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每年遇到重大节日时，两地老人会都组织互访，规模最大的是2002年春节，壶江村4000多村民中有1100多人到梅花过春节，梅花百姓将最好的房子、最好的床、最好的食品拿出来，招待远方来的朋友，并举行声势浩大的“接亲”踩街活动。千余人的男男女女,以依舅依妗外甥女的身份在梅花镇吃住玩三天,梅花依舅以最高的礼仪招待壶江依舅,梅花镇所属的梅东、梅西、梅南、梅北、梅城、梅星等6个村的16000多个老老少少,家家敞开大门喜迎宾客.300多桌的酒席,3000多人的聚会,不再是为了满足诱人的食欲,而是演绎着几百年来的欢歌笑语;叙述着祖祖辈辈赶海人的历史诗篇;品尝着岁月沧桑酿成的美酒佳肴;流露出对未来美好事业,希望和憧憬;酒杯里闪耀的是民族传统生生不息的气节和光芒;这就是梅壶舅缘文化永久的魅力!

它是600年前航运兴起的见证者，它也见证了中国从航海到禁海悲痛历史：最近在岛上出土一块为古榕树根包罗包扎百年的清乾隆年间立的“禁海碑”，石碑立于清乾隆三十四年，正文应有48字，部分字迹已无法辨认，碑中可见文字记录着对本岛禁海的范围和要求，“上下竿塘（今马祖列岛）等岛，严禁挂网贸易，ⅩⅩⅩ除桩竂，毋许奸民托迹，ⅩⅩ水师巡报，玩违必干访缉，勒石永远示禁，渔民寓目警惕。”这是清初朝廷为了加强对福建的统治，进一步实行明朝的“海禁”政策，采取了“圈地、海禁、迁界”一系列严厉措施的写证。

在清朝顺治年间，为了防范郑成功等反清势力，朝廷禁止闽粤人民渡海前往台湾，并封锁闽浙沿海的1100多处岛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海禁虽严，却仍阻止不了民间的走私活动。于是清廷自清顺治18年（1661年）至清康熙23年（1684年）又施行“迁界”政策。在总长达1820里的闽、浙、粤三省沿岸，规定凡距海30里内的老百姓一律内迁。在迁界范围面积6436顷（包括沿海所有岛屿）内的村庄、田宅被废弃，城堡台寨被拆毁，连各种船只也被烧为灰烬。这样，原本一派生机的千里海滨，竟成荒无人烟之地。迁界不仅破坏航运和海外贸易，破坏沿海人民赖以为生的渔盐业和农田水利事业，而且破坏了明代设立的许多海防卫所，摧残了这一地区欣欣向荣的渔耕、商贸、文化、海防。这样从明成祖朱棣以后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实行的海禁和“罢宝船弊政”、限制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的政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局面。

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从航海到禁海，使得中国从辉煌的颠峰重重跌落。这是一段中国人民不能忘掉的历史。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提到郑和航海的历史，邓小平称，“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也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在300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不开放不行。”作为改革开放的领导者，邓小平意图通过郑和的故事告诫中国人民:中国必须开放，开放是必然的选择，从寻找历史象征，郑和七下西洋及随后数百年中国衰落，被侵略历史无疑是最好的教科书。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曾经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秦时徐福的东渡日本广为流传；到汉武帝时代，中国开通了自东南沿海通往印度西部和斯里兰卡的海上航线，构成一条贯通欧非亚的海上通道；至三国年间，东吴，先后派水师前往台湾和海南，并开始同罗马帝国直接交往；到了隋唐时代，中国航海进入大发展阶段，隋炀帝多次派出使节出访东南沿海各国；唐代开辟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贞观年间，有年造大海船400艘的记载；宋代，指南针的发明，中国人为世界航海技术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南宋建立了当时最为强大的水师，拥有战船最多时达到6000余艘，官兵数万。

中国古代造船业和航海事业的巅峰时期，应当属郑和下西洋时代。其船队的规模和所用船只的大小，远远超出了世界上的其他海上力量。据史料记载，朱棣上台就改变了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实行安内平党和海禁政策的闭门锁国的方针，打开海禁，鼓励私商，实行富国强兵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责令郑和组织了庞大的下西洋活动。打开海禁和郑和航海大大刺激了当时的科学技术、经济、国防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中国出现了汉唐以后又一次空前繁荣和对外称雄的世界强国的局面。

