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也有租戏园子演堂会的。这两类人当属新贵。

五、有的官方人士办堂会戏，就用公家的礼堂，如何应钦在北京为其母办寿，就在中南海。

王公人家，高官显宦的堂会，多演大戏。小一些的宅门和梨园行，办个生日满月，多唱些皮影戏或杂耍。小宅门限于经济条件，梨园行则是因为自身是唱京戏昆曲的，想换一换口味。

临时搭戏台，必须具备并列的正院和跨院。至少有五六十间房屋，才能在不妨碍平时家庭居住使用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大的院落搭台。临近戏台的房屋则作后台，另外还要有为男女宾客分别摆席的大厅。摆席的大厅可以不在演戏的院落内。演戏院落的正厅作寿堂，东西厢房为女宾看戏的地方。院中搭棚，是男宾看戏的地方。这棚和戏台都用的是正规建筑材料，搭得像一座富有装饰性的剧场。来宾进入这座临时剧场，先到寿堂拜寿，主人照例在旁陪着还礼，然后招待入座看戏。院中来宾席的陈设方式是这样的：一张方桌，正面并列两把官帽椅，两侧各有两张大方凳。这一桌、二椅、四凳，合称一份“官座”。在正厅台阶下，左右对称各摆若干份“官座”，中间留出一条过道。桌有大红绣花桌围，椅有大红绣花椅垫、椅披，凳有大红凳套。在若干份“官座”的前面陈设若干排春凳（又名二人凳，相当于两张大方凳的面积），一排一排地一直摆到台前，也有大红羽纱凳套，但不设桌子。午前开戏，晚饭后如果继续演出，习惯上称为“带灯”或“灯晚”。凡“带灯”则午晚两宴之外，还招待一次点心，称为“灯果”。不另设席，只是在看戏的地方每桌摆若干碟甜包子、肉包子、黄糕、小八件之类。茶则随时更换。

清末民初，直至北平沦陷前，王府与小康之家的喜庆堂会多是请不同规模的影戏班演唱，排场大的有全本戏，演出月余。场面小的则几天。其时常应堂会的影戏班有“庆民升”、“和顺班”、“德顺班”、“义和班”等10余个。影戏则是驴皮影戏的简称，剧目根据本家点校而演，多为吉祥喜庆的剧目。请名演员出演堂会的费用高昂，如曾任北京电灯公司襄理的清宗室宝叔鸿，在为其父墨琪（润西）70大寿时办堂会，花了六千块现大洋。当时一所普通四合院的价格也不过四五百元，宝叔鸿请人的一唱，就唱进去十多所房产。

从“戏码”来分

全包堂会，全由本家点戏。分包堂会由演员自行决定戏码。

从报酬来分

演员唱堂会戏的戏份要比唱营业戏的戏份高出一两倍。有的名角遇到演堂会戏时，故意索要很高的报酬。因为既办喜庆宴会，本家是不惜出钱的。个别演员，因为与本家有关系，也有不要钱的。梅兰芳先生唱堂会戏时由于名望高，报酬是很高的。但是他在画家王少农（烂柯山樵）家唱堂会戏，就不要钱，只要一张王少农画的画。在王少农80寿辰办堂会戏时，梅兰芳演出了《麻姑献寿》，演完后王少农为梅兰芳画了一张《梅兰图》。

堂会戏，虽然只供亲友观赏，不对外，但是因为堂会戏演出的都是好戏，是在剧场里不容易看到的，有的是新排戏（如梅兰芳的《洛神》、尚小云新排的《玉堂春》等）。有的名角在剧场已不常演出了，但在堂会中表演（如余叔岩在萧振瀛家堂会演《盗宗卷》）。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有些京剧爱好者为了听出好戏，常有给本家出个份子混入观赏的。至于托亲朋，找关系，想听堂会戏的，更是不乏其人。办堂会戏的本家在堂会戏演出时，也要通知地方，派军警站岗保卫，免得出事；同时也显示出自己的威风。

