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债市场是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进入流通市场的国债成为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金融产品，与各类金融产品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所以，选择国债利率作为基本利率，满足基本利率的基础性要求，能有效地传递市场信号和调控信号。

第三，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行方式的市场化，国债期限品种结构的多样化，使国债在质和量上都有了突破；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形成，国债二级市场交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国债流动性明显增强。国债市场的发展使国债利率的市场影响力在不断上升，金融机构在国债发行市场的投标、一般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都会考虑国债二级市场的收益率。国债利率已自然而然地充当起基本利率的角色。

联邦基金率

联邦基金率的作用日渐突出。近两年来，联邦基金率在美国的宏观调控中出尽了风头，它们的准备率基本没有变化，再贴现率只是跟在联邦基金率后面转悠，唯有联邦基金率在那儿0..25%地上串上跳。它有效地调节了美国、甚至世界经济的运行，因此有必要对联邦基金率有个深入的了解。

所谓联邦基金率是指美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其最主要的是隔夜拆借利率。这种利率的变动能够敏感地反映银行之间资金的余缺，美联储瞄准并调节同业拆借利率就能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并且将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资金余缺传递给工商企业，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国民经济。尽管，对联邦基金率和再贴现率的调节都是由美联储宣布的，但是，其方式则有行政规定和市场作用之分，其调控效果也有高低快捷的很大差别，这也许这正是联邦基金率逐渐取代再贴现率，发挥调节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作为同业拆借市场的最大的参加者，美联储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调节同业拆借利率的能力的，因为它能够调节的只是自己的拆借利率，所以能够决定整个市场的联邦基金率。其作用机制应该是这样的，美联储降低其拆借利率，商业银行之间的拆借就会转向商业银行与美联储之间，因为向美联储拆借的成本低，整个市场的拆借利率都将随之下降。如果美联储提高拆借利率，在市场资金比较短缺的情况下，联邦基金率本身就承受上升的压力，所以它必然随着美联储的拆借利率一起上升。在市场资金比较宽松的情况下，美联储提高拆借利率，向美联储拆借的商业银行就会转向其它商业银行，听任美联储的拆借利率孤零零地“高处不胜寒”。但是，美联储可以在公开市场上抛出国债，吸纳商业银行过剩的超额准备，造成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紧张，迫使联邦基金率与美联储的拆借利率同步上升。因为，美联储有这样干预市场利率的能力，其反复多次的操作，就会形成合理的市场预期，只要美联储提高自己的拆借利率，整个市场就会闻风而动，进而美联储能够直接宣布联邦基金率的变动，至于美联储是否要辅之以其它操作手段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作为联储“适度”紧缩政策的继续，预计联邦资金利率将从1.5%提高至1.75%。分析师称，联储官员已经明确表示，尽管已经连续加息两次，但他们认为当前联邦资金利率的低水平仍然是无法持久的。由于预期加息的经济学家占绝大多数，因此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FOMC2008年最后两次政策会议(2008年11月10日和12月14日)上是不是会继续加息。目前，债券市场--透过联邦资金利率期货合约--反映出联储将在十一月加息一码，而在随后的十二月会议上将暂停加息。交易稀薄、次年夏季到期的期货合约则反映出，今后七次联储会议中可能有四次加息。过去20年，全球处于降息周期，美元LIBOR从1984年的13.75%下降到2004年的1%，走过了下跌5浪，从2004年中开始回升，目前到5.75%左右，其他主要国家利率走势类同。

中国商品价格过低的原因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原因是投资过热，投资过热的原因是资源价格低(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环境、政策门槛)，企业仍有利可图，特别是外资(政策优惠多，超国民待遇)。但是，中国的资源价格不可能继续低下去，现在政府意识到了这点，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包括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人为本理念等。这意味着中国的资源价格将不再便宜，包括人力资本、土地价格、资金成本、环境成本、资质门槛等。

2023年5月4日，澳门金融管理局宣布，即日起，基本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

2023年7月27日，澳门金融管理局宣布，即日起，将基本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75%。

2024年9月19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宣布，将基本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5.25%，即时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