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背景

托尔斯泰在相继完成了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进入晚年的他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他的艺术批判力量达到了高峰，达到了“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现实主义”。这无疑是他艺术探索的结果，同时更是他精神探索的结果。以广大农民的眼光观察俄国现实生活，代表农民阶级发表意见，这是他晚期创作巨大批判力量的主要源泉。这在他的各种作品中，特别是长篇小说《复活》中表现得最鲜明、也最为突出。托尔斯泰以俄国1860年至1905年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创作了《复活》，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就是托尔斯泰对自己的一个寄托，是自己内心的缩影。

创作过程

作为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小说写于1889至1899年，素材是检察官柯尼为他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遭受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自己同她结婚，以赎问罪过，不幸婢女在狱中死于斑疹伤寒。托尔斯泰以这个故事为主线，用了10年时间，六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小说原计划创作四部，但只创作了三部。

聂赫留朵夫

《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完整而充分地体现了“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和思想。他经过返归和自我完善在精神上获得了新生。

聂赫留朵夫的思想变化可以分为：第一阶段是纯洁善良、追求理想的阶段。这时他健康、真诚、充实、崇高，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而献身。真挚地爱着玛丝洛娃。那时的爱是纯洁美好的。“在他眼里，只有妻子才是女人，凡是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都不是女人，而只是人”。第二阶段是放纵情欲，走向堕落。踏上社会后，聂赫留朵夫变得猥琐、低下、空虚、渺小。认为女人无非是一种“享乐工具”。他诱骗了玛丝洛娃，之后给了她一笔钱。这种做法是兽性的表现更是对纯洁的爱的侮辱，但那时他无法控制自己，导致了一个女人的悲剧。第三阶段是从忏悔走向复活。法庭审判之后，他内心痛苦，认清了自己虚伪可耻的面目，决心悔过自新。在他忏悔的过程中，通过对他的所见所闻，揭露和批判了沙皇俄国社会的腐败和黑暗。批判了沙俄专制的国家制度，揭露了政府机关的黑暗和官吏的残暴。

玛丝洛娃

作者通过玛丝洛娃体现了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和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无比憎恨。她在拒绝聂赫留朵夫的“善行”时，一再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屈辱、痛苦和按捺不住的愤怒。正是这种感情触动了她麻木不仁的灵魂，并最后使她觉醒过来。由于她的灵魂深处始终保存着善良的天性和与聂赫留朵夫初恋时的美好回忆，“悔罪”的聂赫留朵夫才能获得她的宽恕，并使她重新“爱”上他。玛丝洛娃最终拒绝聂赫留朵夫要求和他结婚的建议，表现出玛丝洛娃的崇高品质，也是她为了爱他而做出的自我牺牲。玛丝洛娃的“宽恕”精神使她的灵魂获得了“复活”，然而，我们却看到作者在寻求玛丝洛娃“复活”的过程中，逐步接近了托尔斯泰过去所否定和厌恶的“革命者”。作者让玛丝洛娃进入政治犯的圈子；跟这些人接触，使玛丝洛娃感到亲切和自然。西蒙松对玛丝洛娃的爱情，虽然说是出于同情，确也是合适的。这能使她的灵魂感到轻松和慰藉。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结合将会把玛丝洛娃带入革命者的队伍。而聂赫留朵夫的那种仁慈的“忏悔”，无论怎样真诚，却终究免不了带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宽宏大量的意味。玛丝洛娃意识到过去的爱情已经永远不能“复活”，她也不再需要这一切了。而此时在她面前展现的是她所渴望的、有意义的、鲜活的、真实生活，这才是玛丝洛娃真正的新生和灵魂的“复活”。

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的《复活》是其晚年的代表作品，一方面，在对当时社会的罪恶和腐朽反动的国家、法律、教会制度的揭露上，很难找出另一部作品有这样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它宣扬了赎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观点，宣扬一种属于托尔斯泰自己的宗教“博爱”思想，人们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

