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菲律宾和夏威夷服役，1915年退伍时，他是一个受到高度赞扬的上士，后来在一个打井队搞测量工作，在美国和墨西哥发生纠纷时重新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为军官，被派赴法国，他的大部分工作时是行政职务，23岁时以上尉军衔第二次退伍，当时获得一个意大利勋章和潘兴将军的表扬。

战后他在一个罐头厂工作了两年，由于从戎心切又于1922年加入海军陆战队，从士兵干起，1923年获得少尉军衔，并在西海岸和古巴等许多地方服役，1925年进行了4个月的航空训练，但没有完成。1927年，31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思·卡尔逊怀着“教会中国人养成尊重外国人的习惯”的信念踏上中国这块神秘的国土。卡尔逊当时的驻防地是上海。后来，卡尔逊被任命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军官。在接受任命时，他的指挥官布里斯托尔上将对他说：“我希望你能真正的深入去了解中国。中国太大，人口也太多了。除了广泛的结交朋友，你是无法达到了解中国的目的的。只要我们能平等地对待他们，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他们丝毫不比我们低下，有些方面甚至还远远地超过我们。……”布里斯托尔曾经在中国服役多年。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时，布里斯托尔是长江上的美国驱逐舰“奥尔巴尼”号舰长。他是第一个向新生的共和国鸣礼炮致敬的。通过布里斯托尔将军，卡尔逊认识了正在中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0年以中尉衔在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帮助该国组织国民警卫队，他的两个前任都是被手下的人杀掉的，他断定，当地人的敌意不是没有缘故的，尽管他的西班牙文不怎么好，但他从不用翻译，在没有说法对方承认自己应当受罚之后，他也从不轻易处罚一个人，由此得到军心。有一次他听说有100名匪徒抢劫了一个村庄，便带了12个人追击，毙伤9人，抢回了被劫财产，因表现特别英勇此获得海军十字勋章。但是卡尔逊心中充满疑虑：在他的心目中一直以为美国是一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但他的勋章使他否定了昔日的结论。

1933年卡尔逊重新来到中国。但洋味十足的上海已不能满足他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渴望。因此，卡尔逊来到北平。卡尔逊把在北平的主要时间都用在了了解中国文化上。作为公使馆的警卫副官，他发现，在北平的美国驻军中每月总要有1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其中很大部分是由于与当地中国居民发生文化冲突所致。后来，卡尔逊为在北平的美国人开办了一个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的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几个月后，受到纪律处分的人已逐渐减到每月不足十人。从1935年8月到1937年7月在陆战队美国总统罗斯福营当指挥官，并在陆战队学校进修。

1937年春天，卡尔逊申请第三次去中国执行任务的申请被批准了。起身前往中国前一周，卡尔逊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单独接见。此时的世界正处于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边缘。罗斯福给了卡尔逊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罗斯福说，“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突变，我想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

1937年8月，卡尔逊乘“麦金利总统号”客轮进入黄浦江时，日本侵略军正在进攻上海。卡尔逊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他放弃了去北平学习汉语的计划，转而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处任职。在上海观察战场是一项“既简单又令人痛苦”的工作。卡尔逊和其他观察员只消在能够俯瞰苏州河的屋顶上或公共租界边缘楼房中租一个窗口，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场战争的详情。当他们看到中国军队在日本的坦克、大炮射程内英勇地进攻，又一排排倒下时，卡尔逊对身边的观察员说：“真想冲过去，拣起阵亡者的枪跟鬼子拼呀！”就在这天晚上，他从几个童子军口中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当他唱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时，他感到他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在战场上，他问一个参加救助的民工：“你为什么要打仗？你的同胞为什么不怕死？”“救——国！”那人答道。“那你们怎样去救国？”“通力合作，不怕死就能打败鬼子。”“通、力、合、作？”卡尔逊没有听懂那人口中乡音浓重的上海话。“工——合！”那人又把四个字简化成两个字。“工合！工合！”这两个字在卡尔逊心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几年后，在太平洋战场上，卡尔逊的突击营口中喊着“工合”二字冲上日本人防守严密的一座座小岛。“工合”二字响彻太平洋上空，从而使日本人闻风丧胆。

卡尔逊的老朋友斯诺这时也来到了上海。斯诺此时刚刚完成《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初稿，就被卡尔逊借走了。几天后，专程前来归还书稿的卡尔逊一进门就大声说：“天哪，埃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是真有那样的人，还是你凭空编造出来的？”

