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广东”一词的对称不是“真广东”，而是“老广东”。早期四川人和湖广人对岭南的广廉话和客家语的区别并没有特别的认识，于是他们对这些来自粤闽赣边区的移民的称呼，只有简单的广东人、广东话的说法，并不会在前面加上“土”字作为前缀。而且直至现代时期，四川人和湖广人仍更为习惯直称他们家乡的客家人为广东人，很少加前缀。这个前缀的来源最初有野俗、土著的意思。因为四川人和湖广人认为岭南人都是野俗的土著，文化这些要比湖广人落后一些，其实一直到当代仍有不少岭南以外的中国人认为岭南是“文化沙漠”。甚至人们一听到“文化沙漠”这个词就会联想到岭南，尽管人们已经知道岭南不是没文化，但这个词与岭南还是好像形影不离，岭南人对此倒不是特别在意，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自信与豁达。

到了清朝后期由于广东发生土客械斗事件，四川人和湖广人对广东西部语言与广东东路语言的区别有了比较确切的认识，这时有一些人为了区分岭南广廉话和客家语，就继续把他们家乡的客家语称为土广东话，使原来叫“广东话”的客家语加“土”前缀的状况得以发展，而同时把广廉话称为“老广东话”，因为该语言被认为是比广东东路语言更早形成的岭南汉语，所以冠以前缀“老”字。在四川，把来自一个地方的语言分别冠以老字或土字加以区别早有先例，比如说他们把中江、金堂、营山等地的老派湘语称为“老湖广话”，四川的主流语言则通称湖广话。另外一些人继续不加前缀直称客家语为广东话，这时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方言则称为“广南话”。以方位词作区别。这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知道客家语是广东东路语言，更主要的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广东那块土地就是中国南部，所以广东和广南并非是强调地理上错开，而都是指岭南。崔荣昌指出，清朝时的四川各县、各州府的地方志甚至直接将粤闽赣边区移民（即客家）称为“粤人”，直接把他们的语言记为“粤语”，从名称上来看，跟现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方言是用同一个名词，那么现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方言被定名为粤语反而不早于民国时期，甚至直到民国时期它主要还是被称为“粤白”，不是粤语。

崔荣昌指出，二十一世纪前后，一些学术界人士使用的“真广东”一词，在历史上并不曾存在和广泛使用，因为四川民间对客家语的俗称仍是广东话，很少加“土”字作前缀，只有在需要区别客家语和广廉话时，才会分别冠以土字和老字以示区别。这些定居在四川的粤闽赣移民（客家）虽然分别来自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但都被统称为广东人，只有来自广东的广东人、来自福建的广东人、来自江西的广东人的区别。土广东一词的对称是老广东，而非二十一世纪前后才出现的真广东一词。

明末清初的战乱给四川带来了巨大灾难，兵祸与饥荒使得当时的四川人口大减。为了恢复四川的人口和生产秩序，从顺治年间（公元1643年～1661年）开始，清政府从湖广地区（即湖南湖北等地）及周边地区（含江西、广东及福建）招募农民前往四川垦荒，即为“湖广填四川”。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为生活所迫的客家先民，迁徙到四川发展。来自广东、福建的移民并不占多数，与他们同去的“祖宗言”（即客家语）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客家人迁徙到四川以后，更是分散到四川各地（含重庆）。因坚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他们的语言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在自身发展和其他周边语言等各方面影响下，逐渐形成四川特有的“土广东话”。

在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土广东话在四川地区迅速萎缩。原本分布于农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土广东话逐渐为经济发达城镇地区的主流话语（普通话、四川官话）覆盖。土广东话已经退出出社会的主流话语平台（甚至可能在主流语音普及（推广普通话）背景成为即将消逝的语音遗存）；与此同时，它在特定的社会聚居区域长期传承，其以话语语音为表征的文化内涵具有典型的亚文化形态。

四川是全国第五大客家人聚居地。2019年12月《四川客家志》开题会上，四川省社科院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教授作了题为《谱写四川客家志存史入志的盛世华章》的致辞，说明该志以记述清初赣南、闽西、粤东北及毗邻地区的客家移民迁居四川后的生存、发展、演变中的历史、文化、方言及其现状，将成为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专志，提出充分利用纂修《四川客家志》的历史机遇，努力将四川客家文化资源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推向新高潮。

土广东话的基本特征与其他客家语方言一致，也保持了较多的中古汉语的特征。以成都东郊土广东话为例，二读作ni，四念作xi，称呼孩子为nai zi，这反映了中古语音“娘日二母归泥”，“精组字不与知组相混”的规律。与其他地区的客家语方言类似，土广东话没有撮口呼（即ü，IPA/y/），例如鱼读作yi，这也符合中古语音。

在构词方面，在称谓上加词缀“阿”，比如称妈妈为阿咪，父亲为阿爷，小儿子为阿么子，姐姐为阿姊。在名物词方面，土广东话中，称锅（一般用于炒菜的）为镬，称衣服为衫裤，称大腿为大髀。这表明，土广东话不仅语音上保留较多中古汉语特征，词汇方面也一样保留。

四川各地的土广东话能够交流，沟通度较高。就截至2007年掌握的情况看，东山（洛带）口音与隆昌口音、西昌口音比较接近，与仪陇口音的差别则较大。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不同地方的土广东话人群之间虽然能够不同程度地交流，但各地的口音都带上了不同的地域特色。口音的差别一方面来自祖籍地，另一方面来自世代接触的其他语言（或方言）的影响。

有学者经过调查，发现有土广东话分布的区域较广。比较集中的区域有：成都市东郊、内江地区的隆昌威远、川北的仪陇、川西南的西昌；可以说，四川地区（含重庆）有近一半的地区分布有“广东人”及土广东话。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表文章，四川省（含重庆）客家人口有150万左右（另有台湾学者估计为250 万人），但没有指明当中能使用土广东话的人口；而据四川政府网于2012年发表的相关报道，四川客家语人口为70万（不含重庆）。