宗教对于托尔斯泰非常重要，而“托尔斯泰主义”也与他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托尔斯泰历来被看作集多重矛盾于一身的人物，而其最显著的矛盾就表现在他的宗教思想上：一方面，他激烈地揭露和抨击俄国黑暗的教会；另一方面，又热烈宣扬宗教道德思想。但是如果结合19世纪俄国现实的话，就会理解他身上的矛盾性。首先，俄罗斯民族信仰宗教，托尔斯泰要宣扬其思想就必须顾及整个俄罗斯民族的这一特点；当时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腐败、残暴使得生活其下的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无奈之下只有从宗教中寻求慰藉和解脱。所以，作为宗法制农民代言人的托尔斯泰也必须从宗教角度为俄国人民寻求摆脱的路径。托尔斯泰是艺术家和思想家，而并非政治家和革命家，又由于自身的原因和时代的局限性，他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有把改造社会的关键点寄希望于以博爱为核心的宗教道德理念上，希望以此来解决社会矛盾。要注意的是，托尔斯泰主义虽然来源于宗教思想，但在托尔斯泰那里，他将现代宗教意识概括为全人类兄弟姐妹般的友爱团结。可以说在这里宗教就不是一种迷信思想，而是一种道德准则。

在《复活》中，道德问题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大量的说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价值。过去很多观点认为，书中充满了托尔斯泰布道式的道德说教，并把这些视为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消极因素。有些批评家甚至干脆认为《复活》是托尔斯泰变成道德家之后艺术走下坡路的一个证明。比如小说中含有教会无法接受的渎神言论，也含有社会批判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书中所反映的司法环境：诉讼过程不公正，监狱关押缺少人性，只会增加犯罪率；另外，根据福音书的说法，人也没有权力审判别人。

宗教的救赎

托尔斯泰主义和俄罗斯的宗教哲学有很多关联之处，但在《复活》一文中，这种精神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完善与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结合在一起，因而这种解决的方式显得苍白无力，并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作为上层的统治阶级的一员，自然在认识到自身的罪恶之后，可以通过宗教的手段，来实现对自我救赎。然而对于从来就处于下层的穷苦百姓，他们的救赎要依靠什么呢？显然只能靠宗教。由于这种局限，托尔斯泰艺术的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在失足后仍可重新站起来，并在道德上获得新生。所以才会造就典型的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他作为陪审员出席庭审时意外调到被控杀人的妓女卡秋莎·玛丝洛娃。十年前他诱奸并抛弃了她，从而导致她沦落风尘。聂赫留朵夫良心发现，他想和她结婚，并跟随她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他抛开自己优越的生活环境，把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奔赴西伯利亚。但玛丝洛娃拒绝这种“牺牲”，嫁给了一个政治犯。

其实，岂止是平民，对于贵族也一样，《复活》里写的虽然是贵族的忏悔，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是把这个母题当作贵族的专利，他是把忏悔放在人的心灵的内在的、普遍的矛盾中展开的。人都有神性和兽性。人若放纵了自己，就可能堕落：而人一旦自觉，则可能“复活”。所以托尔斯泰主张以“道德的自我完成”来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和罪恶。在社会革命激烈的时代，他提倡“不以暴力抗恶”，是反对阶级斗争的。

玛丝洛娃最后原谅了聂赫留朵夫，可这并没有改变她被流放的命运。人是一个作为过程的存在，当人的物质形式消灭以后，无论是托尔斯泰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任何一位有理性的文学家都难于讨论关于灵魂的问题。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面对着无处不在的恶，人们怎么样才能摆脱。原谅与宽恕对恶能起到任何作用吗？当然，暴力不能解决一切，尤其不能解决人性深处的，不依赖社会制度而存在的矛盾，例如贪婪、妒忌、淫欲、暴力等。但是，幻想在一个恶的环境中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来达到自我解放，是不现实的，只有在实现物质上的解放后，才有条件实现精神上的解放。只有在每个人摆脱了饥饿、寒冷、奴役、压迫的束缚之后，才有可能追求灵魂的自由。