从时间来分

从时间来分，堂会又分全包堂会和分包堂会两种。

全包堂会，唱整整一天，从中午12点开戏，直唱到深夜1点，甚至于唱到天亮。重要角色，多是双出。分包堂会唱半天，或白天、或晚上。

有权有势的主儿办堂会戏也气儿粗，有点耍胳膊根儿的意思。例如，1917年（民国6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欢迎桂系军阀广西督军陆荣廷来京，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演堂会戏，大轴是谭鑫培的《洪羊洞》。当时谭鑫培因患感冒，婉言谢绝。可是第二天，警察局来人用恐吓的口气对谭鑫培说：“你要是不唱这个堂会，小心明儿就把你抓起来；你要是唱这个堂会，明儿连你的孙子，也可以放出来。眼前摆着两条道，你拣着走吧！”说完扬长而去。（谭鑫培的孙子，叫双儿，在一个月前因事被拘留）。谭鑫培处于威胁逼迫之下，抱病去唱堂会，唱完后回家不久就病逝了。所以社会上流传着：“欢迎陆荣廷，气死谭鑫培”这样的话。

京剧界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梅兰芳、尚小云、高庆奎等名演员遇到家中生日、满月，多是邀几场曲艺堂会。鼓界大王刘宝全嗓音甜脆清亮、挺拔有力，所唱《大西厢》、《战长沙》、《伯牙摔琴》等段子，最受欢迎。其他，金万昌的梅花大鼓，“老倭瓜”、“架冬瓜”、富少舫的滑稽大鼓，白云鹏的《红楼》段子，“快手刘”的戏法，以及单弦、联珠快书等节目，也都在堂会上受到欢迎。

1942年腊月初七日，尚小云办寿辰，还约了几场杂耍堂会。

梨园界办堂会戏请同行者，大都反串饰演，以为添趣。

1919年9月11日，余叔岩为母做寿，在西河沿内正乙祠举办堂会。白天演出杂耍，晚上演出京剧。其间名伶反串，妙趣横生。如《春香闹学》竟由架子花脸李寿山扮演春香，以其伟岸之躯强做少女娇憨之态，令人捧腹。又如《打杠子》，旦角芙蓉草（赵桐珊）反串强盗张三，武花脸钱金福反串村妇，竟用沙哑之嗓念柔媚之音，令人忍俊不禁。尤其演到村妇用计诓过杠子之后，他一反“常态”，恢复其武花脸的表演，挥舞木杠，上下翻飞，有奇峰突起之妙。

东道主余叔岩除演出拿手戏《问樵闹府》外，还在大轴戏《辕门射戟》中起扮刘备。此剧由梅兰芳反串吕布，穆麻子扮演张飞，李寿山扮演纪灵，阵容整齐。梅兰芳扮相英俊，风度翩翩，唱腔刚健委婉，一洗脂粉之气，观众为之倾倒，把堂会推向高潮。

1923年2月，值农历春节，黎元洪的总统府于正月初八至初十设宴三天，并邀男女名伶同台演戏。初八11时至下午2时招待蒙古王公。演出剧目为：琴雪芳《麻姑献寿》，梅兰芳、余叔岩、钱金福《庆顶诛》，金少梅《贵妃醉酒》，杨小楼《麒麟阁》。初八日2时至8时招待议员，演出剧目有陈德霖、王凤卿、尚小云、龚云甫、王瑶卿、朱素云《南北和》，金少梅《女起解》，梅兰芳《玉堂春》，苏兰芳、李桂芬、王金奎《大保国》，余叔岩、杨小楼《八大锤》，琴雪芳《黛玉葬花》，陈德霖、龚云甫《孝义节》，碧云霞《天女散花》。初九日下午3时至7时招待外交团，演出剧目有琴雪芳《悦来店》，余叔岩、尚小云《御碑亭》，苏兰芳《芦花河》，梅兰芳《木兰从军》，金少梅《千金一笑》，杨小楼、郝寿臣、王长林《连环套》。初十日12点至晚7点招待本府各机关。演出剧目有：王凤卿《文昭关》，金少梅《打花鼓》，谭小培、郝寿臣、尚小云、萧长华《法门寺》，杨小楼《安天会》，琴雪芳《仙缘记》，余叔岩、陈德霖、王又宸、梅兰芳、龚云甫、程继先《四郎探母》，程砚秋、筱翠花《樊江关》，俞振庭《青石山》。像这样男女合演，历时三天的堂会戏，还是不多见的。

1937年，知名人士张伯驹，一生研习京剧，曾从余叔岩学艺。当其40岁生日时，叔岩建议为河南去年发生旱灾，而募捐义演，遂在福全馆举办。开场为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仙《临临江会》，魏莲芳《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于连泉、王福山《丑荣归》。大轴为《空城计》，张伯驹饰诸葛亮，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萧长华、马富禄饰二老军。可谓众星捧月，相映成辉，传为梨园佳话。

