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胜为政时以真言议政著称，治学时注重创新发展。他结合当时社会需要聚生讲学，建学馆，广延学子，百里之遥慕名而至，成为汉朝时期的一代名师，连皇太后也常听其讲学。

夏侯胜从小就跟其父夏侯始昌学习《尚书》及四书五经，也涉学洪范阴阳五行之说。后来又师从欧阳生学习，学问日渐精深，“孰所问，非一师也。”当时社会上形成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流派。今文经学派强调学以致用，积极进取人世，关心国事民瘼，把今文经学作为治世教材，也偏重于探索经书中的微言大义。

夏侯胜潜心研读，逐步升华出自己的文学特点，创立了今文尚书，称“大夏侯学”。夏侯建继承父学，创立了“小夏侯学”。使文为今用，推动了文学的发展。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再次掀起治学资政文学运动。二人成为“今尚文学”的开拓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

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刘贺继承大统，擢升夏侯胜为博士、光禄大夫。但因刘贺即位后极度荒淫，引起朝野不满，顾命大臣霍光渐渐产生废立之意。夏侯胜从儒家礼法立场出发，决意向刘贺进谏，以尽臣职。一天，刘贺外出游乐，夏侯胜挡在刘贺的车前冒死进谏说：“天久旱不雨，以谋可乘之机也。一旦有人作乱，皇上怎么办？”刘贺以为是妖言惑众，十分恼怒，喝令武士将夏侯胜五花大绑，投入北军狱中。而霍光和张安世大惊，退而叹说：“人已知图谋，定告之于皇上，朝廷必有惊觉，举事必遭不测”。为防不测，果断采取行动，上奏疏于太后，请下旨废昌邑王，尊立戾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为皇帝，是为汉宣帝。

汉朝皇帝都非常重视经术，重用经术之士。夏侯胜被升为长信少府，朝廷每次有大事，皇上必招他直言，并对夏侯胜说：尔“通正言，无讳前事，乃天赐卿于朕。今后尔言者无罪，知无不言。”夏侯胜的美德得到弘扬。

夏侯胜于九十岁辞世时，皇太后为其穿素服五日。汉宣帝赐给夏侯胜葬于汉昭帝的平陵。

夏侯胜为人刚直，从不为权势折腰。为国家他不仅敢于直言帝王功过，而且还是洞察奸谋的高手。据《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汉宣帝初即位，欲褒扬后来的汉武帝刘彻，意为显示皇家父慈子孝，同时也为自己扬名。诏告丞相、御史、诸侯等文武百官，商议建造武帝庙事宜。当时众官齐口称赞，还有的美言至甚。而夏侯胜听了甚感不妥，他说：“汉武帝虽然有抵御四方强敌，扩大疆土之功，但在战争中滥杀俘虏及庶民。以致浪费了大量钱财，过度铺张，白白消耗了大量财力，使百姓流离失所，逃亡在外的流民没有安顿下来，不应该给武帝立庙塑像。”话音未落，众官向夏侯胜发难：“这是天子诏书啊，做臣子当唯皇上是听，忠于君王，你诽谤先皇，罪在不赦。”夏侯胜面对这群弄臣，说：“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敬阶。意顺应，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且不闻，君为天，民为地，地以承天，天才以覆地。如地立翻覆，天何以覆地。食君禄应为君远计，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夏侯胜又说：如“果做臣子的看到君主有失而不直言，以小错铸大过，使庶民心散，让社稷危卵，何以作? ”但丞相、御史大夫广明力劾奏夏侯胜非议诏书，诋毁先帝之罪。

尽管左丞相长史黄霸阿支持夏侯胜，不同意劾奏。但在强权政治的氛围里，汉宣帝因自己的主张被臣下贬阻，终将夏侯胜下狱。之后，黄霸主持今经政学，努力推荐夏侯胜出狱讲学，夏侯胜以犯了死罪拒之。本始四年（前70年），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震，或夹杂山崩，城墙房屋倒塌，死六千多人。宣帝惧怕，大赦天下。夏侯胜出狱后被任命为谏大夫。黄霸阿荐夏侯胜有功，擢升为扬州刺史。

夏侯胜擅长讲《尚书》及《洪范五行传》，不满昌邑王的荒嬉，劝其注意臣下有谋乱之心。霍光等人正欲废黜昌邑王，当时吓了一跳，这么机密的事情，怎么走漏了风声？连忙召夏侯胜来问话，夏侯胜答曰：“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听了他的解释后，霍光“以此益重经术士”。

