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主要论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初版1929年，再版1963年）、《小说中的词》（出版于1975年）、《文艺学的形式方法》（1928年，以帕·梅德未杰夫的名字出版）、《弗洛伊德主义》（1927）、《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年，以上两书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40），等等。

所谓复调（polyphony）本是音乐术语，指欧洲18世纪（古典主义）以前广泛运用的一种音乐体裁，它与和弦及十二音律音乐不同，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巴赫金借用此词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基本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世界的完整统一，不可以归结为一个人感情意志的统一，正如音乐中的复调也不可归结为一个人感情意志的统一一样”。如果在一首曲子中，有着两个以上的主旋律，而作品在整体上感觉是和谐的，那么，这两个主旋律就不是以各自的表述展开，而是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展开的，否则就都是一种独白了。古典意义上的音乐，是典型的单一主旋律，音乐的美感来自和谐。但是，在现代的音乐美学中，这已不再是美学的最高追求，现代哲学打破了这种死板的框框，而认为，在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人的灵魂被撕裂开来，存在着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普遍分裂。人在自我意识和潜意识里，有着多重的构造。所以古典美学中的单一的旋律就无法表现现代人的心灵深度。于是就出现了无调性音乐，通过用迷乱的音响组合表现人的复杂的灵魂世界。

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

巴赫金指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叙述人，也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能把一切事情看得那么清，把一切线索都理得那么清，把一个个故事都讲述的那么完整，因为他自己的灵魂深处也有可能是割裂的，自相矛盾的，在他进行人物设计和情节讲述中，可能会无意识地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在故事中流露出来，这样不仅不是什么坏事，因此也就可以把自己表露的更加深刻。复调小说，其实，就是指作者自己多个人格的对话。小说创作者树立这种复调式的小说创作理念，其作品必然更能反映人性在现实社会的真实的状态。

巴赫金借用复调浪漫主义复调结构。

复调型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展开故事情节、性格命运，而在于展现那些拥有各自世界、有着同等价值、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的独立意识。复调型小说所追求的是把人和人（作者和人物）、意识和意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展示世界是许多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的人在观察或活动的舞台，是众多个性鲜明的独立自主的声音在交流和争鸣的舞台。在这种小说中，作者与人物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是“严格实行和贯彻始终的对话性”关系。复调小说正是内在于若干各自独立但彼此对立的声音或意识之对话关系中互动共生的统一体。复调小说的艺术世界就是“多样性的精神之间以艺术手法加以组织的共存共在和交流互动”，复调世界就是多种声音平等对话的世界。 因而我们也能看出，“复调小说”的艺术魅力就在于这种“复调思维”的矛盾性、对话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恰恰切合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的多元、暧昧和边界模糊的状态。复调小说描写出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和人性深处的矛盾，而不是灌输一种绝对的、千篇一律的思想，使得小说既具有辨证色彩，又包含开放的可能。当代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运用并发展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提出了“文本的复调”，并在他自己的小说中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昆德拉在探讨小说的新发展以及可能性方面，提供了富于创见的思路和启发。

复调小说利用奇特化情节，就是要将叙事的均匀节奏打乱，将叙事的速度“耽搁”下来，“定格”在两点上（边沿、广场）。这种耽搁表明，如果目的不明或虚假，急于前行有何意义？“广场”是大众生活的地带。在那里有众多“失去了而不寻找、忘却了而不追忆”的人。他们在“广场”上演出种种闹剧（其实，这是“逛欢节”文化的一种变体）。而复调小说所描写的“广场”上的事件，往往造成一种“狂欢化”的效果。在这里，“奇特化情节”打破了人们惯于认同的日常生活结构，诸多笑的因素也消解了日常生活中权力的威严。

“复调”理论不仅是一种小说艺术的特征，更是一种独特的认知话语和思维方式，在深刻剖析现代人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魅力，展现了巴赫金作为一位文化哲人所具有的广阔视野与辩证思维。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言，“复调”理论从一种小说论、批评论而走向了美学，最终归返于哲学。

我国2013年前关于复调式小说的理论的研究已经非常活跃，有人用巴赫金的复调式小说理论对中国的古典名著《史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进行了研究分析，从中找出了其中的一些章节、段落、对话等套用到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进行了评述，意在说明所谓复调式小说理论在巴赫金总结概括出来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了。中国的接受者在接受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时。有意进行了一种理论的嫁接，努力将之纳入当时主流的阐释框架，突出其“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从而，在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阐释和运用中，出现了多种异质性话语之间的纠缠。“复调”在此也获得了它的“复调性”。这种“延续式接受”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其一，努力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到整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历史链条中加以理解。从夏仲翼开始，中国的接受者就对巴赫金所概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的三个特点特别关注，多方引用。夏仲翼直接引用了巴赫金的原话并未对此进行任何说明；钱中文在引用了同样的话之后，一反巴赫金对第三点的强调，而把论述的重心转到了前两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关系的探讨成为新的热门话题。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同时被作为陀思妥耶大斯基继承现实主义、超越现实主义、具有现代精神而被广泛征引，这也不能不归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极强的兼容性。继承论者如夏仲翼，认为“这不是主观的文学，这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超越论者如刘文孝，认为“他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寻找人’，把握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不妨称之为精神世界的现实主义，以别于那些重心在物质世界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象征性的现实主义。在西方的现代派思想被中国接受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现代性关系的探讨进而取代了超越论。现代论者在随后的陀氏研究中逐渐占据显著的地位。如王圣思的《从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在此复调小说又被作为陀氏与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传统独白小说不同的具有现代性的小说类型来看待了。

