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5年，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在其年度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北京的交通问题是“城市化、现代化、机动化进程中多重矛盾产生的，根本问题是城市规划的问题”。当时北京已形成了回龙观、天通苑、望京3个规模巨大的“住宅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在研究中发现，这些不断出现的超大规模的“住宅城”已成为制造交通拥堵的源头，由于“住宅城”的就业功能、成熟城市配套等功能区布局的缺乏，致使大量人口每日如潮水般在城郊之间奔涌。

在中小城市，人们每天平均出行距离为1.5公里～2公里，而在北京，这个数字已超过10公里，而且每年还在递增。出行距离增加后，按人均每天出行2.5次计算，人们对交通的需求量成倍增长，导致政府投入无法满足需求。

三是公共设施跟不上，医院、学校、垃圾处理场等设置跟不上城市和人口扩张速度。

此外，政府对学校、医院等优质公共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郊区配比很少，例如天津好的中小学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和平区，很多人虽然居住在郊区，但依然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入和平区的学校，而因为校车、公交等公共服务跟不上，家长每天必须开车接送，交通需求量暴增，尾气污染严重。

四是盲目发展汽车工业、房地产开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在北京，2010年以来小汽车以每天2000辆的速度增加，而新的汽车生产基地仍在投产。而在各大城市，近年来房地产开发均出现高速增长，且从市中心逐步向郊区扩张，却没有人监管城市发展的失控，最终造成了整个城市效率低下。

在北京市的城市规划中，人口控制规模的指标一直倍受关注。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至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然而，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0万，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

内部人士透露，从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资源来看，应该严格控制人口，但北京人口规模控制困难，历年来北京市每一次城市规划中的人口规模指标均被突破。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

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数据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一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更加突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其实，城市病并非中国独有，甚至可以说这是国际性通病。

城市病的治愈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且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是，即使治愈城市病的过程再复杂，其基本的药方也只有一个，就是以人为本，从“宜居”的角度去打造城市，而不是用其他的标准。正如专家给出的“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宜居”指标一样，只有如此，城市化的过程才不会误入歧途，城市病的治愈才能有一个真正的起点。

2010年12月13日起，北京市就治堵措施公开征求民意，这份被网友称为“京版严治堵新政”首次写入了“严格控制中心城建设总量增量、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等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