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拿出个难题请教哈雷，哈雷一定会用一切方法去解决它。比如说，一个皇家学会成员约翰·霍顿问道：怎样才能合理而准确地测量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面积呢，版图是不规则的，直接对着地图，用尺子测量再计算显然太费功夫了。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哈雷用了一种独特的方式轻松搞定了。他找来了当时最精确的地图，贴在一块质地均匀的木板上，然后小心地沿着边界把地图上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切下来，称其重量；再切下一块面积已知的木板（如10cm*10cm），称其重量。两块的重量之比也就是它们的面积之比，所以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地图的面积可以很容易算出。再根据比例尺进行放大，就可知两地区的实际面积了。他得出的结果和用高科技手段测量出的面积惊人吻合。这种方法也可以在某些科学竞赛中找到踪影。

然而，尽管他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但他对人类知识的最大贡献也许只在于他参加了一次科学上的打赌。赌注不大，对方是那个时代的另外两位杰出人物。一位是罗伯特·胡克，人们记得最清楚的兴许是他描述了细胞；另一位是伟大而又威严的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他最早其实是一位天文学家，后来还当过建筑师，虽然这一点人们往往不大记得。1683年，哈雷、胡克和雷恩在伦敦吃饭，突然间谈话内容转向天体运动。据认为，行星往往倾向于以一种特殊的卵行线即以椭圆形在轨道上运行。用理查德·费曼剑桥大学，冒昧拜访该大学的数学教授艾萨克·牛顿，希望得到他的帮助。1684年8月，哈雷不请自来，登门拜访牛顿。他指望从牛顿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我们只能猜测。但是，多亏一位牛顿的密友--亚伯拉罕·棣莫佛后来写的一篇叙述，我们才有了一篇有关科学界一次最有历史意义的会见的记录：1684年，哈雷博士来剑桥拜访。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以后，博士问他，要是太阳的引力与行星离太阳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他认为行星运行的曲线会是什么样的。这里提到的是一个数学问题，名叫平方反比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且，哈雷自费为牛顿出版了这本书。

也就是说，因为哈雷，才会诞生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不过，很快哈雷自己就遇到了烦恼。从1680年起，他对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产生了疑问，询问胡克和皇家学会的一些会员时，无人能解答。1684年8月，哈雷带着这个在婚前婚后整整困惑了他四年的问题，前往剑桥找到牛顿。牛顿告诉眼前比自己小14岁的求教者，自己几年前已经知道答案了，只是没有发表而已。哈雷的困惑就此画上了句号，他和牛顿的交往则刚刚开始，科学史上一本划时代的著作也即将诞生。性格怪异的牛顿不愿意发表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所得，在哈雷游说下，牛顿开始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皇家学会也同意印行。此书的编辑、校对和序言撰写，更是由哈雷亲自完成。万事俱备之时，皇家学会却无法筹集资金，哈雷于是自掏腰包。为了让该书被更多的人接受，哈雷甚至致信当时的国王，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1687年出版的这本书，成为牛顿最著名的著作。哈雷也开始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来研究彗星。

1691年牛津大学的校园里有些不太平静。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哈雷，正一心谋求牛津大学萨维尔天文学讲席教授职位，这遭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反对。在同年上任的大主教眼里，这个著名的无神论者，断然不能获此职位。35岁的哈雷已是颇负盛名的天文学家，9年前他曾观察到夜空中一颗像扫帚一样的星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但大主教来头更大，他早已获得国王玛丽二世的信任。面对来自“离国王最近的人”的压力，牛津大学的职位最终给了牛顿支持的一位数学家。哈雷的愿望落空了。当他在15年前毅然离开时，这个毛头小伙子没料到，重返母校竟变得如此之难。

（1）哈雷生逢以新思想为基础的科学革命时代，1673年进牛津大学王后学院；

（2）1676年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纳岛测定南天恒星的方位，完成了载有341颗恒星精确位置的南天星表，记录到一次水星凌日，还作过大量的钟摆观测（南半球钟摆旋转的方向与北半球相反）。同年，建立了南半球第一个天文台。

（3）1678年哈雷被选为皇家学会成员，并荣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

（4）1684年，他到剑桥向牛顿请教行星运动的力学解释，在哈雷研究取得进展的鼓舞下，牛顿扩大了他对天体力学的研究；

（5）哈雷具有处理和归算大量数据的才能，1686年，他公布了世界上第一部载有海洋盛行风分布的气象图；

（6）1693年，发布了布雷斯劳城的人口死亡率表，首次探讨了死亡率和年龄的关系；

（7）1701年，他根据航海罗盘记录，出版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地磁图，1704年，他晋升为牛津大学几何学教授；

（8）1705年，哈雷出版了《彗星天文学论说》，书中阐述了1337-1698年出现的24颗彗星的运行轨道，他指出，出现在1531、1607和1682年的三颗彗星可能是同一颗彗星的三次回归，并预言它将于1758年重新出现，这个预言被证实了，这颗彗星也得到了名字－哈雷彗星；

