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恪思自称,在八国联军入城之时保护了颐和园的许多珍宝,回銮之后完璧归赵,得到太后欢心。于是这位“洋爵爷”便开始了与七旬老太太长达4年的亲密关系,直到慈禧太后离世。为此,他也参与、见证了可惊可叹的“官闱秘事”:性的描写、宫廷的“内斗”、慈禧太后的生活和起居、太监的神秘……全书“男男同爱”、“男女风流”,以晚清末期的慈禧太后为主线,描述了慈禧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从书中的两个例子即可看出巴恪思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精通:一是某日慈禧太后赏赐巴恪思财物,他回旨道:“奉恩自上无地见容,恭蒙亲温之词感愧奚似。仰承荫蔽,贱躯尚佳,当效驰驱,答报慈恩于万一也。远臣九叩。”这样端正古朴的文字,绝非普通中国人所能写就。再如他在自己的书中形容慈禧年轻时被封为懿妃,特许回乡省亲,将此情形比作“让人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著名章节:元妃省亲的场景。”可见他熟读中国经典,且信手拈来,恰如其分,令人惊叹。

基于此,不难看出巴恪思确实是个令人羡慕的语言天才,他不仅谙熟欧洲文学名著,更对“中国禁毁小说”用语驾轻就熟,在英文原稿上用汉字反复注出“房中术语”,以此取信于人,多少也有某种炫耀的色彩和意味。其实,多难之邦,淫乱宫廷——“性”是抵抗恐惧、高压和无法捉摸的命运最好的一剂“良药”,但谁又能否认说那不是“毒药”呢?巴恪思与崇尚自由、作风大胆的英国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素来交好。1895年,王尔德被控曾“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而被判刑,巴恪思百般营救却未能如愿。可能是在奔走呼吁的那几年里,他对本国同胞产生了“怨恨”,于是来到中国,结交晚清的王侯贵胄,才阴差阳错地过了这样一段纵情声色的生活罢了。

《太后与我》不只热衷于“情色”描写,对政坛风景也有所着墨,使得整个故事扑朔迷离、玄之又玄,并不亚于当下明星们的“八卦新闻”:大学士孙家鼐、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密谋将太后与作者“捉奸在床”,不果；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幼兰)指使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毒杀作者这个“奸夫”,未遂；载沣、奕勖、军机大臣毓朗、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策划废掉太后让光绪“归政”；慈禧得知密谋,即派太监绞死光绪,准备立溥伦为帝并处死袁世凯；接着,袁世凯在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 清朝最后几年波诡云谲,光绪、慈禧在短短两天内先后驾崩,过于巧合,给“阴谋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光绪之死,无论是毒杀还是有意耽误,都可在合理范围内加以解释。孙家鼐、岑春煊、幼兰、载沣、奕勖等人的“阴谋”,立溥伦为帝的传言,均属想象力过于丰富的无稽之谈,也俱可从档案史料、利害关系的严密分析中加以证伪。至于袁世凯在宫内开枪一事,不用说,大家都会知道是假的,与史实大为不符。但是,《太后与我》凸显的人文价值却不容忽视,那些跃然纸上的沧海桑田和人间变幻无常的苍凉悲伤之感,显示了巴恪思深厚的文学功底。特别是他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习语,为研究19至20世纪之交盛行于宫廷或市井的北京官话,提供了一批生动的“活化石”。

抗拒与洋人打交道一九四四年一月，七十一岁的巴恪思于北京病逝。临终前一年，在好友瑞士人贺普利（R. Hoeppli）医生资助下，他以回忆录写就在欧洲的年轻时代的《往日已逝》和晚清寓居中国经历的《太后与我》 。贺普利是两部书的编辑，并写了后记，但他不愿在自己还活着时出版两书。他于一九七三年去世。贺普利的友人将手稿留给巴恪思生前喜爱的牛津大学博多莱安图 书馆。贺普利生前也将手稿复印多份，分转伦敦英国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学院图书馆。尘封六十八年之后，手稿才首见天日，以 中英文同步发行。

巴恪思，一个同性恋者，却与慈禧保持四年之久的性关系。他称自己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家和政治人物，与他们同床共枕，书中的男男性交，蔚为大观，描 写细致入微，他亲历的皇亲国戚足有几十个，宫中众位太监，如名噪一时的李莲英，都乐于此道。他的性对象有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奥兹利、保罗‧魏尔 伦，以及索尔兹伯里首相，几乎都是同性恋，仅一人例外，此人就是中国一代专制统治者、一九零八年去世的慈禧太后。令人讶异的是，书中还有宫中人兽行事的描 述。 《太后与我》的女主角当是慈禧太后，她的性生活的描写占了书中情*色内容的大半，她的性搭档是林林总总的男性，书中描写最多的正是作者自己。中文本译者是小说家王笑歌，这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认为：清代末季既是多欲之秋，也是多事之秋。 《太后与我》所叙述的，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幽禁、光绪和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无一不引人注 目，这些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透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 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多难的岁月，宫廷的性乱。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那条哲理：越是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越需要性的安慰。性是抵抗恐惧、高压和无法捉摸的命运的最好一剂良药，但谁又说那不是毒药呢？

拿起这本书，任何一个读者都会立即浮现一个大问号：是真实的，还是胡编的？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书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的大相径庭，读者疑窦丛生，可以理解。此书译者王笑歌说：「以我所见，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师的同性恋盛况；慈禧的性生活，慈禧与光绪的死因。」

一九七六年，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出版了《隐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谜》(后改名《北京隐士》)，书中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而相当阴暗的 巴恪思形象，指责他「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犯下「一系列欺骗行为」，指他的自传体书「根本是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特雷弗罗珀在书中罗 列了巴恪思一系列罪名后，还加了一条：叛国亲敌。随着《北京隐士》出版，巴恪思以及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一时被扔进垃圾堆。他成了历史上一段野史丑闻，一 段**情笑话。人们提起他，也就是「**情狂」、「大骗子」而已。

不过，那位瑞士籍医生贺普利在书的后记写道，他相信巴恪思的回忆录「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但「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 大程度上加入了想像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在研究完所有资料之后再作评论」。本书的英文版主编Derek Sandhaus认为，巴恪思写此书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或自夸自大，而是作为回忆，告诉读者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两段时间，一在英国，一在中国， 「他可以暂时无须顾忌羞耻地爱男人，同时被他们爱，但他的作品的确耸人听闻，他想挑战读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接受采访时说，在领悟了巴恪思的写作目的以后，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伤风败俗」之笔原来竟有深刻而合理的原因：作者意在描 述满清社会中对同性恋，特别是男子之间的同性关系宽容的伦理环境。这种环境在当时的西方是不可思议的，与一八九五年爱尔兰诗人王尔德（Oscar Wilde）被控曾「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而被判刑，形成鲜明对比。巴恪思在离开英国之前，曾为王尔德奔走呼号，征集资金；到中国之后，在满清 统治的北京，他居然找到了宽松的乐土，从此定居斯邦，而对西方人则避而远之，甘愿充当一位「北京隐士」。

清代对同性恋的宽容

鲍朴认为，至少可以认定，《太后与我》不是出于「妄想狂」之手笔，其内容亦非「压抑扭曲性欲的最后发泄」。它的价值，需从多方发掘。它所目击的光绪、 诸大臣与慈禧之间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史书的记载有颇大距离。但作品的人文价值则浮出水面。他说：「跃然纸上的沧海桑田人间变幻无常的苍凉悲伤之感，显示了 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它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习语，为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盛行于宫廷或市井的北京话，提供了一批活化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多层面 的人文价值要由读者去发现，去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