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威塞尔亲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对于他来说，一九四五年以后，他只是代替那些死难者而活着，这其中包括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在威塞尔看来，奥斯维辛“不仅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且是一个文化事实”。是“非理性的蔑视与仇恨的顶点”。威塞尔反思了整个欧洲文化，对这一丰厚的文化资源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欧洲文化的失败是真实的。并认定欧洲一些伟大的文化巨人如康德、费希特、伏尔泰和歌德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是有罪的。因为他们“企图证明对犹太人的恨与对人类的爱是可以调和的”。在这一观点之下的论据另有些是针对当代某些大作家、大学者发出的，这里，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海德格尔在希特勒政权下任教；安德烈·纪德用反犹太人的玩笑娱客；庞德在意大利国家电台进行反美宣传、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联想到我国抗战期间，汪精卫、周作人之流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得不钦佩威塞尔目光之犀利、批判之深刻。威塞尔无疑对后世知识分子的人格提出了严重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