（9）1716年他设计了观测金星凌日的新方法，希望通过这种观测能精确测定太阳视差并由此推算出日地距离；

（10）1718年，哈雷发表了认明恒星有空间运动的资料。1720年继任为第二任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

哈雷最广为人知的贡献就是他对一颗彗星的准确预言。哈雷在整理彗星观测记录的过程中，发现1682年出现的一颗彗星的轨道根数，与1607年开普勒观测的和1531年阿皮延观测的彗星轨道根数相近，出现的时间间隔都是75或76年。哈雷的计算，预测这颗彗星将于1835年和1910年回来，结果，这颗彗星都如期而至。这颗彗星就是几乎人人皆知的“哈雷彗星”。彗星的神秘性随之被打破。

此外，哈雷发现了恒星的自行，这又是一个重大发现。哈雷还提出利用金星凌日的机会，去测定日、地距离，为当时精确测定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提供了很好的方法。他还发现了月亮运动的长期加速现象，为精密研究地、月系的运动作了重要贡献。

哈雷有许多有意思的绰号。当年他出色地绘制了南天星图，于是当时的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弗拉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便叫他“南天第谷（Our Southern Tycho）”。第谷是丹麦天文学家，他用肉眼精确测量了北天777颗恒星的位置，并发掘出了后来成为“星空立法者”的开普勒。Flamsteed也以观测精确著称，第谷自然成为他心中至高的偶像。22岁的哈雷竟被性格严肃刻板的Flamsteed毫不吝啬地誉为“南天第谷”，其天文才华可见一斑。

可是，几十年后，哈雷从Flamsteed那里得来了另一个性质完全不一样的绰号“雷霉儿（Raymer）”。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Flamsteed和第谷确实有很多共同点。第谷发掘了开普勒，而在某种意义上，Flamsteed发掘了哈雷。格林尼治天文台刚准备建设那会儿，Flamsteed作为被制定的天文台第一任台长，找到牛津大学去选助手。当时正在上大二的哈雷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从此逐渐成为公众的焦点。

天文台建设得很顺利，一切看起来相当不错。可是随着时间推移，Flamsteed发现他和哈雷的性格根本合不到一块儿。哈雷活泼好动，说起话来轻快幽默，不着边际的想法多得是，（比如说，为什么星星有无数颗，夜晚还是黑的？）甚至有时会搞无伤大雅的恶作剧。这种个性在大部分人看来，当然是极具吸引力的，加上哈雷才华横溢，在公众影响力方面几乎是把Flamsteed秒杀了。Flamsteed一是嫉妒，二是作为一个认真严肃的学者，他绝对不能容忍哈雷这样大大咧咧锋芒毕露地做学问，于是有段时间他大肆诽谤，传了很多哈雷的丑闻。

从此这两个昔日志同道合的人变成了针尖对麦芒的冤家，互相打着笔墨官司，谁也不让谁。其实哈雷是个大方的人，口才又好，几乎成了皇家学会的“专业调解员”。胡克和海维留（Hevelius）之争、牛顿和胡克之争、牛顿和莱布尼茨之争，都是有了哈雷的劝说才稍显平息（尽管后两者最终还是酿成悲剧）。但哈雷容忍不了Flamsteed，在他眼里Flamsteed简直是个吃饱了撑的欺负后辈，脾气又怪异的家伙。

而Flamsteed则认为哈雷浮夸自负，没真本事，只靠发挥想像力、拉关系，就在皇家学会里混。更重要的是，哈雷貌似对神不敬。其实哈雷不过是试图用科学道理解释《圣经》里的一些奇异事件，比如大洪水。

与此同时，Flamsteed仍以第谷自况，他觉得自己的境遇和第谷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第谷也有个针尖对麦芒型的冤家，叫Raymers。但Flamsteed可不敢自夸说自己就是第二代第谷啊，他只好说他的冤家哈雷是第二代Raymers，简称Raymer，似乎这样一来也就间接证明了自己和第谷有缘。

可是Flamsteed能和第谷比吗？显然不能。第谷发掘开普勒的故事被传为佳话；而Flamsteed被他发掘的哈雷最后却闹成这副样子，叫人摇头叹息，情何以堪哪。

不过不管怎样，“南天第谷”和“雷霉儿”这两个绰号都挺来之不易的，浓缩了两个人之间的戏剧性的传奇。

人们（尤其在西方）谈到哈雷，习惯性地不直呼其名，而是叫他“彗星男（The Comet Man）”。当然，在其他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哈雷还是“潮汐王子（Prince of Tides）”，“地球物理学之父（Father of Geophysics）”等等。

还有哪个科学家能享有如此多的绰号呢？

除此之外，哈雷曾涉猎数学、地球物理、考古学等，但一颗彗星的光芒，似乎已完全笼罩了他身后漫长的岁月。很少有人知道，1693年哈雷发表的一篇关于死亡年龄分析的文章，为英国政府出售寿险时确定合理的价格，提供了坚实基础。据说，这是有关社会统计学的开创性工作，甚至对后来的人寿保险业影响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