矛盾的诉求

在《复活》中，托尔斯泰最终也没能找到解决俄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方法，作品最后也只写了聂赫留朵夫希望从福音书找到解决的方法。不少人认为这是托尔斯泰的一个局限，他在小说中对革命者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所以也就没有深入去探讨这些革命者并持一定的反对态度。他宣扬的只是一种非暴力政策，即“不以暴力抗恶”，他虽然厌恶当局者，但是却反对报复政府的统治，所以他通过革命者表达了这个思想，即书中纳巴托夫说的；“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要把这个美丽，坚固，雄伟，为他们所热爱的古老大厦内的房间作一次重新分配就行了”。只希望通过福音书里的教义教导人们向善，企图以此感动所有的人，使统治者也向善，达到社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生活幸福，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可是，这种改良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聂赫留朵夫最终也没有真正找到出路。

托尔斯泰虽然没有找到社会的真正出路，但他为普通民众服务的思想以及其忏悔过程是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的。《复活》中最后男女主人公在心灵上，道德上都达到了复活，实际上也是作者心灵和道德的复活，他更清醒地认识了社会，并且思想上也达到了新的飞跃。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尽管不赞成摧毁当时的制度，但托尔斯泰对俄国统治机关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法院唯一的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他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对比

《复活》的结构与描写的基本原则，是尖锐的对比。小说中描写了极其广泛的生活画面：从法院到教堂，从监狱到流放所，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从城市到乡村，从俄罗斯到西伯利亚。通过这些画面，作者把上层社会与人民生活进行对比，把贵族老爷、达官贵人与贫苦的老百姓进行对比，把统治者与犯人进行对比。

心理描写

托尔斯泰善于通过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重见玛丝洛娃后，思想上引起的一系列的激烈斗争。小说巧妙地利用外界的事物和现象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有时外界事物影响着人的情绪；有时又由于人的情绪使周围环境带上一种特殊的色彩。如法庭审判、监狱的情况，农民和流放犯的生活，都积极地影响着聂赫留朵夫的思想和情绪，有时聂赫留朵夫的恶劣情绪又产生对周围环境的厌恶感情，如聂赫留朵夫在参加法庭审判后到柯尔查庚家看见他家的一切都感到厌恶。作者通过聂赫留朵夫不同时期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对贵族地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表现了聂赫留朵夫道德自我修养的整个过程。

讽刺

托尔斯泰所运用的讽刺手法，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他是在朴素的叙述中包含着辛辣的讽刺，利用揭露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造成有力的讽刺效果。例如作者对法庭的官员所进行的描述对整个法庭描写就是这样。托尔斯泰对整个法庭的描写从它的陈设到审判的程序都作了详尽的描绘，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法庭好像是很庄严很神圣的，但实际上却是极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通过逐步深入的描写，托尔斯泰揭露了那些执法者都是装模作样的。他们假装正经，故作姿态，都是一些道德败坏，草菅人命的官僚分子。像这样揭露法庭表里不一的讽刺手法，就辛辣地嘲笑了沙皇俄国法庭的伪装公正，和貌似神圣的丑态。托尔斯泰还常常用他本人的解释来揭露贵族及官吏们的卑鄙和虚伪，并以此充实他对人物性格讽刺性的刻画。在果戈理的作品中，当书中人物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卑鄙的事情时，他们自己就揭露了自己。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人物常常隐讳着自己的罪恶。正因为这样，作者对他们的揭露就更为尖锐有力。

翻译家力冈：“《复活》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剧变后，呕心沥血写出的最后一部长篇巨著，公认为是托尔斯泰创作的顶峰，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

托尔斯泰（1828年—1910年），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和哲学家，同时也是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教育改革家。他是在托尔斯泰这个贵族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等。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