“这是什么话？”斯诺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嚷道，“他们就像我写的那样活生生的生活在陕北、在山西、在日本鬼子后方。谁都可以去跟他们交谈，同他们在一起生活呀！”说到这里，斯诺故意顿了顿，“我相信，他们尤其会欢迎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员去他们那里。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军官敢勇敢地穿越封锁线到他们那里去。”

斯诺的话激起了卡尔逊对陕北的兴趣。他向斯诺说：“如果他们（共产党）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那么，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当时，“从北方传来了中国的八路军在山西省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的消息”。他思考这些消息时，曾写道；“我开始看到席卷这个国家的团结和民族主义的强有力的精神，能转变成令人生畏的抵抗方式。或许北方的领导者正在做了。用中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去抵消日本人在火力和机械化装备方面的优势。如果是这样而又成功了，就将改变这场战争的整个面貌。”于是，他决定到北方去亲自考察八路军的作战方法和和理论。在得到在驻沪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奥弗里茨·亚奈尔上将的批准，经过端纳和斯诺的联系和国共双方的同意后，卡尔逊持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用通行证，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和美军观察员的身份，于1937年11月下旬从南京出发，正式开始了他的华北敌后考察。

卡尔逊途经武汉、郑州、西安、淦关、临汾，于同年12月中旬抵达山西省洪洞县高公村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自迎接，经作家周立波翻译，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你是访问我们军队的第一位外国军官，”朱德总司令亲切地说，“我们很高兴接待你，你想看些什么呢？”卡尔逊说：“希望与八路军一起生活、行军甚至战斗，了解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还想知道一些指导你们士兵行为的准则等。”朱德爽快地笑着说：“那好，你可以接触我们的战士和干部，向他们提出你想知道的所有问题。”为了让卡尔逊了解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朱德专门为他召集了参谋会议，回答他提出的所有问题，还安排他先后会见了任弼时、左权、彭德怀、林彪等八路军指挥员。同时，卡尔逊结识了史沫特莱、丁玲、。在近半个月的接触中，卡尔逊在朱德和他周围的士兵身上，真实地发现共产党军队内，人与人之间家庭般的亲密关系和可敬的精神源泉：“友好、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他深切地感到朱德总司令具有的三种杰出的品德：罗伯特·李的仁慈；亚伯拉罕·林肯的谦恭；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坚强。当他在夜里在总部大院和朱德坐在一起吹起口琴的时候，使得史沫特莱相信他对朱德已经产生类似于父亲的感情。

1937年12月26日，卡尔逊背上干粮袋，在一支小部队的护送下，开始向千里之外正遭受日军疯狂进攻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发。途中，他先后会见了刘伯承、薄一波、徐向前、陈赓、陈锡联、徐海东等人。于1938年1月29日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阜平，受到聂荣臻和举着“欢迎美国朋友”三角小纸旗的边区群众的列队热烈欢迎。在参观访问之后，卡尔逊又越过同蒲路的日军封锁线，到晋西北访问了贺龙，然后又赶往洪洞与即将率总部赴太行前线的朱德进行了一次长谈。经过这次在敌后步行3000余里，往返51天的旅行考察，虽然“共产党人并没有减弱卡尔逊对美国原则的信仰，但是，共产党军队的训练教育方法，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指挥官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明能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严于律和自制的一支军队。我所见到的是料想不到的事实，是我终生难忘的阅历。”“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

卡尔逊回忆道：“《时代》杂志说，日本人控制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周围700英里以内的所有领土，”他对我们说。“但是，我走到了距离北平150英里以内的地方，仍然属于中国人的领土。我穿过了日本人控制的同蒲、正太两条铁路线。我亲自看到，同蒲、正太、平汉、平绥四条铁路线以内的所有地盘也都在中国人的手里。除此以外，游击队还控制了平汉路以东河北省中部的17个县。在五台山，我看到了学校、医院、工厂和无线电台，有关政治的政策性问题都通过电台向汉口请示。”“所到之处，”卡尔逊上尉说，“人们都各干各的事。身体健康的人都受军训埃文斯拍摄八路军战士，然后分别到正规军、游击队或人民自卫团工作。每个县都有动员委员会，由县长领导。正规军和游击队都穿制服，他们经常袭击敌人。不穿制服的人民自卫团在城镇巡逻，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也会突然盘查过往的陌生人，查看他们的证件。侦探或汉奸是无法进入这个地区的。”在河北，这位上尉看到了群众和游击队是如何共同打击敌人的。一队日本人朝镇上走来。游击队截住他们，打了起来，群众赶快把所有的食品都搬走。等敌人进入镇子，已经空空如也，什么吃的也搞不到。在这个时候，游击队又包围了镇子。日本人不得不饿着肚子打回平山基地去，结果遭受了许多损失。卡尔逊说：“这件事说明，当军民携手合作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华北的游击战不仅仅是偶尔对日本驻军进行袭击，而且还从根据地对日本人发动有计划的进攻。根据地已拥有42个县、500万人口。1938年1月10日，卡尔逊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大会，政府所在地是五台山。这个政府是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人士、八路军和其他军队的将领。其任务是“以军事力量打击敌人，并在经济上、政治上同他们进行竞争”。生产粮食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为日本工业服务的棉花的种植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实施了一项以实现这个地区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全面经济计划。

