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他在报上看到诗人光未然写的一组《抗日合唱》歌词，大受鼓舞，抑制不住同仇敌忾的激情，反复吟诵，立即把它写成群众歌曲。这就是他抗战初期的第一首杰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中高举抗日救亡旗帜，有对侵略者暴行的控诉，有对民众的战斗号召，有对胜利的信心，悲愤而豪壮刚毅。歌咏队排练期间，光未然同志亲到现场指导，他听演唱后很满意，又送《女青年战歌》请夏先生谱曲。当时《新华日报》报道说：最动人的还是混声合唱，像《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显得很感人而又雄壮”。这首歌当时刊登在刘雪庵主编的《战歌》上。1938年歌颂抗日将领的纪录影片《郝梦麟》曾采用它作插曲。1938年任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音乐组长和武汉合唱团团长兼指挥。

第二首歌就是他的不朽杰作《歌八百壮士》。这首歌是歌颂“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中英雄团长谢晋元率领八百名战士孤军奋守闸北四行仓库的光辉事迹的。会战开始前，日本侵略军狂妄地计划“十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中国驻上海军队张治中部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奋起抗击敌军，付出重大牺牲，坚守了三个月之久，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其中最振奋人心的是四行仓库一役。八百壮士在日军重重包围中孤军奋战，“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宁愿死不投降”。女中学生杨惠敏舍生忘死、泅渡苏州河向守军送国旗。一次当敌人坦克冲来的时候，一位战士身捆手榴弹从楼上跃入敌群与周围敌人同归于尽。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迹震动全国。与此同时，在全民抗日洪流中还存在着一股“抗战必亡”论的逆流，这种论调战前就存在。上海、太原、南京失守后又回潮泛起，让人痛心疾首。12月的一天，诗人桂涛声把他写的《歌八百壮士》歌词送到排练场，请夏汉兴谱曲。夏一看，“中国不会亡”，太好了。歌词中洋溢的爱国热情与自己的心情如出一辙，形象鲜明、感情充沛。他说：“这歌词太棒了，我会很快地写出来的。”回家后，他连夜把歌词作了调整，谱起曲来。当时，浴血抗战、残酷屠杀、“抗战必亡论”等等，作为背景，一齐涌上他的心头，催动他心潮澎湃。于是气势磅礴的旋律“像是从心底自然地涌现出来”。全国人民满腔悲愤，“我力图用音符发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事后他对记者回忆时说。几天后，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首次独唱这首歌，由夏先生弹钢琴伴奏（当时钢琴谱尚未写出）。

“中国不会亡”的歌声第一次从武汉响起。它是预言，是呐喊，是号角，是对日寇亡我野心和我国某些人“亡国论”的有力批判。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当场观众多次要求“再来一个”。第二天，武汉《大公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不会亡，提得好！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这一口号甚得人心，唱出了四万万同胞的心声！“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为了激励自己的救国决心，因此，夏汉兴从此改名夏之秋。这首歌当时就在《战歌》上发表，广泛传唱。1938年武汉合唱团准备出国前又改编成合唱曲。同年纪录电影片《八百壮士》及20世纪80年代台湾宽银幕故事片《八百壮士》都用此歌为主题歌。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歌八百壮士》歌集（收入的另二首是《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和《女青年战歌》）。1940年新加坡出版了《歌八百壮士》单行本。夏之秋领导的武汉合唱团当时被誉为武汉最优秀的歌咏团。他们四处演唱优秀抗日歌曲。这些歌曲作者贺绿汀、冼星海、刘雪庵、沙梅等人亲赴排练场指导。尤其是7月间，在郭沫若同志支持下在汉口维多利亚纪念堂租得场地，募捐义演三天，轰动一时。

