼德勒南部)，并开凿了墩兑运河。这两项对缅甸农业生产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为缅甸人民所利用。据英国人史谷特和勃朗两人的考证，今缅北的玉石矿是在13世纪由云南的一个小商贩发现的，开采玉石的技术也是由中国传人缅甸的。①

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兴起。中国仍然是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为明朝的“土司”。以今缅甸中部阿瓦(今曼德勒附近)为都城的缅王，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派使臣板南速剌经云南到南京朝见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年，朱元璋宣诏设置“缅中宣慰使司”，任命卜刺浪为宣慰使。其时，云南麓川(今瑞丽)傣族土官思伦发武装侵夺缅境土司，卜剌浪遣使向明朝廷诉说，朱元璋派钦差大臣“谕缅及百夷罢兵守土”，思伦发听命，纷争得以缓和。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诏设“缅甸宣慰使司”，任命缅王那罗塔为宣慰使。明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任命莽得刺为缅甸宣慰使。自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缅甸宣慰司6次派代表团“朝访”明朝，明朝5次派使节访问缅甸宣慰司。

据《明史》“土司传”记载，明朝在今缅甸境内除设置了缅甸宣慰司外，还设置了许多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御夷府；计有孟养宣慰司(驻今缅甸西北克钦邦境内莫宁)、木邦宣慰司(驻今缅甸掸邦兴维)、大古剌宣慰司(在今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明史·地理志》说：“亦日摆古，滨南海，与暹罗邻”)、底马撒宣慰司(在今缅甸东南部德林达依省．《明史·地理志》：“在大古剌东南”)、底兀剌宣慰司(驻今缅甸掸邦西北孟密)、蛮莫安抚司(驻今缅甸克钦邦东南莫茂)、孟艮御夷府(驻今缅甸掸邦景栋)、小古剌长官司、茶山长官司、底板长官司、盂伦长官司、八家塔长官司(此五长官司，《明史·地理志》说：“皆在西南极边”，地近大古剌、底马撤、底兀剌三宣慰司，当在今缅甸南部)、里麻长官司、东倘长官司、促瓦长官司、散金长官司(此四长官司地在今上缅甸)。明代在今缅甸境内设置的这些土司，都划归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管辖。他们臣属于明朝，并不是因为受到明朝的军事威胁，而是在各王邦部落分裂的状态下，主动臣服。明朝不向这些地方派遣官吏和征收赋税，由土官自己进行统治。他们以“朝贡”方式与明朝保持联系，由土官本人或派使者到明朝都城或云南省城“朝贡”。各土司间发生矛盾纷争，甚至军事冲突，明朝廷或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为之进行调解，他们大多尊重和接受调解。这方面的事例，史籍多有记载。明初，云南麓川土司叛乱，缅甸、孟养等宣慰司曾协助明朝平乱，捉拿叛乱首领思伦发父子。概括说来，据《明史》等以及英国人哈威所著《缅甸史》的记载，在隆庆末年(1572)以前的200年间，今缅甸境内各王邦部落大多主动接受明朝的土司设置，臣属明朝，通过“朝贡”方式，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

双方密切的政治关系，使经济文化交流呈现繁盛景象。木邦等上缅甸地区的食盐由云南内地供给；盂密宝井的玉石得到开采，大批云南人到缅北开采玉石，运往云南腾冲加工，再运销中国和东南亚各地。明代诗人杨慎的《宝井谣》、张含的《宝井歌》、施武的《宝井词》等，对当时云南人开采缅甸玉石的生活情景有生动深刻的描述。缅甸生产的陶、瓦、铜、铁、漆器技术，多是中国汉人传授的。明末朱震孟著《西南夷风土记》说：“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以下，地饶五谷。当国初兵力盛时，剪荆棘为乐土。”可见明初至明末缅甸经济变化之大。