其实《洪范传》和现实政治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所谓“下人伐上”，是“时则”有，不是必然有。《洪范传》哪里有那么神？夏侯胜多半是洞察了朝政先机，然后用经学的语言表达了出来。皇帝确实是不理朝政，上天也确实是久阴不雨，经书上也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作为臣子及时作出预警是堂堂正正，无懈可击。不过，夏侯胜一生中的最高潮还在后头。宣帝即位后，下诏称“武帝功德茂盛，不能尽宣，欲为其立庙乐，请群臣共议”。夏侯胜真的是不怕死啊，霍光出于爱才之心，把他算作是拥立新君的功臣，其实他是有倾向昌邑王的嫌疑的，这种人是为新君所忌惮的，而他似乎也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没想到，他站出来立排众议，指斥汉武帝：“武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咸曰：“此诏书也。”言下之意，此事帝意已决，不容臣子非议。夏侯胜答道：“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夏侯胜当即下狱，丞相长史黄霸因为纵容夏侯胜的罪名，也同时下狱。在狱中夏侯胜还向黄霸传授经学，两人乐此不疲，可见其讲学之热忱。后来因为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震，两人得到了大赦，出来继续为官。《汉书》上称夏侯胜“质朴守正，简易亡威仪”，“见时谓上为君，误相字于前”——当着宣帝的面，直呼其名。不过宣帝也很贤明，不以为忤，以后再有廷议，让他畅所欲言（“先生通正言，无惩前事”）。以上种种，可见想见这位经学大师的为人。

汉朝人夏侯胜精通《尚书》，被征为博士、光禄大夫。汉宣帝本始二年，汉宣帝下诏书，褒扬汉武帝，要求群臣为汉武帝制“庙乐”。夏侯胜说：“汉武帝虽然有开疆扩土之功，但好杀多费，使天下虚耗，百姓流离，国家的元气还没有恢复，对老百姓有什么功德？不应该给他制定庙号。”夏侯胜以“大逆不道”罪被弹劾下狱，丞相长史黄霸以“知而不奏”罪也被弹劾下狱，等待处死。在狱中，黄霸请求夏侯胜讲授《尚书》，夏侯胜说：“我们都要死了，还讲什么呀?”黄霸说：“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夏侯胜就给他讲授。到了第二年冬天，关东四十九郡，死了六千多人。汉宣帝宣布大赦，夏侯胜和黄霸获释，后来夏侯胜作了太子太傅，黄霸当了丞相。（出自《汉书》）

西汉本始二年（公元前七二年）五月，即位不足两年的汉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颂扬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的诏书，要求丞相、御史与列侯（世袭的侯袭，一般为功臣或外戚及嫡系后裔）、二千石（年俸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博士讨论武帝的“尊号”和“庙乐”：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甫平氏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平、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宝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磷获，海效钜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其悼焉。

（孝武皇帝亲身实践仁义，加强军事威力，北征匈奴，使它的首领单于逃往远方，甫平氏羌、昆明、甄骆、甫越、东越，东平蔑、貉、朝鲜，开疆拓土，建立新的郡县，众多的蛮族纷纷降服，自己来到边塞请求归顺，缴获和贡献的珍宝陈列在宗庙之中。他统一音律，指导创作了乐曲歌曲，祭祀上帝，到泰山封禅，建立祭礼天帝的明堂，改变了历法年号，更新了衣冠服饰。继承了圣人的遗产，尊重贤能，封赏功臣，让已断绝的圣贤后代得到续封，表彰了周朝的后裔。崇把天地的礼仪都已齐备，扩大了继承传统和研究学术的途径。他的功绩得到上天的报答，各种吉祥的征兆纷纷涌现，宝鼎出土，白麟被捕获，大海奉献了巨鱼，神仙到处显现，高山欢呼万岁。他的功德无量，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可是他的庙中还没有与他的功绩相称的音乐，使肤感到非常伤心和不安。）

会集在朝廷的群臣自然理解这道诏书的伟大政治意义，立即表示衷心拥护，纷纷论证诏书的必要性和及时性，提出崇尊先帝的称号和方案。唯有长信少府（皇太后师傅）夏侯胜发表了惊人的反对意见：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用，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四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武帝虽然有驱逐四夷开疆拓土的功绩，但造成大批士兵和民众死士，弄得民穷财尽，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以至国家财力耗尽，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半数人口死士。到处发生蝗灾，赤地数千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还没有恢复元气。武帝对百姓没有什么功德恩泽，不应该给他制定庙乐。）