《歌八百壮士》演出最后，听众自发地高呼“抗战到底”的口号，“中国不会亡……”的歌声与口号声响成一片，人们的爱国激情达到最高潮。武汉合唱团刚重建不久就能单独举行音乐会，宣传抗日，募捐救济武汉被炸难民，募捐支援前线。后来，他们决心把这一活动扩大到海外。8月着手准备自费前往南洋。9月成行。临行前，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何伟同志带领合唱团的三位负责人去看望董必武同志，董老向他们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到底的主张，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生活和学习的照片，要他们向海外的爱国华侨开展抗日宣传。那时候，日寇紧逼，武汉告急，机关团体纷纷疏散转移到大后方。而这群热血男女（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还有博士、硕士），却怀着“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豪情，义无反顾地踏上前途未卜的征途。他们由武汉经澳门到香港，这时自筹路费即将告罄。然而在一座会堂演唱抗战歌曲，顿时引起轰动。爱国华侨自动捐款把他们的食宿费用全包下来，有的还要子女跟随合唱团继续前进。后来到新加坡，获得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大力支持。合唱团在马来亚的巡回义演全由他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持。合唱团一行28人（周小燕去法国深造，人员调整，增加项堃组织的戏剧组）。他们通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以及《歌八百壮士》、《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战歌曲，包括夏之秋在途中创作的《卖花词》等；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等抗战剧目；加上口头宣讲、照片展览等，向广大华侨宣传抗日。他们的足迹遍及新加坡、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吉隆坡、槟城、雪兰莪、霹雳、怡保等城乡各地，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场场满座，经久不衰。每场结束前总要带领全场合唱抗日歌曲，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同仇敌忾，情绪高涨。当号召献金时，大家争先恐后，踊跃献款、认捐，不少人当场毫不犹豫地取下了自己珍爱的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热烈场面常使夏之秋等感动得热泪纵横。特别是他在香港时还创作了后来传唱得十分流行的爱国歌曲《思乡曲》，那是一个因租不到住房而露宿香港街头的晚上。当夜深人静时，远处传来一位街头卖艺人的歌声，歌声既像痛苦的呻吟，又像深重灾难中的叹息。这感人肺腑之声，深深触动了夏之秋阵阵思乡之情和民族之恨，一段段离愁别恨，爱国怀乡的旋律在他的脑海里萦绕，在那不眠之夜，他那首著名的《思乡曲》终于诞生了。这首《思乡曲》一直被人们传唱着，就在1997年“七.一”迎香港回归的北京主会场上，人们演唱着这首经典歌曲，成为纪念香港回归的重要文化活动。他们的南洋之行还推动了当地抗日歌咏活动的发展，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合唱团结束海外演出。他们在南洋巡回演出一年零七个月，历尽艰辛，总共募得2000万元（国币）巨资。全部由筹赈总会汇回祖国，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团员们除了简单的食住行由筹赈会提供外，每人每天只领两角钱的零花钱。最后，筹赈会给他们每人500美元旅费回国。夏之秋把他的那份旅费和《歌八百壮士》在新加坡出版的稿费一并捐献祖国，自己只身拿着陈嘉庚写的介绍信搭便车绕道缅甸辗转回到重庆。

夏之秋常说“我接受过别人无私的援助，我也接受过老师对我的关怀。所以我也要帮助那些有才有志的学生。”他由一个孤苦学生成长为乐坛一代宗师，与平生知遇有极大关系。他知恩图报。后来，选拔、培育英才，回报社会，成为他人生第一要义。回重庆后，他逐步转入专业音乐教学生涯。开始在中央训练团当军乐教官，应陶行知先生之邀为育才学校音乐组义务教学，并为天才儿童如杜鸣心、陈贻鑫（他们二位均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杜鸣心是舞剧《红色娘子军》、《鱼美人》的谱曲者）等个别授课。后在创办军乐学校时，直接从战时儿童保育院挑选了60名有音乐天份的难童，手把手地教他们吹奏乐器。1942年30岁时，夏之秋到设在湖北战时省会恩施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任音乐系教授。1944年回重庆任国立音乐院作曲系及少年班教授。在日本投降后，国立音乐院1946年复员迁常州。1949年，夏之秋回武汉，先后在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湖北中原大学、武汉中南音专担任教授、系副主任、副校长。1954年调天津、北京，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1986年退休，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专门为他举办了执教55周年庆祝会。夏教授教书育人，爱生如子，喜欢从小就开始培养。他音乐修养深厚、学识渊博，悉心向学生传授。