明代中国商人从滇西重镇永昌(保山)、腾越(腾冲)等地，沿大盈江和瑞丽江接伊洛瓦底江贯通缅甸北南的水陆交通线往来活动，中国的丝绸、瓷器、陶器，缅甸的棉花、玉石等，皆为大宗交易物品。蛮莫(今缅甸境内克钦邦东南之莫茂)、江头城(今缅甸实阶省东部伊洛瓦底江西岸之杰沙)、阿瓦(在今曼德勒附近)、蒲甘、摆古(今勃固)等缅甸城镇，有来自中国云南、四川、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的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西南夷风土记》说，江头城有12道城门，往来贸易的人很多，城外有“大明街”，天朝军队打通了印度洋的出海口，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于摆古等地汇合（今缅甸故尼格来斯附近），开创了空前绝后的历史辉煌。据《西南夷风土记》载之：“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湖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交易五日一市，十日一市，商贾辐辏，故物价常平。至摆古等温城。每日中为市，市之周围，亦有走廊三千余间，以避天雨。摆古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长至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欤！上述5省来这里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人有数万之多。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缅人称为汉人地方。摆古城(今勃固)的情况与江头城相仿。这里临近大海，与中国的交往，除经由云南南下的交通外，还有通过闽粤而来的海路。在摆古西南部的港湾中，“江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长至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近代在缅甸南部的勃生河床发现15世纪的中国瓷器，即为明朝时期由云南和福建、广东运销至缅甸南部的。英人司考特《锦绣东方——缅族生活记录》一书说：“从云南到八莫的这条国际通道上，有从中国来的庞大驮运商队，数千骡马，数百劳工和商人，从中国运来大量丝绸。在八莫有座供中国商人休息和文化活动的关帝庙，还有许多仓库，堆满运来的丝绸和待运回去的棉花。”

明初，阿瓦缅王遣使入明朝，诉说麓川土司思氏侵其地。明廷派钱古训、李思聪由云南前往调解，消除纷争，二人回国后，据见闻兼考史籍，著成《百夷传》，为人们了解当时滇西和缅甸的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明末朱孟震《游宦馀谈》，末附《西南夷风土记》，记述云南和缅国的风土人情。当代史学家方国瑜教授考证，乃是随明将刘挺赴云南和缅甸抗击东吁王朝的幕僚所写实录，为朱孟震所得著录成书。《百夷传》和《西南夷风土记》是明代中缅交往的文化成果。

永乐五年(1407)，明朝成立四夷馆，内设缅甸馆，馆员既有缅甸人，也有懂缅文通缅情的中国人。弘治三年(1490)在馆中任职的刘迪是云南腾冲人，为中缅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随着中缅交往的日益密切，明朝除在京城四夷馆内设缅甸馆外，还在昆明设立“缅字馆”，培养翻译，接待缅商。清人师范《滇系》卷1l说：“明初，设缅字馆于滇垣，令汉人习而译之，(缅甸)今虽十年一贡，然其输诚之奏，纳款之文，仍不时上达，亦当事者所宜讲求也。”缅字馆不仅提供商业翻译，还从事公文翻译。

由于在缅甸的中国人众多，中国历法也在缅地施行。《西南夷风土记》说：“岁时、三宣六慰皆奉天朝正朔，摆古(今缅甸勃固)无历，唯数甲子，今亦窃听于六慰，颇知旬朔矣”。

16世纪中叶，缅甸南部的东吁王朝崛起，在以军事压力迫使各王邦部落受其统治之后，向暹罗和中国云南内地发动大规模战争。东吁王朝迫使各王邦部落就范，一方面是东吁王朝凭借强硬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也由于明朝晚期的政治腐败。例如木邦土官罕拔向明朝报请袭职，云南官吏以勒索未遂，拒不发给承袭状纸，罕拔就反叛明朝，投向东吁。民谚说：“官府爱惜一张纸，丢失地方二千里。”东吁王朝第一个国王莽瑞体在征服缅甸各王邦部落后，更发兵攻占元明时代的八百大甸宣慰司(今泰国北部清迈、清莱一带)，作为南下攻暹罗，北上攻云南内地的据点。