朱棣死后，其子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即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皆悉停止”，郑和开辟的大航海事业随后遭到了灭顶之灾。明政府开始实施海禁，皇帝放弃了朝贡贸易，同时也严禁民间的跨国自由贸易。郑和的远征舰船被拖回南京的皇家船厂，被阳光、风和江水所腐蚀，逐渐成为一堆历史的破烂。朝廷还规定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并准许沿海总督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逮捕驾船下海的商人。中国逐渐开始了近五百年之久的闭门自守的漫长岁月：船停了，港口关闭了，东西方的文明交流停滞了，中国的航海进入了漫长的黑暗年代。

明朝禁民出海法令实施200年之久。清朝继续实施禁海政策。永乐年成了汉唐以后中国由全面强盛转向全面衰弱的年代，历时五百年之久。郑和之后的禁海政策，使中国中断了向海洋发展的过程，迅速沦为海上弱国，海上力量的建设再次走向历史低谷。与此同时，西方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在西方开始工业化和向世界开放，航海探险，从此，东西方的发展各自进入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轨道。西方开始了列强称霸世界的历史。

400多年后(清朝末年)，当西方列强踏海而来，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为此付出了蒙受百年耻辱的代价。这段历史也证实了郑和在劝谏永乐皇帝保留船队时的预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可以说，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郑和的预言, 至今听来仍然振聋发聩，也未过时。从壶江岛出土的“禁海碑”也将成为历史的永远教训与纪念。

时光飞逝到500多年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航海业翻开崭新的篇章。改革开放，中国终于又打开了国门。推进了中国海运的高速发展，根据交通部提供的资料，全国运力2004年底 达到21.1万艘8617万载重吨，居世界第四位，造船能力位居世界第三，水路集装箱箱量1605TEU，集装箱运量15938万吨，世界排第六位；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又以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但我国是海上大国，还不是海上强国，在科学航海的开发利用方面的差距更大。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的600年历史就是一面镜子。金秋时节，我们登上美丽的壶江岛，去寻访这航海和禁海的历史遗迹。岛上，榕树新绿，古街新颜；新楼林立，和谐安康，洋溢着改革开放奔小康的气息；这里是福建省海运人才的培育摇篮，培育出了以林财龙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海运民营企业家，这里高速发展的经济成为全国百强县、镇的经济支柱。

在这里我们看到立有“禁海碑”在内的“古碑亭”，见到正在建造的《先贤堂》，岛上乡民将把曾经驻舟岛上祭拜海神、祈报妈祖，训练水师,补充给养,后扬帆西洋的伟大航海家郑和、曾在南明永历年间率舟师在岛上操练水兵，北上长江南京抗击清兵，后又在壶江岛操练水兵，再移师厦门，为收复台湾作准备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和在鸦片战争之后，为重整闽江口防务，曾上岛视察军事设施，建造闽江口炮台的林则徐，请进《先贤堂》，与“妈祖”共祀。以纪念先贤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弘扬妈祖文化，弘扬开放的海洋文化。作为子孙后代缅怀、学习先贤的业绩，追寻先贤的足迹，继承和发扬、弘扬郑和精神的场所，作为对祖先开放、航海精神永远的纪念。

可想而知海神妈祖在岛上居民心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由黄建东担任编剧和导演的作品《浮村》（Life is Elsewher）、《他的佛》(My Buddha)是两部关于壶江岛的记录片。其中《浮村》以客观冷静的镜头语言讲述了福州闽江口一个名叫壶江的小岛上所发生的故事。故事的关键词有很多：偷渡、打工、漂泊和梦想。《他的佛》讲诉了壶江岛上一个名叫释法妙的老人用40多年时间，凭一己之力零敲碎打，居然在山崖上建造起了一座依山而建的寺院。

2012年纪录片《浮村》 获三个国际大奖和第四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纪录片大奖，2014年获得由福州市人民政府设立的福州市文艺作品最高奖“茉莉花奖”一等奖

2013年纪录片《他的佛》获第六届俄勒冈电影金像奖评审团特别奖，2014年获第47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纪录片银雷米奖，2015年获班加罗尔短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评委会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