这自然引起群臣一片哗然，尽管他们举不出反驳夏侯胜的理由，却一致反对：“这可是诏书！”“难道你敢反对诏书?”也有好心人劝他不要冒违抗最高指示和否定伟大先帝的风险，可夏侯胜不为所动：“这道诏书不应该执行。当臣子的职责，必须坚持真理，直言无讳，而不是为了讨好皇帝而顺从他的旨意。我的话己出口，绝不收回，就是死了也不后悔。”为了坚决维护皇帝的权威，不折不扣地落实诏书，丞相蔡义和御史大夫田广明带头声讨夏侯胜“非议招书，毁先帝 ”的罪行，定性为“大逆不道”；又揭发丞相长史（丞相府秘书长）黄霸事先知道夏侯胜的观点而没有举报，犯有包庇怂恿之罪；两人都被捕入狱，判处死刑。

经历了这场风波，大臣们以更大的积极性落实诏书，很快拟定方案：尊武帝的庙号为世宗庙，在庙中演奏《盛德》、《文始》、《五行》舞曲，全国臣民永远供奉，世世代代铭记他的伟大功绩。武帝生前巡行过的四十九个郡国（约占全国郡国的一半）都建立世宗庙、像高祖（刘邦）庙和太宗（文帝刘恒）庙一样。在宣帝前的西汉六位皇帝中，武帝是第三位享有特殊地位的皇帝。宣帝立即批准，下令在全国实行。为庆祝这一重大决定，特地给全国成年男子普遍增加一级爵位，并赏赐酒肉，让百姓痛饮一次，以示普天同庆。不过汉宣帝并没有按惯例将夏侯胜和黄霸按“大逆不道”罪处死并“夷三族”，而是长期关押，夏侯胜与黄霸也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夏侯胜是经学名家，黄霸要求在狱中接受传授，夏侯胜推辞，说我们都是死刑犯，黄霸却引用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夏侯胜深受感动，就一直给他讲授。

两年后，关东四十九个郡同时发生地震，造成山崩地裂，城墙房屋倒塌，死了六千多人。宣帝在赈灾的同时宣布大赦，夏侯胜与黄霸获释，分别被任命为谏大大给事中（皇帝亲近谏官、内廷秘书）和扬州刺史（扬州大区的监察官）。这就透露出了汉宣帝的微妙态度，也说明了武帝庙乐之议的背景并不是那么简单。武帝是宣帝的曾祖父，但宣帝的祖父母、父母都死于武帝之手，宣帝自己也差一点被杀于襁褓之中。宣帝的祖父刘据是武帝的长子。武帝虽然少年即位，后妃众多，但直到二十九岁时卫夫人才生下刘据，所以喜出望外，卫夫人立即被立为皇后，刘据七岁就被立为皇太子。刘据十六岁时纳史良娣，不久即生下皇太孙刘进（史皇孙），到征和二年（前九一年）史皇孙的王夫人生下宣帝，称为皇曾孙。六十六岁的武帝已经四代同堂，在西汉诸帝中实属异数，就是在历代帝王中也不多见。

可是就在宣帝生下的几个月，一场震惊朝野的事变发生了。由于宠臣江充的挑拨离间，多病又多疑的武帝竟相信他骗造的离奇谣言――从朝廷到后宫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巫蛊”阴谋集团，企图通过巫术咒诅来谋害他。在使武帝杀了巫梢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卫皇后的外甥后，江充把清查的范围扩大到宫中，据说在太子宫中掘到了用于咒诅的桐木人。当时武帝正在离长安数百里的甘泉宫避暑养病，连皇后也无法与他联系，太子惊慌失措，深恐无法向武帝辩白，决定先发制人，假传武帝旨意捕杀江充一伙。太子以镇压江充谋反的名义发兵，与丞相刘屈氂拥鞫?的军队交战，兵败后逃出长安，卫皇后自杀。太子在湖县被围捕时自杀，史良娣、史皇孙和太子的其他子女全部被杀，只留下宣帝这个婴儿，也被关在监狱。武帝临死前不久，看风水的人对他说，长安的监狱中有天子气，武帝派使者去各监狱将犯人不分轻重全部杀净。使者在半夜到达，负责此案的邴吉紧闭大门，不让他进入，才使宣帝保全性命。