其中土广东话又以龙泉驿区周边区域（成都市东郊）分布最为集中，形成了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岛，这一带客家人口达50万（仍能使用土广东话的人口少于这个数目）；因此，龙泉驿区被称为中国西部客家之乡，其所辖的洛带镇更是被打造为“西部客家第一镇”。

据相关资料显示，四川客家在川南主要分布在内江、泸州、宜宾、资阳等市,以及隆昌、资中、仁寿、彭山、富顺、威远等县(市、区)，以及凉山州所辖的西昌、会理等地区。其中，内江市区以及隆昌、西昌的分布最为集中。

客家移民后代在重庆市荣昌区的盘龙镇和成都市龙泉驿区的洛带镇最多，两地都有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成都的洛带古镇是客家人的聚居地，至今生活在那里的多是“湖广填四川”时从福建、广东、江西等地来的客家移民的后代，占当地人口总数的八成以上。盛产夏布的重庆盘龙镇客家移民后代众多、至今百分之六十的人会说客家话。

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客家人随湖广移民进入南充市仪陇县。经历400多年的繁衍，仪陇客家人已发展到30万之众。以朱、郑、丁、饶、陈等为主的20余种姓氏的客家人，分布在以马鞍为中心的29个乡镇，占仪陇县总人口的20%。仪陇是西南地区第二大客家人聚集地，仪陇客家人的祖上大多来自广东韶州，主要聚居在马鞍、乐兴、丁字桥、周河、石佛、杨桥、武棚、芭蕉、大丰、碧泉等地。其中朱德总司令就是客家移民的后裔。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州，客籍人。”

1994年出版的《内江县志》称：内江县方言目前有三种：属西南官话的内江话，属湘方言的老湖广话，客家话。内江市东兴区(原内江县)境内的顺河镇、郭北镇、永兴镇(过去的顺河区、郭北区)都有一些祖籍福建、广东的客家人。东兴区境内的客家人大多是明末清初时期从广东、福建等省客家集中分布地区迁入原内江县境内的客家人后裔。除东兴区永兴镇外，客家方言在内江市其他县区皆有分布：市中区主要集中在凌家镇；资中县则以铁佛镇为中心分布，包括睢家、万发、茶店、白庙、龙结等乡，至今仍是一个客家方言岛；在威远；说客家话的主要是与资中铁佛镇为邻的石坪乡的客家人；隆昌是客家人集中分布地区之一，通行广东梅县客家话和闽南客家话，隆昌全市客家后裔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石碾、周兴等地几乎是纯客家居住区，山川、傅家、石燕桥等乡镇的客家人比例也相当高。

隆昌市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山川镇、金鹅镇、周兴镇、界市镇、石碾镇等，形成了山川镇光华村、金鹅镇光耀村、光星村、胡家镇黄荆村、蒲芦村等客家方言岛，村民基本讲土广东话。

内江市的资中县以铁佛镇为中心的广东客家话，当地人叫“广东话”；内江市的威远县属于客家方言的“广东腔”，原来流行于新乡（包括荣胜乡和石坪乡），不过这个客家方言和资中县的客家方言岛铁佛场相邻。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的客家话以“方言岛”的形式散布于县北与隆昌相连的牛佛镇一带。其祖先多是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由闽辗转迁入富顺定居的居民后裔。

泸州古称江阳，历史悠久，从古至今。根据现存族谱和实地调查，明清两代后的泸州人口有很多是湖广迁蜀移民及其后裔，这些移民有广东、湖南、湖北，经不同的路线移入四川。迁入泸州的移民以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梅州居多，也有少部分来自福建、浙江、江苏、湖南，其中福建、广东的多是客家人。

宜宾境内的越溪河流域主要分布在叙州区(原宜宾县)，明代时属于宜宾县宣化乡，清代时划为宣中乡、宣下乡管辖。到了清代，随着外来移民尤其是客家移民的迁入，以合什为中心的宣中乡与宣下乡一带,粤风闽俗颇盛，形成了与明代迥异的社会风貌。在客家移民聚集的荣、隆二昌一带，土地资源的紧张，使新移民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开发滞后的川西北和川西南地区。旧日偏僻的宣中乡林区，此时进入了新移民的视野，开发逐渐被提上了日程。不少客家移民由宣下乡，逐步沿越溪河往合什场推进，最远进入了荣县南部。

到乾隆末年，在以合什场为中心，覆盖宣中乡古罗场、柳嘉场、沙沟场与宣下乡观音场、万里场的部分区域内，客家移民的数量已超越土著与湖南移民，形成了与宜宾县东北湖南移民聚居区相互区别的客家聚居区。随着客家移民的定居，越溪河流域的社会风貌逐渐呈现出岭南的特征。语言和习俗方面。民国中叶以前,从观音场过万里场,再沿沙沟、古罗到合什，一路都可找到会使用客家方言的乡民。在万里场一带，“居民半系粤东籍……言语习俗，尚存粤风”(民国杨予英《宜宾调查实习日记》)。在合什场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客家人的金坛葬习俗。由于客家移民相对集中，客家人居住地区普遍修建同乡会馆。

在操土广东话的四川人当中，朱德是最具代表的。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提到：“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1983年，有学者到朱德故居作方言调查，发现当地仍使用土广东话。

除此之外，还有出于成都洛带镇的天文学家刘子华等，也曾有过不小影响力。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隆昌县客家人有叶懋超、余广海、余广伦、蓝庭剑、余心宁、叶茂涵、吴绪钧、蒋志伟、彭洁、蓝长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