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减税。政府是按民主原则组建的。人民之所以起来打日本人，不仅是因为不愿作亡国奴，而且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好。他们不仅是保卫战争以前拥有的东西，而且是保卫他们在抗战过程中得到的东西。即使日本当局答应让他们过上以前的生活，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这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竞赛”的含义，这也是军事抵抗的基矗在这个基础上，一支人民的军队建立了。这支军队是卡尔逊前所未见的。他起初对之感到惊异，后来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赞不绝口。“所有的服役都是志愿的，”他对我们说。

“纪律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同时也由于共同认识到并接受抗战和每个军事行动的宗旨而感到有义务这么做。官兵之间没有什么鸿沟。他们不叫‘军官和士兵’，而叫‘干部和战士’。战士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充分的思想教育，知道是保卫大家的共同幸福。官兵之间充满信任。每次战役之前都举行会议，详细解释和讨论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和性质、每个人承担的任务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仗打完以后，充分分析胜败的原因和它同抗战的总目标的关系。表现出色的战士被送到五台山的游击干部学院深造，那里已有430名学员。”

给卡尔逊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种体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对我们说，这些战士经过最严格的体力训练，认识到每个人作出最大努力的重要性，因而变得非常坚强，他们往往完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次一支600人组成分队，要执行一项截击日军的任务，卡尔逊毫不犹豫地跟随行动。这次任务十分艰巨，分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往90多公里以外的目的地。这天夜里，分队出发了。他们携带32磅的装备，冒着严寒，越过深谷、森林和急流，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奔袭。卡尔逊凭着往日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练就的体魄，勉强跟上队伍。32个小时以后，分队终于到达目的地，并出色完成了截击任务。精疲力竭的卡尔逊惊奇地发现，虽然每个战士都极度疲惫，却没有一个掉队的。他问一个战士：“你如何能做到不掉队？”战士的回答令卡尔逊终生难忘。战士说：“如果一个人只有两条腿，他会掉队。但我除了有两条腿，还有头脑。我理解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我知道这次行动对整个战斗意味着什么。”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打仗的办法，他们伤亡的人数只占敌人伤亡人数的十分之一。1月6日，卡尔逊目睹了中国战士摧毁30辆日本卡车和缴获大批武器装备的情景。中国人用步枪和手榴弹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打死打伤40个日本人，而游击队仅死伤4人。游击队根据人民群众提供的情况准确掌握敌人的行踪，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往往获得大胜，而中国方面则无任何伤亡。卡尔逊在五台山看到了缴获的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和食品。“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每天吃的全是日本的口粮，”他说。这不是宣传，而是一个有训练的军事观察家的冷静的报道。“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卡尔逊说。“晋察冀边区的新根据地证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规模的进攻。去年12月份日本人曾派了8路纵队大举进攻，结果全都被迫撤退。这样的人民，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像一个人在大海中挣扎一样。”