明嘉靖三十年(1551)，莽瑞体死，莽应龙继任东吁王朝缅王。他首先领军攻占暹罗都城阿瑜陀耶，大掠暹罗全境，然后回师北上阿瓦(今曼德勒附近)，向云南西部边境进攻。在攻占孟密、木邦、孟养之后，入侵陇川、进攻干崖，怒江西岸各土司地全被缅军攻占。明万历九年(1581)，莽应里继任缅王，继续扩大侵略战争。缅军渡过怒江，攻占耿马、孟定、湾甸(今昌宁县境)、姚关(在今施甸县东南部)、施甸，进攻顺宁(今凤庆)，明朝兵将多战死。东面缅军以八百大甸为据点，侵入车里(西双版纳)，烧杀抢掠，进至景洪，攻占车里宣慰司署，掠走宣慰使刀糯猛，另立刀应猛为宣慰使，迫令向缅王纳贡赋，并掠走大量人民，带到缅甸做奴隶。云南官府大为震惊，巡抚刘世增移驻楚雄，总兵沐昌祚移驻大理，调军队防御，并急奏明朝廷派军抗击。

万历十一年(1583)，明神宗派刘挺、邓子龙各领军五千，并征调云南各民族地方兵数万，大举抗击缅军。邓子龙由保山南下施甸，在姚关一带与缅军大战，把缅军赶至孟连、耿马以南。刘挺由腾冲人德宏，收复南甸、干崖、勐卯(今瑞丽)、陇川I、芒市后，攻下蛮莫，招降孟养，在伊洛瓦底江畔与一批土司会盟。万历二十一年(t593)，莽应里又使缅军攻蛮莫，入侵陇川、遮放、芒市。云南巡抚陈用宾自保山遣军出击，缅军败退。陈用宾于沿边修筑八关，防御缅军入侵。此八关为神护关、万仞关、巨石关、铜壁关、铁壁关、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在今盈江、陇川西部至瑞丽的沿边地区，有的在今国界内，有的在今国界外。陈用宾还在勐卯筑平麓城(今瑞丽城)，兴屯田，移兵屯守；开民屯，招内地人民移居。明代万历年间抗缅战争的胜利，陈用宾在滇西边境筑八关，建平麓城，办军屯和民屯，防御缅甸东吁王朝的入侵，对巩固云南边防具有重大意义。自此至乾隆时期，近两百年，缅甸东吁王朝逐渐衰落，中国则处在明清两朝交替时期，中缅边疆相对安定。

老挝与云南省南部接壤。老挝的老族与云南的傣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为同一族群的不同部族，他们语言相通，文化相同，地域相连；老挝境内的苗、瑶等族是从云南迁徙去的。大理国时期，今西双版纳傣族祖先叭真建立隶属于大理国的“景咙国”。今老挝境内的“猛老”和今泰国境内的“兰那”都是景咙国的组成部分。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中国，在“景咙”地方设置“彻里路军民总管府”之时，“猛老”和“八百”(原兰那)已经分离出去。然而，傣、老、泰、掸的密切交往是持续发展的。随着元朝对傣族“彻里路”统治的巩固，又在毗邻的掸泰地区先后建立蒙庆宣慰司和八百宣慰司，老族的“猛老”也主动向元朝“入贡”。元朝随即在老挝建立老告军民总管府。 《元史·顺帝本纪》载： “至元四年(1338)八月甲申，云南老告土官八那遣侄那赛赍象马来朝，为立老告军民总管府。”