1928年北伐后，北京堂会戏渐趋冷落，不过因为堂会戏已成习俗之故，还有时不断出现。直至国府南迁，达官显贵相继离京，北京堂会戏才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逐渐消沉。已形成社会习俗的堂会戏，转而流向民间。民间偶有庆贺之举，盖多由“票界”串演，所费不多且能一过戏瘾。演出地点多在各大饭庄，如西单的聚贤堂，地安门的庆和堂，金鱼胡同的福寿堂，隆福寺的福全馆等处。当时北京“票界”关醉蝉等人时常在堂会中一显身手。

1949年1月，京城“四大名医”之首的萧龙友先生过80寿诞，广发请帖（系自制的木版印刷的诗书画签，上书80自寿诗），在西单牌楼报子街的名饭庄“聚贤堂”请客办堂会。

萧龙友的医名广博，其婿蒋兆和又是闻名京城的大画家，所以来人众多，又多系社会名流。庆寿之日，社会名人所赠的字画近400幅。陈半丁、汪蔼士、齐白石、梅兰芳、吴镜汀、程砚秋、徐宗浩、荀慧生等皆有佳作。

蒋兆和为老泰山特绘一幅在庭院休息的坐姿像，其夫人、书法家肖琼女士补景添树，萧龙友亲题诗句于画幅上。肖琼先生是北京文史馆馆员，曾对笔者详述过此次堂会的盛况。此后京城办喜庆做堂会的事就极少再现了。

明代中叶

以后，戏曲艺术空前繁荣，在上海地区，地主士绅、豪商巨贾地方显户之府第厅堂，演唱戏乐成风，大凡逢年过节或家庭喜庆宴客，必演剧助兴。演员有本府蓄养的女乐、歌惶、家班梨园，也有受雇前来献艺的职业戏班艺伶。表演场所多以厅堂铺设一红路朗充作舞台，或则私家园林中之戏楼、舞树及打唱台。然此类演出在明清时尚不以“堂会”称之，“堂会”的说法始于京剧兴盛以后。

明、清时期

爱好戏曲的封建士宦阶层，大都精通音律，其中不乏江南剧作名家，能自制传奇作品供伶人敷演，有的还能歌善演，亲自粉墨登场，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明成化前后嘉定剧作家沈采作《干金记》传奇一部，由家班梨园敷衍成剧。明嘉（靖）隆（庆）年间松江何元朗宅邱蓄女乐一班，长于歌舞戏曲。何每令之呈艺于红路既上，以款待文友，或延民间职业戏班艺人入府演唱，以宴客娱宾。明万历年问，青浦知县屠隆曾自制《县花记》传奇一部，令家班梨园搬演于戏厅，在排演或观剧过程中，兴之所至，屠本人亦欣然登场，与伶辈同台串戏。清乾隆年间，宝山月浦人周书，作《鱼水缘》传奇一部，“付伶伦歌之，颇合节”。“演时听者甚众”。

这一时期上海城厢士宦府第的堂会演剧亦颇为频繁，据潘允端《玉华堂日记》中记述，在潘府豫园（按，此系明万历年刑部尚书、松江府上海人潘恩晚年游憨之所）蓄有家乐梨园一班二十四人，并歌僵多名。自明万历十四年（1586）至万历二十九年的这十五年间，因家庭喜庆，家人消闲娱悦或宴客应酬之需，在点春堂、乐寿堂和西园戏台等处演出的堂会戏不下八十次。演出者除家乐、戏班和歌侵小肠外，尚有当时民间流行的各种声腔的戏班，如“余杭梨园”、“浙江戏子”、“绍兴梨园”、“微州戏子”、“吴门戏子”、“苏州戏子”、“七阳梨园”等等。上述众多民间职业戏班艺人，先后应邀来到豫园，分别上演了《宝剑记》、《精忠记》、《荆钗记》、《玉环记》、《明珠记》等二十多种昆腔全部大戏，还有不少以卞阳腔系谙声腔演唱的杂剧折子戏和单出歌舞小戏。潘允端在其日记中还述及，潘之至友、华亭顾正心和顾正谊昆仲府中亦均有家班梨园，常年剧乐不辗。

