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弘之交往可分离为如下三件小事。笔者提请读者注意，在这种交往中，尤其要注意的是渊明的态度。（1）会面前，王弘先请，渊明不往。接着王弘亲自登门，渊明称疾不见。最后王弘只好由庞通之（主簿）穿针引线，具酒肉于庐山半道候邀，渊明才“共饮酌”。返州路上，他们一人乘华轩，另一人（渊明）乘篮舆，然而后者言笑自若，不觉欣慕，也未感低贱。（2）量鞋码，渊明“伸脚令度”。（3）尝九月九日无酒，适逢王弘派人送来，渊明“即便就酌”。据谱家考定，王弘在江州凡八、九年，但由上可见，双方交往的次数寥若晨星，而且渊明纯取守势，不卑不亢。为什么？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渊明极度厌恶以隐求名者。因为第一次婉拒王弘后，他曾对不理解自己行为的人说：“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哉?”二是渊明时时刻刻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官场中人始终是陌路人。王弘曾邀渊明饯客，渊明虽参与了但内心却独白道：“逝止判殊路”。据逯钦立，逝：仕者，指被饯者和在座的其他人；止：隐者，指孤独的自我。如上肺腑之言，应是考察渊明心理动机的最佳证据。

与檀道济的交往只有一件事：由造访，馈梁、肉，坚拒三个环节构成。渊明对檀的态度幡然迥异，没有了对王弘的温婉平和，相反以“何敢望贤，志不及也”等冷谈的自嘲却之于千里之外。王、檀身份相同，都是州郡长官，都在渊明窘困中纡尊降贵，来周济他，为何渊明的态度判然有别？清人杨希闽解释说：“檀公仕宋，陶已心非之，特临州上官，不能明绝耳。又谓文明之世当仕，弥为乖谬，陶更不与辩，第曰志不及。迨遗梁肉，则麾之。”此说从渊明为东晋朝廷守节来立论，难以服人。据陶澍考订，王弘兄弟都是宜都王（后宋帝）刘裕的忠诚参佐，有扶立之功，故显贵，其作江州刺史，大半时间也是为宋服务。如果渊明矢志忠晋，尤应痛恨王弘而不是檀道济。温王而倨檀，必另有原因。

至此，不得不牵出渊明与颜延之的交往一并讨论。据《沈传》载，陶、颜交往有两次：一是颜在浔阳任刘柳后军功曹时，双方初识，以致“情款”。按，款，诚也。二是颜任始安郡守路过浔阳时，双方“日造饮”，临别时，颜“留二万钱”，陶却悉送酒家（做酒资）。必须指出，颜虽非渊明直接上司，但入宋后历任郡守、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封金紫光禄大夫，实属政界之上层人物，因而宜列入境遇A讨论。研读渊明，笔者有一问题实萦绕于心，愿求教大方之家：颜、陶交往，除《沈传》外，并见《萧传》、《李传》，《颜诔》自身亦津津乐道，但奇怪的是，渊明自叙却无一字道及。为什么？原因很可能是，渊明与颜延之虽虚与委蛇，但心中可能瞧不起。这个问题若以陶王、陶檀的交往为参照系，并从心理动力学角度予以说明，也许更有说服力。

清人顾易说：“王弘钦迟（按即敬仰）公（按即渊明），则馈之酒而受，延之情款公，则馈之钱而受；至道济，则独麾梁肉。观道济所云，全非知己矣。所以姜桂之性，到老愈辣也。然于梁肉则麾之，而对道济之言则甚温和冲粹。孔子云：危行言逊。藉非涵养深，讵易臻此境地哉？”此从渊明内在人格活动之微妙过程立论，独辟蹊径，甚确，但将王、颜都视作渊明知己，却没有证据，也没有说服力。在笔者看来，是否可将渊明与王、檀、颜的关系以及心理活动做如下清理：（1）王以敬仰之心主动与渊明交往，其志诚，其态恭，其行谨，渊明知非同道但不愿被看作狂傲，故淡淡相处。（2）檀也主动交往但实则居高临下，是政府官员的“作秀”行为，依渊明真率之秉性，何能忍受这种霸王式的教训，食嗟来之食？这恐怕是渊明厌恶道济的主要原因。（3）颜、陶“情款”是颜为参军时，两人平等谦让，交往自由和谐，惺惺相惜（渊明也做过参军），自然话多。后来相遇，双方只是饮酒，沈、萧、李、房等数传均无“情款”之记载。是否酒席之间颜有自得之色，或言语不谐，不得而知。如果是这样，在渊明看来，颜赠金钱与王送酒米本质上并无区别，对前者既可随意“就酌”，对后者也就无妨“悉送酒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