14世纪中叶，明朝取代元朝统治中国。老告土官在明初的洪武年间就两次到明朝“朝贡”。洪武十六年(1383)，“麓川、缅甸、车里、老挝、八百皆内附，准为宣慰司”。①“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戊戌，老挝土官刀线歹入贡。”明成祖即位的第二年，建立老挝宣慰司。《明实录·成祖实录》载：“永乐二年(1404)四月己亥，设老挝军民宣慰司，以土官刀线歹为宣慰使，命礼部铸印给之。”老挝宣慰司建立之后，对明朝的人贡最勤，联系最频繁。据《明实录》和《明史·老挝传》等史籍的记载，明朝时期，老挝土司向明朝人贡达30多次，是云南省管辖的土司中入贡数最多者，从明初至明末万历年间，不曾间断。老挝向明朝人贡的贡品为驯象、象牙、犀角、香料、金银器等土特产品。明朝“回赐”与车里宣慰司(今西双版纳)同等对待， “宣慰使：绵二段，芝、纱、罗各四匹；妻：芝、丝、罗各三匹；差末头目：每人纶丝、纱、罗各四匹，折纱绢二匹，布一匹；通事(翻译)：每人彩缎一表里，折纱绢一匹，俱与罗衣一套；象奴、从人：每人折纱绵布一匹绢一套，俱与靴袜各一双”。老挝人贡的道路经由车里土司区北上，明朝往往命车里土司对老挝贡使进行护送。

明朝老挝宣慰司的地域范围，《明史·老挝传》说：“八百、车里与老挝相近，孟艮在老挝上流”，“其地东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八百，北至车里”。《明史·地理志》说：“东南有三关与安南(越南)界，西北距云南布政司(驻今昆明)六十八日程。”15世纪80年代，越南黎朝攻打老挝，明朝给予调解。《明史·老挝土司传》载：“成化十六年(1480)，(老挝)贡使至，会安南攻老挝，镇守内官钱能以闻，因敕其使兼程回，并量给道里费。明年，安南黎灏率兵九万，开山为三道，进兵破哀牢，人老挝境，杀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其次子帕雅赛走八百，宣慰刀揽那遣兵送至景坎(今云南景洪县景哈)。黔国公沐琮以闻，命帕雅赛袭父职，免其贡物一年，赐冠带彩币以示优恤。既而帕雅赛欲报安南之仇，觊中国发兵为助。帝以老挝、交趾(今越南北方)皆服属中国久，恤灾解难，中国体也，命(沐)琮慎遣人谕之。”嘉靖四十四年(1565)，缅甸东吁王朝攻占八百和老挝，《明史·老挝传》又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缅败，老挝来归，奉贡职，请颁印。后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印给之。四十年(1612)贡方物，言印信毁于火，请复给。抚镇官以闻。明年，再颁老挝印。时宣慰犹贡象及银器、缅席，赐予如例。自是不复至云。”

泰国的国名和疆域，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变迁。在今天泰国的疆域内，南部地区曾经建立过罗斛国，中部地区曾经建立过暹国，13世纪中叶以后合建暹罗国；北部地区曾经建立过八百媳妇国。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语言相通，文化相同，居住地相连，自古以来是一个族群的各个部族分属不同的国家。在这个族群居住地域内，中、泰、老、缅四国的疆域并非一成不变，在各个历史时代发生过变迁。13世纪中叶元朝建立之时，在今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设彻里路军民总管府。澜沧江以东称“小彻里”，澜沧江以西称“大彻里”。《元史·地理志》说：“大彻里与八百媳妇犬牙交错。”《新元史》卷二十五说：“八百媳妇蛮者，夷名景迈。”由此可知，与彻里(车里)南部疆域相接壤的八百媳妇在今清迈为中心的泰国北部地区。它的南面是以宋加洛(素可泰)为中心的暹国(今泰国中部)，再南是以华富里为中心的罗斛国(今泰国南部)。八百媳妇东面是老族居住地老告(今老挝北部)，西面是掸族居住地木邦(今缅甸东北部)。八百媳妇处于傣、泰、掸、老族分布的中心地带。元朝时期(1271—1368)，暹国和罗斛国都从海路经由我国沿海地区与元朝交往，进行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八百媳妇则从陆路经云南与元朝交往，元朝于其地先后建立蒙庆宣慰司和八百宣慰司，归云南省管辖。这两个宣慰司的建立，不是元朝用武力征服，而是傣、泰民族密切交往联系的结果。