接着，卡尔逊前往临汾访问了阎锡山后，渡黄河，经西安，于3月初回到战时首都武汉。3月下旬，卡尔逊又往徐州和台儿庄前线访问，他会见了李宗仁、白崇禧、孙连仲和直接守卫台儿庄的池峰城、田镇南等各级将领、听取战况介绍，观察前线各个地方，“作为军人，我注意观察，分析这场战争采用的战略战术”。他写道：“我已看到过两个阵地战前线的军事行动，也看到了游击战的前线。这两类战争，后者似乎更适合于中国的目标。”1938年4月，卡尔逊又北上考察敌后的整个游击区。他先经郑州去西安，拜访了省长蒋鼎文。蒋劝告说：“这样的旅行将是非常危险的。你为什么要去冒险呢?”卡尔逊回答道：“我来自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把自由、平等视为不可或缺的。为了保持这些权利，我们国家的人民经受过很多痛苦。我看到中国人民同样地爱自由爱平等。从我已经看到的，我相信他们为了后代的自由平等，准备牺牲自己的享受、家庭以至生命……我将向全世界报道。以自由的名义，这种冒险是我国任何一个人都乐意去做的。”这段话使蒋的“泪水流到了他棕黑色的双颊上。他抹了抹泪水，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参赞，我没想到一个美国人能这样深地了解我们战斗的日标’。”卡尔逊还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会见了林伯渠，并在林的安排下于5月初到达延安，成为第一个、也是1944年7月美国观察团到延前唯一访问过延安的美国官员。

在考察延安的10余天中，卡尔逊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向一个具有官方身份的美国人进行的谈话，而且这个人还负有定期向美国总统直接报告中国情况的任务。毛泽东就国内外多方面的间题同卡尔逊进行了畅谈，其中着重向卡尔辽详细讲述了中共关于抗战和建国的主张。毛泽东还介绍刘白羽为首的五位青年文艺工作者陪伴卡尔逊去敌后考察。

卡尔逊在内蒙古、绥远地区，会见了爱国将领邓宝珊、马占山；在晋西北，会见了贺龙、赵承绶；在五台山地区，访问了聂荣臻、彭真，详细了解了晋察冀边区代议制、合作社流动银行、财政收支、军事战斗、人民运动以及地主与农民间的合作等问题。当他得知边区正在发行救亡债券时，便用美国银行的旅行支票购买了一些债券，以表示对边区的支持。后来，他通过史沫特莱又把一些债券送回美国换成美金，并捐给中国为伤兵筹款的医药救济基金。他在边区还会见了在八路军中服务的白求恩和布朗大夫；在冀中，会晤了吕正操，询间了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方法；在冀南，会晤了徐向前、邓小平，他描述了邓小平：“头脑像芥末一样灵敏……”了解八路军收编土匪的工作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尔后，他前往山东了解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情况，会见了省长沈鸿烈、专员范筑先以后，于1938年8月返回汉口。他的第二次敌后考察行程5000里，历时4个月，曾越过日军防线3次。

至此，卡尔逊对中国抗战的考察总共历时约8个月，行程8000里，足迹遍及延安和北方所有抗日根据地，会见3国共两党领导人和几十名高级将领，经历了许多场战斗，了解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证实了看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这就是：日军推进的速度很快，与此同时，红军也神速地深入敌占区开展消耗战，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有了飞跃的变化”。他从游击战争的发展看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景，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如同他的老朋友斯诺所说的那样：“1938年，除史迪威外，埃文斯·卡尔逊，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认识到日本人战线后方游击队这种惊人发展的重要意义的美国军官。”

正如朱德所评价的，卡尔逊是“一个诚实正派的美国军人”。他决定将他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实地考察的真相，毫不隐瞒地公布于天下，以引起中国各界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中国抗战、特别是中共及八路军游击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在卡尔逊结束第一次北方考察返回武汉作短暂停留时，武汉已成为战时的首都，国民政府的重要机关，国民党的主要军政首脑、各国驻华使节都集中在这里。在董显光的安排下，卡尔逊还会见了刚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伉俪”的蒋介石夫妇。在与蒋介石一个小时的会见中，卡尔逊竭尽全力向蒋介石呼吁“结束过去兄弟间的流血”，给予八路军以援助。他对蒋介石说：“八路军是一支抗日生力军。可是他们衣单食薄，急需食品、爆破筒和打坦克的弹药，尤其急需医药和绷带。委员长，我以一个军人的名义代他们提出请求，请您尽快地向他们提供援助！”他还行后会见了孔详熙、冯玉祥、何应钦、陈公博、周恩来、等，并用很多时间来撰写对北方的观察报告，有的直接寄回白宫。他是第一个向美国总统赞扬八路军，呼吁援助八路军的美国军人。“作为证据，他给总统寄去了共产党缴获的一些日军文件、一本日记和一件皮军衣。”在晒得黝黑的卡尔逊结束第二次北方考察返回武汉时，“汉口正在绝望中战斗”。当时，大约有40名外国记者在武汉采访、报道抗战情况。“在他们之间引起巨大震动的，是一名美国海军军官的事件。一名美国军官在中国北部战线长途跋涉回来，这一点已够耸人听闻了。这名军官就是埃文斯·卡尔逊上尉。他是目睹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游击队的战线的第一个外国军人·一卡尔逊把此行的所见所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情，毫不隐瞒地公布于众。这对在他这样地位的人来说，确实是非常令人惊叹的举动。”他确信，“他在游击区体验到的，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善’。他毫不怀疑地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

