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离京赴沪，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

1929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

1932年，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工作。

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交通组、救济工作组负责人负责八路军南京、武汉、桂林办事处的党内交通。

1941年底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干部处处长，中央组织部秘书处处长。

1945 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1948 年6月至1949年9月，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副书记、常务委员。

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任中共郑州市委副书记。

1949 年5月至1952 年11月，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至1951年6月)。

1950年3月至1952年9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5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武汉市委秘书长。后调北京，任轻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食品工业部部长助理。

1960年5月至1966年5月，任第一轻工业部副部长。

1966 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第一轻工业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

1970年4月至1982年4月，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等职。

第一、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大代表。

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7 年1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25年2月，夏之栩辗转至北京，任共青团北京地委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和妇女工作。正是在北京的日子里，她结识了她的终身伴侣。夏之栩的丈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两人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最终走到了一起。在1986年夏之栩80岁寿辰记者采访她时，她回忆起她的先生，仍觉得有无尽的力量。她动情地讲道：“回首往事，我经常怀念那许许多多曾经和我一起战斗过的先烈，特别是我的丈夫赵世炎，他的事迹一直在激励我，使我终生铭记。”

1926年，赵世炎被任命为江浙区委组织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夏之栩则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做王若飞的秘书，并负责文件保管工作。1926一1927年，赵世炎等人带领上海工人进行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这期间，夏之栩先后任中央妇委秘书、江浙区委秘书处秘书，并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做起了起义准备会的相关会务工作以及会议记录和意见整理。尽管夏之栩当时已怀有3个月身孕，大儿子还嗷嗷待哺，但是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她还是选择将孩子暂时交给母亲带养，自己投入夜以继日的革命工作中。

第三次武装起义大获成功，让这对革命伉俪非常欣喜。然而，随着汪精卫的公开叛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7月赵世炎也因为叛徒的叛变不幸被捕。在狱中，赵世炎面对酷刑，顽强抗争；在监狱外，夏之栩在党的帮助下，想尽办法积极营救。然而，17天的奔波、等待，却传来了丈夫被“奉命斩决”的噩耗。年仅26岁的赵世炎同志，被敌人在上海枫桥残忍杀害。临刑前，他还高喊着“工农兵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悲痛欲绝的夏之栩在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接过世炎手中的红旗，奋勇前进，直到革命胜利。”

1928年春，夏之栩生下了她和赵世炎的第二个儿子。为了保护革命遗孤，党中央决定，让夏之栩带着孩子去苏联。1929年，夏之栩带着两个儿子（大儿子3岁，小儿子1岁）来到莫斯科，把孩子寄养在国际儿童院，夏之栩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苏联学习的日子里，夏之栩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状态，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她仿佛看到了中国的明天。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厂里面参加锻炼。一年多的学习时间，让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1931年，夏之栩回到祖国，但是两个年幼的孩子却留在了苏联。1940年1月，邓颖超陪周恩来到苏联看病，并来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孩子们，邓颖超给夏之栩的大儿子取名赵令超，还把他收养做自己的儿子。周恩来给夏之栩的小儿子起了中文名字赵施格，意为发扬他父亲施英（赵世炎笔名）的风格。不幸的是，赵令超因为生病13岁便夭折在异国他乡。而夏之栩再见到小儿子，也已经是25年之后了。多年后，记者采访夏之栩，她在谈起自己与孩子的分别时动情地说：“谁说革命者没有亲情？我既是革命者，又是母亲，血浓于水，亲情是割不断的。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天各一方，无法享受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