元朝初年，八百媳妇国分为北、南两部，孟范以北今清莱府等地是浑乞滥的统治区域，孟范以南今清迈府等地是浑乞滥的弟弟力乞伦管辖地。“大彻里”、“小彻里”与浑乞滥、力乞伦之间，既有亲密交往，又有矛盾冲突。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元朝设置彻里路军民总管府后，八百媳妇不时出兵攻打彻里，元朝为维护对彻里的统治，于大德四年(1300)派兵出征八百媳妇国。但两万元军只到达今贵州境内，就遭到苗、彝、布依、仡佬等族人民的袭击，“士卒存者什才一二”，①迫使元朝取消对八百媳妇国的征伐。不久，八百媳妇国与彻里和好，在彻里傣族土官的影响下，于皇庆元年(1312)二月己卯，向元朝“献驯象二”。同年九月辛丑，八百媳妇国同大小彻里一起向元朝“献驯象及方物”。元朝则以“玺书”进行招抚。②皇庆二年(1313)八百媳妇国的头目乃爱等10人至云南行省，表示愿意归附，云南行省派法忽拉丁为使节，于延祜元年(1314)随乃爱等人到八百媳妇国访问。其时，南部力乞伦正发兵攻击北部浑乞滥领地，当知道云南行省使节来到，即主动停战。浑乞滥十分感动，“手书白夷字(泰文)奏章，献二象”，派浑乞漏等人随元使回访，表示感谢。元朝“赐以币帛”，由浑乞漏带回。招南通继承浑乞滥统治八百媳妇国北部后，与元朝交往更加频繁，泰定三年(1326)和四年(1327)的两年时间，4次派使节访问昆明或大都北京。泰定四年二月，招南通亲自到元朝大都(北京)访问，为元朝在八百媳妇国设置官府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同年九月，在招南通的请求下，元朝在八百媳妇国北部设置了蒙庆宣慰司。《元史·泰定帝本纪二》记载：“泰定四年(1327)闰(九)月申午，八百媳妇蛮请官守，置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及木安、孟杰二府于其地。以同知乌撒宣慰使你出公、土官招南通并为宣慰司都元帅。招谕人米德为同知宣慰使副元帅，南通之子招三斤知木安府，侄混盆知孟杰府。仍赐钞币各有差。”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驻者线蒙庆甸，即今泰国清莱府的昌盛。“昌盛”与“者线”同音，辖区为浑乞滥与招南通父子统治的八百媳妇国的北半部。蒙庆路宣慰司都元二人，你出公是从乌撒(今贵州威宁)调任的，显为蒙古族，招南通是当地的泰族首领。招南通的儿子和侄子分别被任命为木安府知府和孟杰府知府。蒙庆宣慰司的统治权掌握在当地泰族首领手中，蒙古族的你出公当是监督。

八百媳妇国北部建立蒙庆宣慰司后，南部统治者力乞伦于致和元年(1328)和天历二年(1329)，两次向元朝“贡方物”，表示友好和归附的愿望，至顺二年(1331)元朝在八百媳妇南部设置八百宣慰司。《元史·文宗本纪四》记载：“至顺二年(1331)五月己丑，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土官昭练为宣慰使都元帅，又置……者线蒙庆甸、银沙罗等甸并以军民府，秩从四品。孟并、孟广、者样等甸并设军民长官司，秩从五品。”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驻八百大甸，即今泰国北部的清迈。宣慰使都元帅昭练是当地泰族首领。4年前设置的蒙庆宣慰司驻地改为者线蒙庆甸军民府，属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此时的八百等处宣慰司辖境兼有元初八百媳妇国的南部和北部，即整个八百媳妇国的地域。元朝云南行省的疆域，从彻里路向南扩展，与暹国接壤。