清道光咸丰

之后，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戏园成为市人的主要文化娱乐场所，承应堂会演剧被正式列入各戏园业务经营范围。当时，凡官府、商团乃至外商洋行举行公宴活动，必大张戏乐，并多假三雅园、丹桂、天仙等戏园笼宴观剧。通常是正厅摆宴，名角陪笼佰酒，舞台演剧助兴。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申报》载昆溪养浩生《戏园竹枝词》描绘宫府公宴堂会戏曰：“戏园请客小调停，酒席包来满正厅；座上何多征战士，纷纷五品戴花钥。”外商洋行在戏园包厅公宴，演剧请客者，如同治十三年春，太古洋行（即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在丹桂茶园包厅请客，时人于《绎苦馆日记》中评述此次堂会演剧“戏甚佳”。与此同时，一些惯于附庸风俗的上流社会人士，常喜择园林舞台演唱堂会，笼宴娱宾。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申报》载：“今日广邦宴请前广东巡抚蒋中亟，招丹桂全班在点春堂演剧。”在西园、徐园、半淑园、张园等沪上名园，也常有工商界人士、社会名流在此举办堂会。除演剧待客外，有时还通过举办堂会演剧集资募捐、筹款助贩。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陆药伯为筹善捐，于味药园演剧一日，“招集申城官、商百人来观，每人出银饼二枚或一枚，以助贩”。此消息在《申报》发表后，轰动一时。

清末民初

随着京剧在市民阶层中观众面的扩大，民间殷实人家办堂会戏，一改往昔由清音班（堂名班）座唱昆腔戏的习俗，纷纷延邀京班髦儿戏之女伶表演。当时此类堂会戏上演剧目多为《戏风》、《教子》、《捉放曹》、《汾河湾》、《打花鼓》、《买肥脂》等京剧折子戏。每堂戏价为十元至十三元不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为十六元至二十四元）视戏班档次和角色戏码而定。

民国以后

上海的堂会演剧之风，仍盛行不衰。尽管封建时代士宦府第的家班堂会已不复可见，但观赏堂会戏却成了十里洋场新贵权豪们追求享乐生活和焙耀财势的重要形式，在沪地官商巨子、海上闻人、封建遗老、下野官僚的寓所，堂会演剧此起被落，而一些海上闻人“大亨明1，对于堂会戏尤为热衷。此类人大多喜好京剧，就中不乏戏迷票友，有的还经常登台演出。他们每举办堂会，必广罗名角，排场盛大，借戏院舞台演出。

1931年

（民国二十年）六月，海上闻人杜月笙，为庆祝其在家乡高桥建造的杜氏宗词竣工，广罗北平（北京）上海等地京剧诸大名角，于落成典礼之际，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盛大的堂会演剧，并将三天堂会戏所有参演演员及其剧目登报公布，杜氏堂会演出阵营强大，由梅兰芳、程砚秋、苟慧生、尚小云、杨小楼、金少山、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谭小培、龚云甫、萧长华、姜妙香、熙膀童、李吉瑞、王又良、蓝月春、刘宗杨等五十余位名角和名票多人，上演了《天官赐福》、《金榜题名》、《龙风呈样》、《富贵长春》、《红鬃烈马》、《长扳坡》、《忠义节》、《五花洞》、《八大锤》和《庆赏黄马褂》等四十个剧目。盛况空前。

1936年

（民国二十五年），海上闻人张啸林为庆六十生辰，举办盛大堂会，凡京剧南北名角均被罗致而来，因演员过多，不得不分成两班，在戏院和家宅同时演出。同年六月，客居沪地之下野官僚陈获龙，为庆祝八十寿诞，盛演堂会戏，其时，正在黄金大戏院演出的马连良、章遏云、叶盛兰、金少山等京中名角，应邀与王艺芳、李万春等南方名角一起参加了此次堂会演剧。

抗日战争期间

在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上海，市间因商界宴客、婚寿喜庆而延班邀角演唱堂会戏者，仍不鲜见，据京剧老艺人孙柏龄回忆，四十年代初，他所搭班的新新公司大京班每月要承接堂会演剧五六场戏。以赵松棉、高雪憔、盖三省和孙柏龄为主角的堂会演剧，每堂戏价为五十元至六十元，此为当时艺人重要经济来源。同时，当时上海的汉奸恶霸奢侈淫逸，常协迫戏曲演员为之唱堂会戏，遭到爱国艺人的抵制。如汪伪汉奸邵式军为过四十岁大举堂会，邵欲以一万元重金收买盖叫天等名角为之“十演《铁公鸡》”。盖叫天等人当时虽生活贫困，但不为所动，固辞不演，表现了爱国艺人崇高的民族气节与艺术尊严。1949年后，不再有堂会戏之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