以后宣帝一直流落民间，十八岁时才被大将军霍光立为皇帝。尽管这位从未见过面的曾祖父实际上是杀了他全家的仇人，却是宣帝的皇位和权力的来源。武帝六个儿子中，除长子（太子）据、昭帝、齐王闳、燕王旦、昌邑王髆已死外，还有广陵王胥在世。昭帝死时，群臣一度主张立广陵王，被霍光以他行为“失道”而否决，立了武帝孙子辈的昌邑王贺（刘髆之子）。昌邑王被废时，武帝的孙辈、曾孙辈的人还不少，如果将挑选的范围扩大到武帝一系之外，刘氏宗室中称得上合适的人选就更多，并无非立宣帝不可的理由。至于说到“贤”，一直生活在民间的宣帝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即使在后世为他修的本纪中，也只能举出曾经学过《诗经》，“高材好学”这一条，却不得不承认他“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并曾在莲勺县受人困辱，看来至少有些市井小流氓习气。所以他的仅有优势是武帝的嫡长曾孙，一切都离不开武帝影响力的存在，如果否定了武帝，他自己的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了。所以宣帝不仅不能批评武帝、还要大力颂扬他的功绩，给予最大的尊崇，维持他的绝对权威。

宣帝即位后，照例要追尊自己的父祖。但当他让有关部门确定“故皇太子”的谥号时，得到的结果仍是一个“戾”字。“戾太子”的意思就是“蒙受冤屈的太子”。这是由于汉武帝生前虽然已经知道太子的无辜，却从来没有给他作过平反，大臣们不敢贸然改变，宣帝也只能接受先帝留下的冤案，因为他要维持武帝这面旗帜，就不能另立是非标准，尽管事关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对宣帝另一项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大将军霍光。武帝临终时，与霍光同时奉遗诏辅佐少主的大臣还有金日䃅、上官桀和桑弘羊，但金日䃅不久就去世，上官桀和桑弘羊都因谋反罪被杀，霍光成为仅有的顾命大臣。昭帝死后立昌邑王刘贺，不久废昌邑王，再立宣帝，最后决定权都操于霍光之手。到宣帝继位，霍光执掌大权已长达十五年。在这样一位权倾朝野，实际据有最高权力，甚至可以对皇帝生杀予夺的“大将军”的庇护下，从平民直接登上帝位、毫无政治资本和人事基础的宣帝的处境和心态是可想而知的。

宣帝即位之初，要去拜遏高祖庙，站在他车上作为护卫的就是霍光，宣帝内心既紧张又害怕，“若有芒刺在背”。宣帝此前已娶许广汉之女，并生了一个儿子（元帝），但霍光想将小女儿嫁给他，大臣们已经开始造立皇后的舆论。宣帝不敢公开对抗，就下了一道诏书寻找他原来用过的一把剑。大臣们明白他的真意，建议立许氏为皇后。许广汉照例应被封为侯，霍光借口他是受过宫刑的人、不宜当侯国之主，拖了一年多才封他为昌成君。待许后再次分娩时。霍光的太太指使女医将她毒死，霍光的女儿还是当了皇后。宣帝即位后，霍光曾表示要交回执政权，宣帝当然不敢接受，经过一番谦让，还是下令凡事先禀告霍光，然后再上奏。霍光每次朝见时、宣帝都战战兢兢，谦卑到了极点。宣帝自然不会忘记昌邑王的下场，自己是否“贤”实际都是由霍光说了算，而霍光无法否定的就是武帝嫡长曾孙的身分，而霍光的权力也是由武帝临终所授，所以武帝这面旗帜举得越高，自己的地位就越安全。其实在武帝晚年时，臣民的不满已相当严重。武帝不得不下诏罪己，以缓和矛盾。在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年）举行的盐铁会议上，由全国各地推举出来的六十多位贤良、文学历数民间疾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贤良、文学对武带的盐铁官营、赋税徭役、对匈奴用兵、开疆拓土等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且不说他们大量骂秦始皇的话实际都是指汉武帝、就是直接指责汉武帝的话也非常尖锐。贤良和文学如此大胆，当然得到了执政的大将军霍光的默许或支持。这倒不是霍光有意背叛武帝，实在是国家急需休养生息，已经到了非改变武帝的政策不可的地步了。来自民间、接近下层的宣帝，不会不知道武帝留下的恶果，所以他重新称颂武帝，上尊号，定庙乐，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倒退。