其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被放到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中加以观照，强调他的继承的一面，而对其具有颠覆性的“发展”的一面，则多有争议。比如说，他们接受了巴赫金所提出来的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但拒绝承认主人公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艺术特征的技术分析，但不满意巴赫金将之仅仅限定在“诗学”即形式范围之内；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对话”的理论，但不同意巴赫金将这种对话局限于文本之内的分析，更要求“作者与时代与读者的对话”。这种争议正是接受者在将巴赫金置于陀氏研究史中，多种声音并存、异质性话语间展开对话时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对巴赫金理论的接受中，存在着一处明显的误读。这种误读是从钱中文开始的。钱中文在《“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中写道：“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苏联老一辈的研究家如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已经提出了‘复调’、‘多声部’现象，并有所阐发。巴赫金可以说总其大成，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复调小说’理论。”何茂正亦在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并不是巴赫金首次发现的，苏联老一辈研究家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也曾提到过这种现象，并作过闸说。巴赫金的贡献在于总其大成，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两处论述几乎完全一样，何文明显参考了钱文。但钱文的这种判断是否就正确呢？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写就，60年代修订再版，再版中，对20世纪“多声部”现象的忽视或者说将之“独白化”，钱中文以及后来的接受者一度以为巴赫金所引述的陀氏研究都在巴赫金提出复调小说之前。中国的接受者并不缺乏俄苏文学的背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时的疏忽。

第三，巴赫金关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思想被整合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使之成为“作者的倾向性”的另一表述。如夏仲翼认为的“作家描述它而尽量不显露出自己的好恶”、何茂正所认为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表面上作者是完全隐去了……只不过他总是把自己思想的各个侧面巧妙地装进主人公的口中，不直接说出来罢了。……作者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是通过人物之口，在巧妙的流露、说明、评价中表现出来的”，并认为“巴赫金后来修改自己的著作时，走到了极端，把主人公的‘自由和独立性’绝对化起来，无限夸大了主人公的主体性”。很显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在此几乎成了“作家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的同义语。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这种有意的误读，虽然对更好地理解巴赫金益处不大，但作为中国恢复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精神、重建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努力的需要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从接受的角度来讲，这种“延续性接受”的确是一种误读、一种变形。正如“一切阅读都是一种误读”一样。一切接受都意味着一种变形。在此不是变下变形、误不误读的问题，而是在承认变形、误读的前提下，分析变形的原因、研究误读的意义。巴赫金作为陀思妥耶夫斯里研究专家是中国接受巴赫会的第一站，由于现实主义期待视野的强大惯性力量的支配。中国的早期接受者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但是，这种“延续性”必然会受到巴赫金独创性思想的挑战的，必然会因之而促使传统的阐释框架进行修正，甚至改变。早期的接受者尚没有这方面的自觉，因此，在他们的话语中，“异质性话语的纠缠”无时不在，并不时流露出“转变的痛苦”之情。

在复调理论的运用上，以跟形势出手快著称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就已经率先做出了这方面的尝试，他新近推出的《病相报告》一书就是采用复调式手法创作的。这部《病相报告》讲述了一个在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苦难的爱情故事，这是极普通的故事，如果依然采取传统的写法手法，很可能会将其写成那种不伦不类的纪实性报告文学。而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并未采用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展现人物和故事，而是尽量弱化作者意识乃至主人公意识。他选取了和主人公胡方关系密切的几个人物的视角，通过他们各自的第一人称独白，以他人的意识和语言，共同构筑了主人公不同时期、阶段的真实生活和遭遇。从某种意义上讲，贾平凹完全改变了我们通常的阅读习惯，以一种“多声部”的复调方式来结构小说，通篇就是让每个人物直接诉说他们的所知、所感、所思。?

《病相报告》最突出的特点，是完全以他人的叙述来完成对主人公的刻画。小说中众多的他人叙述、他人意识的交相进行，共同构筑了“多声部”的叙事结构。尽管有时这种叙事不免有些啰嗦重复，但却较好地衬托出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另外山西作家李锐的中篇小说《无风之树》，山东作家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等也都做了这方面的尝试。作者放弃了全知全能的立场，而摆到一个倾听者的位置，让故事中的人物成为真正自由的可以言说的个体。于是，让众多的诉说，汇集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话语世界，从而让读者去真实地接近农村的生存本相。

鲁迅《幸福的家庭》中主人公在内心“独白”中不断与现实情境相碰撞，“独白”内部不断的矛盾、分裂，也已经具备了“复调小说”的特征。

在复调艺术作品中由不同的人物及其命运所构成的统一的客观世界里，其人物和情节并不是在作者的统一的意识支配下一层一层地展开的，而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主人公）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被偶然地结合在了某种统一的事件之中，他们相互之间不发生融合，而是处于彼此交锋、对话和争论之中。

综上所述，让我们不难体悟到：所谓复调式小说的创作理念是对我国传统小说创作理念的一大突破，它更能通过作家的创作活动彰显故事中的主要主人公的“平等意识”和“自我意识”，通过故事中“未完成的和不能完成的”个性生命体在人生长河中的“际遇”更能真实地反映出在现实社会中人性的真实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