1350年，罗斛国与暹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改名为暹罗国，首都在大城(又译“犹地亚”、“阿瑜陀耶”)，史称大城王朝。此时正当中国的元朝与明朝交替时期。还在大城王朝初期的明洪武四年(1371)，暹罗国便派使节从海路经我国沿海地区向明朝“人贡”，建立了友好交往。明朝时期的泰国北部地区仍臣属于明朝，为云南省管辖的土司区。《明史·八百土司传》载：“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还。后遣使招附，元统初，置八百等处宣慰司。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百媳妇国遣人人贡，遂设宣慰司。先是，西平侯沐英遣云南左卫百户杨完者往八百招抚，至是来贡。帝谕兵部尚书茹玮日：闻八百与百夷构兵仇杀无宁El，朕念八百宣慰远在万里外，能修职奉贡，深见至诚，今与百夷构兵，当有以处之，可谕意八百，令练兵固守，俟王师进讨。(此即明朝制止滇西麓川傣族土司思氏对八百的侵扰)自是及永乐初，频遣使入贡，赐予如例。永乐二年(1404)，设军民宣慰使司二：以土官刀招你为八百者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为八百大甸宣慰使，遣员外郎左洋赐印诰冠带袭衣。”所谓“世传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乃是望文生义的附会，实质上反映了八百内部政治上的不统一，部落间相互兼并。

元朝时期，八百就分为两大区域，元初设两个宣慰司，后来统设一个八百等处宣慰司，仍有北部的两个府，也是适应内部不统一的状况。明朝永乐二年设置的两个宣慰司。“八百者乃”显然是元代的“蒙庆”，“八百大甸”则是元代的“八百等处”。然而明代两个宣慰司的地域范围与元代两个宣慰司已经不同，从北部又分出了“孟艮御夷府”(今缅甸东北部景栋地区)。这就是说，在原八百媳妇国境内，明永乐年间分化成八百大甸(今泰国清迈地区)、八百者乃(今泰国清莱地区)、孟艮(今缅甸景栋地区)三个区域，都是明朝云南省管辖的土司区。这三个区域形成后，兼并仍在继续。《明史·地理志》载：“有八百者乃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二年四月分八百大甸地置，后废。”废八百者乃宣慰司，只存八百大甸宣慰司，是八百内部兼并的结果。

明代八百大甸宣慰司的地域，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说：“东至老挝，南至波勒，西至木邦，北至孟艮”。大约包括现在泰国北部的难府、帕府、南邦、南奔、夜丰颂、清迈、清莱等府之地。宣慰使驻今清迈，与元代八百等处宣慰司辖境不完全相同。南面的波勒即今彭世洛，已是暹罗国版图。又《明史·八百土司传》说：“其地东至车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喇与缅邻，北至孟艮”。由此看来，明代的八百土司地仍与今云南西双版纳接壤，只是“东至车里”的表述不太确切。宣德七年(1432)，暹罗国侵犯八百土司地，八百宣慰使向明朝报告，并“乞发兵讨之”，明朝“止降敕抚谕而已”。成化十七年(1481)前后，越南黎氏王朝发兵进攻老挝土司和八百土司，八百宣慰使刀揽那抗击越南的侵扰，并救援老挝，明朝“命云南布政司给银百两、丝币四表里以奖之”。①16世纪中叶，缅甸东吁王朝势力强盛，占据景迈，南打暹罗，北侵云南。八百土司避居景城(今昌盛)与缅军对抗。这时明朝国势衰弱，又在云南西南部抗击缅军的大规模侵犯，无力顾及八百土司。

明朝时期，由于云南西南部的缅甸各地区、泰国北部地区、老挝北部地区都是臣属于明朝的土司区，这些地区都以“朝贡”的形式与明朝进行官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这些地区都盛产大象，几乎每次“朝贡”的贡品中都有驯象，“朝贡”又很频繁，形成的交往通道便称为“贡象道路”。明末李元阳撰写的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记载了“贡象道路”，有上路和下路之分，“上路”是缅甸经滇西人内地的。“下路”是缅、泰、老，经滇西南入内地的。现摘引“下路”的描述：“下路由景东历者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三日始达车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一车里头目居之，蜀汉孔明营垒在焉。又行二日至大川原，轮广可千里，其中养象，其山为孔明寄箭处，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车里宣慰司，在九龙之下，临大江，亦名九龙江，即里水之末流也。由车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此地寺塔极多，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村以万计，塔亦以万计号慈国。其酋要杀，不喜争。敌人侵之，不得已一举兵得所仇而罢。由此又行一月至老挝宣慰司，其酋一代止生一子承袭．绝不生女。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摆古莽酋之地。”这条“贡象道路”的“下路”，即是由滇西南的普洱、车里(今景洪)通往泰国、老挝、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道。这条通道上的官方交往和民间交往都很频繁。