经过几十年积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体系。他要求学生内外兼备，即具备良好的演奏条件和方法，同时具备良好的内在音乐素质和敏锐的听力。他主张音乐教育要从小抓起，重视视唱练耳和开钢琴课。为办学，他几次修理过成批乐器；为充实教学，他自编练习曲教材；为训练学生手指功夫，他发明了“练指器”；为保证营养，他为即将参加国际比赛的学生订牛奶；为资助贫寒学生，他把零用钱塞在他们的琴谱里……几十年来，夏教授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铜管乐演奏和教学人才。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大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如钱万耀、李立章、冀瑞铠等是管乐教授；陈嘉敏、张振武、杨杰、黄世明、车子昭等是一级演奏员。许多著名音乐家，如严良堃、杜鸣心、杨秉孙、章棣和等都曾得益于他的陶冶。他的女儿夏三多，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深造，成为“小提琴上帝”海菲兹大师门下的中国籍弟子。1989年又考取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成为该团第一个中国籍的小提琴手。香港回归前夕，夏三多在越洋电话里对母亲说：“您哪怕带着急救药也一定要去参加北京迎香港回归的庆祝会，聆听当年爸爸发自肺腑创作的《思乡曲》。完成爸爸未竟的遗愿：香港回归”。1940年受教于夏先生的学生，如今健在的尚有20多人在台湾。1991年5月，夏老应他们的邀请赴台湾讲学。为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他以79岁高龄，不顾疾病缠身，坐上轮椅远渡台湾。相隔数十年，当年的学生隆超、许德举、周仕琏、薛耀武、张世杰等已成为台湾资深音乐界人士。有位两鬓飞霜的及门弟子还对夏老师行跪拜礼，感谢当年培育之恩。他们又培养了第二、第三代学生。隆超创办的光仁中学、光仁小学是台湾音乐人才的摇篮。夏之秋一路参观访问，并为第四代学生上课，与同行切磋。他走到哪里，那里欢迎的人群就高唱《歌八百壮士》、《思乡曲》，歌声把海峡两岸人民的心连在一起。

夏之秋是乐坛奇才。他是我国第一代有突出贡献的铜管乐专家。在他那个时代前期，我国西洋铜管乐的演奏和教学是冷门，乐器制造是缺门。他异军突起，一人在这三个方面有杰出贡献，全面提高了铜管乐的地位。这在当代乐坛是极少见到的。在前两方面，夏先生在1936年24岁时即有“中国第一把小号手”之誉。从18岁任文华军乐教员到1986年退休执教55年，他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铜管乐演奏家。即使文革期间接受批判，身心受折磨的情况下仍不忘振兴小号。1973年病愈后，他又埋头编著《小号吹奏法》（1978年正式出版），总结毕生经验，此书先后再版十多次。

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乐器制造上的贡献。1956年夏教授被北京和天津两个管乐器厂聘为顾问。他帮助他们进行产品改型换代，使工厂大大发展。如北京管乐器厂，1952年起步时原是作坊式单品种仿制厂家，到90年代发展成国家二级企业，在产能和生产规模上进入世界西洋管乐器制造业前10名的行列。他们研制的5-208高级小号，经名家幕后评比，认为与美国著名的巴哈小号难分伯仲，成为该厂出口创汇最高、国内外知名度最高的名牌。更重要的是他在小号改革上的突破。小号诞生于19世纪初，经过各国人士无数次改良，日益完善。但“自然泛音”妨碍音准的问题没有解决，使一代又一代演奏家感到遗憾。为解决传统小号某些不符合十二平均律的音准问题，夏之秋1964年就萌发了研制全控调音小号的想法。他攻关20余年，翻阅了大量资料，设计工艺，绘制图纸，在北京和天津两厂的协助下反复试验，多次修改。特别是1988年8月间，他和助手们常常废寝忘食，挑灯夜战，终于冲破了大弯处伸长管的难关，使这种“平均律小号”，又名“夏氏小号”，研制成功。在世界各国小号中尚无此先例，因而获得专利。这项发明1990年荣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获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1993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专家评论认为，“这是一项突破性的改革，是彻底完善小号性能的重大步骤。”夏老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1993年5月12日凌晨，夏之秋踏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走完了他的八十一个春秋。他给人间留下了无限宝贵的财富：他那不朽的歌曲和精心著译，他那救亡活动和南洋之行的业绩，他辛勤培育的一代代的弟子，他设计和发明的新型小号等等。而更重要的是他那崇高的精神：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无私奉献的胸怀，对音乐与艺术的无比热爱与执著追求，对学生和晚辈的无限爱心与殷切期望，对祖国前途的坚定信心。

1993年5月12日在北京去世。追思会上人们没有用挽歌，而是用雄伟悲壮的《歌八百壮士》和深情委婉的《思乡曲》伴送乐坛一代宗师远行。6月5日（夏之秋逝世后55天），《歌八百壮士》一歌荣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等评定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著作奖，即被评为近百年来142首最佳音乐作品之一而载入音乐史册。这是对这位伟大音乐家最好的纪念。

夏之秋毕生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特别是管乐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创作了一批很有影响的抗战歌曲。

夏之秋（1912 - 1993） 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不仅以其铜管乐演奏和作曲而闻名遐迩，更以其桃李满园而为人称道。他的门生中许多成为我国交响乐队铜管乐的主力演奏员，著名音乐家严良堃、杜鸣心、杨秉孙、郑小瑛、章棣和等均得益过他的陶冶。此外，夏先生创作的著名抗战歌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思乡曲》《卖花谣》、《女青年战歌》、《远征轰炸歌》。著有《小号吹奏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