夏侯胜虽然激烈地批评武帝，但也没有否定他“攘四夷扩土斥境”的功绩，不过他所列举的武帝的罪过也是铁的事实，以至满朝承奉诏书的大臣也无能为武帝辩护。他列出的事实中“多杀士众，竭民财用，奢泰亡度”，还可以说是一般性的问题，再说哪一个皇帝不杀人，不奢侈?“蝗虫四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可以解释是“连续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但最难推卸责任的却是“物故者半”。一个社会如果死了一半人，统治者还有什么英明伟大可言?夏侯胜讲的究竟是否事实，二千多年来没有人认真作过考证，当代也有人不以为然。我在撰写《西汉人口地理》时作了一番研究，发现汉武帝时的人口损失虽然远没有达到一半，但已经极其严重。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间，人口能保持正常增长（约每年千分之七）的只有七年，低于正常增长的二十一年，而人口减少或毫无增长的有二十六年。而且，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武帝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中，当然有一部分是必要的，不得已的，例如反击匈奴的入侵，进而主动出击，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但一部分是毫无必要，完全可以避免，甚至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例如对远在中亚的大宛的用兵，就是出于掠夺当地的名马、并趁机让宠妃李夫人的兄弟李广利立功封侯的目的。但不管哪一类战争，都会造成人口大量损耗，更何况规模过大、过于频繁战争的影响不仅是人口的直接伤亡，还使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力和畜力大量减少。当时的战场大多在遥远的边疆，甚至远达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需要的粮食和物资却要从太行山以东地区运去，有时运输人员或牲畜队伤亡消耗了绝大多数，运到目的地的粮食只有数十分之一。战争征用的牲口往往数以十万计，结果损失殆尽，如元狩四年（前一一九年）卫青、霍去病征匈奴。随同出塞的马有十四万队但返回的不到三万匹；又如太初三年（前一○二年）李广利出兵西域时，出动的人员有数十万，牛十万头马三万匹，其他大牲口数万头，次年能回到玉门关的只有万余人和千余匹马。

四年（辛亥，公元前70年）春季，三月乙卯（十一日），立霍光的女儿霍成君为皇后，大赦天下。当初，许皇后出身微贱，登上皇后宝座的时间不长，其侍从、车马、服饰等都非常节俭。及至霍成君立为皇后，车驾、侍从等日益盛大，对官属的赏赐以千万计，与许皇后时有天壤之别。夏季，四月壬寅（二十九日），四十九个郡、国同一天发生地震，有的地方发生山崩，毁坏城郭、房屋，死亡六千余人，北海、琅邪两郡的太祖、太宗庙也被震坏。汉宣帝下诏，命丞相、御史与列侯、中二千石官员等，向精通经书的学者广泛征询应付灾异事变的办法，不要有所避讳。又命三辅、太常、内郡国各举荐贤良、方正之士各一人。大赦天下。汉宣帝身穿素服，避开正殿五天，释放夏侯胜、黄霸，任命夏侯胜为谏大夫、给事中，黄霸为扬州刺史。

夏侯胜为人正直质朴，平易近人，没有威仪，有时竟称皇帝为“君”，或在皇帝面前直呼别人的表字，而汉宣帝却也因此而亲信他。有一次，夏侯胜晋见汉宣帝，出宫后将汉宣帝讲的话说给别人，汉宣帝知道后责备夏侯胜，夏侯胜说：“陛下的话说得好，所以我才转告别人。昔日帝尧的话天下传扬，被人背诵。我认为陛下的话值得传扬，所以才传扬。”每当朝廷商议国家大事，汉宣帝知道夏侯胜一向直率，便对他说：“先生发表高论时，不要把以前的事放在心上”。不久，夏侯胜重新担任长信少府，后调任太子太傅。夏侯胜九十岁时去世，太后特赐奠仪二百万钱，并为夏侯胜之死穿了五天素服，以报答师恩。儒生们都引以为荣。

五月，有凤凰聚集在北海郡的安丘县、淳于县。广川王刘去被指控杀死自己的老师和姬妾十余人，或将熔化的铅汁、锡汁灌入口中，或被肢解，再掺上毒药烹煮，使之糜烂。汉宣帝废去刘去王爵，将其放逐到上庸，导致刘去自杀。

儿子：夏侯兼，左曹太中大夫；

孙子：夏侯尧，长信少府、大司农、大鸿胪；

曾孙：夏侯蕃，郡守；

侄子：夏侯赏、夏侯建；

侄孙：夏侯定国、夏侯千秋。

夏侯胜：（生卒年待考），字长公，著名西汉朝学者，今文尚书学“大夏侯学”的开创者。夏侯胜少孤，勤奋好学。曾从夏侯始昌受《尚书》学专家儿宽的弟子简卿问学。史载其“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汉书·夏侯胜传》）又通灾异之学，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之得失。善说礼服。

宣帝时，立为博士，创今文《尚书》“大夏侯学”，曾官光禄大夫、长信少府、太子太傅等职。为人质朴守正，简易而无威仪。宣扬儒家经学，经常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经学不明，不如归耕。”（《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有《尚书大小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均佚。清陈乔枞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收在《皇清经解续编》中。