明黄省曾《西详朝贡曲录》卷中“暹罗国”载：“国之西北可二百里，有市日上水，居者五百余户，百货咸集，可通云南之后。其交易以金银、以钱、以海贝。其利珍宝，羽毛、齿革。其谷宜稻，其畜宜六扰。”这里所描述的“上水”，《大德南海志》作“上水速古台”，即又写作“素可泰”的今宋加洛。由此可知，当时从今泰国中部地区到云南的陆路交通已经畅通，且“百货咸集，可通云南之后”，商业贸易相当繁盛，“其交易以金银、以钱、以海贝”。特别值得一讲的是“海贝”。明代的云南，海贝用作货币，广泛在市场流通。谢肇涮《滇略》卷四载：“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贝又用小者，产于闽、广，近则老挝诸海中，不远千里而捆致之，俗日贮。”老挝不临海，当是由暹罗经老挝运至云南。明代云南大量使用的贝币，除来自我国的广、闽外，还来自暹罗(泰国)。

明朱孟震《西南风土记》载：“缅甸、八百、车里、老挝、摆古虽无瘴而热尤甚，华人初至亦多病，大而与之相习。”《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七载：“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之物，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诸处，结交土官人等。以有易无，亦有教之冶兵器，贪女色留家不归者。”谈迁《国榷》卷二十六载：“边民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等牟利生衅。”《明会典》卷一三二载：“令凡川、广、云、贵、陕西等处，但有汉人结交夷人，互相买卖借贷诓骗，引惹边畔及潜往苗寨教诱为乱，贻害地方者，俱发向边卫永远充军。”这些史籍记载表明，明朝时期，云南和内地省区的汉族人民，经滇西南到八百、老挝、缅甸去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久居不返和定居的人数相当多，这也是交往密切的重要表现。

伴随政治、经济交往，文化交往也相应地密切起来。明朝廷在八百大甸宣慰司内设置“都事”、“经历”各一员，负责翻译汉泰公文，由明朝吏部选派人员前往任职。①为了训练八百泰文的翻译人员，明朝廷于宣德六年(1431)在四夷馆内增设“八百馆”。首席教师蓝者歌，来自八百。②他为中泰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中国的汉族历法曾经在泰国传播和使用，并对泰历产生重大影响。1292—1518年间的20块素可泰(今宋加洛)碑铭中，有7块使用了汉历的干支纪年和纪日。14世纪泰国北部(八百地区)的碑铭也有许多汉历干支，当是汉历干支纪法先传人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形成傣式干支纪法后，再传人泰国北部和中部地区，为泰族人民所使用，这才留下了历史遗迹。

17世纪中叶．在明清交替时期，八百地区被缅甸占领，但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八百酋长曾依附暹罗，反抗缅甸的统治。清初，由于缅甸雍籍牙王朝纵容孟艮土司侵扰云南车里，清朝派兵反击。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军进入孟艮，孟艮掸族土司投向清朝，八百泰族土司主动归附；清朝在原八百土司区设置了整卖(今清迈)宣抚司、景线(今昌盛)宣抚司、六本(今南奔)土守备、景海(今清莱)土守备4个土司，归云南省管辖。④《清朝文献通考》对这四个土司的方位、范围、设置时间、土司姓名等，有明确的记载：整卖宣抚司“在孟艮土司西南境外，旧名景迈，即八百媳妇国，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头目召斋纳提举众内附，授宣抚司职”。景线宣抚司“亦古八百媳妇地，明嘉靖间，八百国为缅所侵，其酋避居景线，名小八百，其所属有十勐，地周一千八百余里，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头目呐赛举众内附，授宣抚司职”。“六本守备”即是六本土司，本整卖之地，以地方辽阔，自分为一部，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头目召勐斋举众内附，授土守备职。“景海土守备”即是景海土司，亦在孟艮土司西南境外，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头目召猛彪举众内附，授土守备职。