他不惜以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他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地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对那些兴致勃勃地倾听他的发言的记者们满怀热情地说明情况。”就如史沫特莱所形容的那样，卡尔逊“简直象个着了魔的人”，不放过任何一次演讲的机会，对任何问题都乐意坦率地予以回答。他还允许记者们披露他的名字。他说：“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作为伴随中国军队作战的第一个美国军官，他受到了美国亚洲舰队司令的表扬，司令说：“你是中国军队的一个观察者，你的任务要求你在中国内地旅行数千英里，往往是步行或骑马通过最艰苦和最危险的地区，而生活条件也和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原始生活条件类似。这个时期，你的任务的性质不仅使你遭到作战的直接危险，而且遭到瘟疫和疾病的袭击。”卡尔逊在中国游击队生活了差不多两年，每天行军达60英里，吃的不过是一把米。但他不仅学会了游击战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学会了使士兵能够忍受这种艰苦条件的因素：“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

回到汉口的卡尔逊不遗余力地为共产党进行宣传，呼吁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援助。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定期报告中，卡尔逊称赞在中共那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腐败；军队官兵平等、精神饱满、斗志高昂。他还在信中建议：应该援助中共这支抗日武装。他的某些言论使海军检查官有些头痛，他的言谈被认为是超出了作为外交官所能许可的限度，与美国海军部的看法也大相径庭。特别是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美国来说也具有危险性，这不仅使东京、也使华盛顿颇不满意。更使华盛顿方面和国民党方面绝对不能容忍的是，他把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当作抵抗日军和民主的典范来加以颂扬。于是，1938年9月16日（一说17日），卡尔逊接到不得在公开场合发表类似上述情况的谈话的命令，否则要严厉追究责任。

经过一天的痛苦思索后，卡尔逊于9月17日向美国海军部提出辞呈。他说：“我还没讲完事情的一半。如果不改变成个人身份的公民，我就不能再讲下去。因此我提出辞职，辞去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军官的职务。紧迫的责任感不让我作旁的选择。”就在他决定辞职后没几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却拍来准备晋升他为少校的电报，但他毅然表示不能接受。

卡尔逊的确是一个诚挚的人，具有强烈的信念，勇敢而富有进取心。当在武汉的朋友们再三劝告他，无论是为一个象他这样已经在部队服役二十几年的老军官的远大前程着想，还是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生活条件着想（辞职意味着失业），都不应轻率地辞职时，他真诚而又坚定地说：“没有理由不让我发言。我说的句句是真话，我还要继续说。这是我的义务!”他对他的朋友史沫特莱说：“不要再谈个人经济安全问题了，唯一要紧的是，我们正确嘛，”这时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发表言论和从事写作，介绍他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日本在远东扩张的危险，并且一再指出把废钢和其他军用物资送给未来的敌人的危险性。他写了两本书《中国的双星》和《中国的陆军》。

有些批评家发现，卡尔逊作为军事观察家比政治评论家更适合，因而认为他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描述显得“令人怀疑他的批评性”。但人们还是发现：《中国的双星》一书，整个来说，判断是成熟的，而且写的很好。《民族》周刊的批判家希望“美国能有更多的军人具有卡尔逊显然具有的智慧和兴趣。”

1941年1月31日的《洛杉矶时报》和《洛杉矾每日新闻》同时刊登了刚从中国归来的卡尔逊的访谈：预计美日在90天之内将会爆发战争，日本人有可能搞不宣而战的伎俩。在文章中，卡尔逊提醒美国公众注意：“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我们的第一防线都是英勇抗击着日本的中国！”

