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宰相不一定是丞相，宰相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官职对应

太师

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设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奉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

【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最高称号。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官职，战后即废除。

【参知政事】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

【军机大臣】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任职者无定员，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

【御史】本为史官,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

【左徒】战国时楚国的官名，与后世左右拾遗相当。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举荐人才。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最高一级武官。

【上大夫】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的内容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

省市级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

【侍郎】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各部长官（尚书）的副职。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地方官员。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明清时指县长。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

【司马】各个朝代所指官位不尽相同。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因此世称“藩镇”。

【经略使】也简称“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

【刺使】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

【巡抚】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式成为省极地方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抚院”、“抚台”、“抚军”。

【校尉】两汉时期次于将军的官职。

【教头】宋代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

乡镇级

【提辖】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

【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

【知府】即“太守”，又称“知州”。

【县令】一县的行政长官，又称“知县”。

【里正】古代的乡官，即一里之长。

【里胥】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

黄恽先生写过一篇《古代官员的接任与卸任》，文中根据光绪初年上海道台刘瑞芬的日记，总结了中层官吏的接篆仪式：首先是旧道台封印，随后是新道台一系列折腾，走完所有既定程序，如坐着轿子，从东面抬往西面，过了县衙门，还得一直去，轿子要抬得四平八稳，叫做紫气东来；轿子过了三牌坊，兜走太平街，再往东行，以取“太平无事”之意；到了道台衙门的西辕门口，并不进去，仍旧往南，又折北，由东辕门进署，这叫做兜青龙。然后祭门、谢恩、拜印、升堂等。应该说，这些程序在更早的以前就存在，具体细节会有不同，但仪式少不了。对于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所有参与者都驾轻就熟。但这不能算交接的重点，重点还是在人、财、物上。

中国自夏商周直至明清，一直是家天下的局面。所谓的公共财政和皇家的私有财产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设置了掌管财政的机构如户部之类，但公共财政历来是皇家的提款机，几乎没人对此有什么异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花点钱又算什么。具体到下面也一样，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助手帮助管理钱粮，但衙门里的各种花销也要从钱粮里面出，公款私款依然纠结在一起。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儒林外史》第四十回中，将领萧云仙受命修筑青枫城，共花费一万九千多两白银。报账时上级认定花费太多，只能报销一部分，另外七千五百多两银子由萧云仙自己出。按法规，花销超支算作渎职，行政处罚（停职、撤职之类）或司法处罚均可，但谈不到用私款赔偿。而萧云仙对此并无异议，而是东挪西借堵窟窿，甚至把父亲的家底都给赔光了。这恰说明公款私款不分。正因如此，官员交接时就有了好戏看。走的人想多带点钱物，接手的希望前任多留下点。虽然都打着一心为公的旗号，但实际上考虑的都是自己的腰包，拨着自己的小算盘。那时又没有专门的离任审计，接手者认账，交接就能顺利完成。不认账，前任就走不了。不过，接任者也有离开的那一天，也得考虑自己将来面临的境况，所以只要没有太大问题，就会睁一眼闭一眼，让前任平平静静离开，反正自己还有搜刮百姓的机会。除非是亏空太大，估计自己几年内也弥补不上；或者本就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家伙，故意刁难前任，从前任那里刮点油水。唐朝时，李德裕接替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因为在仓库数字上有争议，就曾找来前几任的交割状勘验，并上书皇帝：“诸镇更代，例杀半数以备水旱，助军费，因索王播、段文昌、崔从相授簿最具在，惟从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杀数最多。”接任者未雨绸缪，要把接手的钱粮打折扣才行，甚至打了一半折扣。

其实不光是接任者为难前任，前任若豁出去跟继任者死磕，继任者也不好办。不像，有组织部的人或者相关领导陪着来做交接，那时就是一个人拿着个委任状去找另外一个人，双方必然会有一个交锋。这种时候其实是一个达成默契和妥协的过程，虽然有利益之争，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把事儿搞得太大。

古代地方官员的住房皇家是不管的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

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因此，在皇上临时给的地上盖房子、到最后又给别人住的那种傻事，当然没人肯干。

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

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

杭州市长苏轼的宿舍是“楼歪歪”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

到了宋代，官员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难度就大了。当时的制度规定，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不能由地方擅自决定，需要事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祐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就给中央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苏轼称，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至于那机关办公用房到底坏到什么样子，苏轼说，房屋都成了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宋朝的政府机关大院，虽然破旧了点，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还是要好很多。不过，和前朝一样，官员一旦退休，就得让出住房。至于退休后该住哪里，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员退休后，不该住在哪儿。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

朱元璋曾逼着地方官员给所有穷人盖房子　

《明太祖实录》92卷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

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于是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

试点成功，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