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朝在今缅甸东北部景栋地区设置了“孟艮土指挥使”、“整欠土指挥使”、“勐勇土千总”，在今老挝朗勃拉邦以北设置了“勐龙土指挥同知”、“补哈土千总”。此时云南省的西南统辖地域扩大至今西双版纳之外，包括了今缅甸东北的景栋地区，今老挝的丰沙里、会晒、朗勃拉邦北部，今泰国清莱、清迈、南奔三府。但云南省对这些地方的管辖，只维持了6年左右，就发生了变化。缅甸雍籍牙王朝在向北与清朝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同时，向西南攻打暹罗，于公元1767年攻陷暹罗国首都大城，灭亡暹罗大城王朝。郑昭组织暹罗军民驱逐缅军，建立泰国历史上的吞武里王朝(1767—1782)。1773年，吞武里王朝攻占南奔、清迈、清莱、昌盛等地，八百土司之地，自此属于暹罗。吞武里王朝之后的曼谷王朝继续统治清迈等地，延续至现在。元明清时朝的八百土司区，现在是泰国的北部疆域。

清迈、清莱等地归属暹罗之后，清朝与暹罗各王朝也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清迈等地与清朝的官方交往没有了，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依然延续。据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七记载，由今西双版纳南部边境，有东西两条交通线向南行，西经缅甸景栋地区，东经老挝朗勃拉邦地区，在今泰国清迈汇合，再沿湄南河南下，可达暹罗的大城、吞武里、曼谷等地。在云南至暹罗的陆路交通线上，民间的马帮商队带着中国的丝、茶、瓷器、铜器、铁器、土特产品，运销暹罗；暹罗的象牙、宝石、棉花、土特产品，运销中国的云南等西南地区。云南乃至内地省区的汉人，赴暹罗各地，特别是北部地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有些定居当地。现在泰国的华侨，有相当多的人数是清代去的，其中，北部的滇川籍人是从云南的陆路去的，南部的闽粤籍人是从海路而去的。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前奏是对乌乃、乌撒等土司的改土设流,重点则是对湘黔边,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地区及广顺、定番(今惠水)、罗甸交界处的开辟。

清朝雍正年间，开始了改土归流的改革进程，将世袭的土司改为由朝廷任免的流官，所谓流官，是指任职者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意思。为了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清朝发动了对少数民族的多次战争，但是土司制度直到清朝结束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华民国时期宁夏、青海一带的马步芳武装接受民国政府的任命，但对于其辖地仍然自行管辖，实际上和前朝的土司制度没有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剿匪、土地改革、民族区域自治等阶段，土司制度彻底被废除。

清制，于少数民族聚居之边远地区，置土官治理之。土官有文职武职的分别，其文职土官分为土府土厅、土州、土县三级，每级之内的土官又分若干等，作为土官支庶降授之等级。土府厅有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土推官、土经历、土知事六等。其中土推官旧有贵州镇远府土推官一人， 乾隆四十九年（1784），因其不管理土民村寨，遂改为正七品土官；土经历旧有云南开化府土经历一人， 嘉庆二年（1797）因其不管理土民村寨，遂改为正八品土官。此后土官已无土推官及土经历二项， 但存其等级，以为土府厅支庶降授之阶。土州有土知州、土州同、土州判、土吏目四等，土县有土知县、土县丞、土主簿、土典史四等。另有土巡检、土驿丞为土官支庶降授所不及，故不列于等。其土武官分为武土司及土武弁， 武土司之等级分为指挥司、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千户、副千户、百户、副百户、百长、长官司长官、长官司副长官等；土武弁则有土游击、土都司、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六等。凡列入等级之土武官，均统领土兵，管理村寨。少数无土兵可领、无村寨可管之土武官，属于有衔无职权，仅仅世袭云骑尉、千总、把总品衔或改授六品、七品武土官者，均不入武官等级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