1941年5月，卡尔逊重新穿上他心爱的军服，他本来告诫麦克阿瑟日本要进攻菲律宾，他很想在菲律宾中部山地训练民兵打游击战的，但麦克阿瑟相信的是正规战，加上军种的隔阂，他回到陆战队任圣迭哥埃里奥特兵营第二团作战情报官。1942年2月5日，卡尔逊受命组建第一独立营，即“卡尔逊飞行突击队”或称“工合营”。罗斯福总统把他的爱子詹姆斯·罗斯福送到卡尔逊身边担任突击营参谋主任。卡尔逊以5比1的比例严格挑选了1000名突击队员，以实现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以八路军精神组建一支美军中的八路军的梦想。

卡尔逊在突击队的日常训练中，时时刻刻以八路军官兵平等的精神为榜样。他与普通士兵一样站岗值勤、排队打饭、露宿野外、背着挎包和武器参加急行军。每周五，突击营依照八路军的样子召开民主讨论会，每个士兵都可对一周训练中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参谋主任小罗斯福还像八路军中政治委员一样给大家作形势报告。会议间隙，大家都会要求他们的“老头子”给大家吹段口琴，听他讲他在中国时与八路军并肩行军的故事……

在训练过程中，他采用八路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思想教育”的方法，让士兵们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卡尔逊把部队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称为“工合”（“工合”本是卡尔逊在中国抗日根据地见到的工业合作社的简称，在英文中的意思便是团结协作精神），而“工合”一词便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近战营官兵的座右铭。在持续近4年的大平洋战争中，第二近战营官兵发扬“工合”精神，采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特别是奇袭战术，骁勇善战，被誉称为“卡尔逊的近战兵”，令日寇闻风丧胆，成了日军的克星。正如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戈登·普兰奇教授在《中途岛奇迹》一书中所作的评价：“由于卡尔逊曾作为文职观察员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逗留过，对共产党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该营的训练、姿态、外观受其影响很大。他的突击营比之常规的陆战队营就像狂热的摇摆舞节拍比之大型歌舞剧一样，但是一旦需要，他们是相当能打的。”此外，法国著名军事史学家乔治·布隆德博士也在《大洋余生——“企业”号征战史》一书中对卡尔逊及其部队作过如下评价：“另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森·F·卡尔逊曾作为参谋部军官参加了（夺取）塔拉瓦（岛）的远征。他曾经被派到中国共产党军队中做观察员。1941年，埃文森被任命为某突击营营长。他在组织他的部队时，参考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所证实了的出色的作战方式。”1942年8月16日，卡尔逊运用八路军的奇袭战术，偷袭日军重兵守卫的马金岛一举成功，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的一块丰碑，此战经过也被永远载入了美军战史。而卡尔逊本人也名噪一时，被视为美军的一员良将。

当时，美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与日军激战，袭击马金岛正是美军的一次佯攻行动，其目的是要把日军兵力从所罗门群岛地区吸引过来。美军统帅部将这项特殊任务，交给了卡尔逊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队第二近战营（由5个连组成）来完成。载运卡尔逊部队的军舰，是当时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最大的两艘潜艇“鹦鹉螺”号和“鱼”号（这两艘潜艇排水量均为2700吨，长113米以上）。美方之所以打破惯例，用潜艇载运登陆部队，显然是为了达到使日军毫无觉察的目的。1942年8月16日拂晓，海军陆战队第二近战营未遭到任何抵抗便悄然登上了马金岛。上岛后，按照卡尔逊的布置，美军士兵分数路进攻岛上的日军，摧毁军事设施，夺取有用的情报资料，使岛上日军乱成一团，还误认为美军已大举登陆，连连发报，请求日军统帅部从较近的瓜岛地区调兵增援。直到清醒过来，日军守岛部队才匆匆忙忙地骑自行车或乘坐卡车赶来阻截美军。根据卡尔逊部队的呼叫，“鹦鹉螺”号潜艇的火炮向日军猛烈开火，并击沉日军3500吨的商船1艘和巡逻艇1艘。此时，卡尔逊部队已歼灭了约200多名守岛日军，摧毁了岛上大部分军事设施并掠获大批有价值的情报资料，更关键的是已经达到了调动日军部队的战略目的，于是开始撤退。由于涨潮妨碍了第二近战营的撤退，卡尔逊部队付出了一定代价，但因为有第二近战营副营长、卡尔逊的得力助手詹姆斯·罗斯福海军少校（罗斯福总统的大儿子）的冷静指挥，使除9名陆战队员（被日军俘虏后押到夸贾林岛杀害）以外的海军陆战队员安全返回潜艇。战后，美国影片《工合》就是反映卡尔逊运用八路军游击战术进行马金岛偷袭战经过的。

但卡尔逊的“工合”精神冲击了美国军队的传统和秩序，引起军中很多人的反感。1943年4月1日，卡尔逊被免去突击营指挥官职务，转而担任团主任参谋。从这以后一直到1946年卡尔逊以将军军衔再次退役，他再也没有被委派指挥任何部队。1947年5月27日，卡尔逊溘然辞世，享年51岁。作为卡尔逊的亲密朋友，朱德总司令给卡尔逊夫人发去了唁电，沉痛悼念这位追求真理的战士。卡尔逊准将在临死之前还有一个莫大的安慰，那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代表中国人民联名发出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为中国民主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卡尔逊虽然未能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的胜利，但他坚持真理和正义，最早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可贵情怀，永远感动着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美国朋友。

卡尔逊有两个预言：一是日本肯定会向美国发动进攻；二是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海伦·斯诺夫人曾经这样回忆：1946年，正值中国内战酝酿之时，卡尔逊偕夫人蓓姬到她家作客，与斯诺夫妇畅谈两天两夜。卡尔逊当时说：无论打还是不打内战，中国问题不久总会得到解决。不是建立（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就是中共取得最终胜利。他没有预料料到的是，他死后3年，他所在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他的工合营，1950年在朝鲜长津湖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展开的大战。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曾两次巡游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足迹遍布北方5个省份，行程长达5000余公里，成为访问中国共产党敌后根据地军队中的第一位美国军官。他时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

“我想请你在中国期间为我做点事”

卡尔逊于1912年进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很快晋升为中尉。卡尔逊曾经有过3次来华经历。1927年2月，卡尔逊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次年6月担任了驻上海的美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官员之后，应邀为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撰写有关中国及远东局势的评论。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是这家报社的工作人员。从斯诺口中，卡尔逊第一次得知，中国内地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正在与蒋介石的军队作战，这支军队的名字叫“红军”。由此，卡尔逊便产生了更多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1933年，卡尔逊第二次来华，在北平美国公使馆卫队中从事情报工作。在这里，他学习了两年中文。

1935年春，卡尔逊奉命调回到美国，担任罗斯福总统的警卫。到1937年春，他被第三次派往中国时，已经和罗斯福总统成了好朋友。临行前，总统接见了他，并对他说：“听说你又要去中国了。我想请你在中国期间为我做点事。我要你经常给我写信，直接寄至白宫，告诉我你干得怎么样，以及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听听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卡尔逊对总统的信任十分感激，他向罗斯福总统保证：“我一定做到。”

“你是访问我们军队的第一位外国军官”

1937年12月15日，卡尔逊上尉一行来到了山西洪洞县附近的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亲自到院门口迎接了他们，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你是访问我们军队的第一位外国军官”，朱德总司令亲切地说。在接下来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卡尔逊上尉走遍了整个八路军总部，与朱德总司令、任弼时政委、左权副参谋长等八路军领导人多次交谈，深入八路军各营、连、排、班，在延安还见到了他的美国同胞、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卡尔逊上尉在朱德总司令和他周围的干部、士兵身上，发现了在共产党军队内有着“友好、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

在结束对八路军总部的访问之前，卡尔逊上尉又向朱德总司令请求去山西五台山前线视察访问。圣诞节一过，卡尔逊上尉一行人就出发了。他们穿越了敌人的层层封锁，访问了一个又一个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参观了沿途各类八路军敌后抗日学校，并走访了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1938年2月中旬到达临汾地区时，他深有感触地说：“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化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

“很高兴能在这里欢迎你”

1938年4月，卡尔逊上尉从汉口来到西安，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介绍了自己的访问计划。随后，卡尔逊上尉来到了我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林伯渠对他的访问计划十分支持，并给毛泽东和延安其他领导人写了封介绍信。1938年4月下旬，卡尔逊上尉以美国观察员的身份来到延安。1938年5月5日夜，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会见了卡尔逊上尉。卡尔逊上尉在日记中这样描写道：“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的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两人一直聊天到次日凌晨，内容主要是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国未来的预言。通过这次会谈，卡尔逊上尉对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

1938年5月15日，卡尔逊上尉离开延安，继续他的第二次华北之行。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访问了陕西、河北、山西、内蒙、山东5个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拜访了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八路军领导人。1938年8月上旬，卡尔逊上尉返回汉口，又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和项英等。

走访了延安、华北等我敌后根据地之后，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